2022年12月22日16:03:04 历史 1519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仅一九三八和一九三九两年，就达国币一亿四千四百四十五万六千元，加上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〇两年的捐款，总数约达二、三亿元。除此以外，陈嘉庚还在南洋主持劝募购买“救国公债”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仅在马来亚就募购公债一千五百万元;又为宋美龄任主席的重庆“难童保育会”和“寒衣募捐会”在马来亚向华侨募捐五百多万元。

当时中国半壁河山已沦于敌人的铁蹄之下，财政来源大大减少，华侨捐款加上华侨赡家汇款对祖国的财政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据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一九三九年军费为十八亿元。同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十一亿元，其中捐款约占百分之十，而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多。陈嘉庚为了抗战救国，领导华侨筹赈,始终是十分努力的。

一九四〇年三月下旬，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回国考察和慰问。蒋介石政府因为陈嘉庚对华侨界有巨大号召力，特别是因为陈嘉庚领导华侨筹赈作出了很大成绩，把他当作一个大财神，因而把欢迎陈嘉庚当作一件大事，动员了有关的党、政、军大员欢迎并接待陈嘉庚。

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也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爱国人士的欢迎和重视。

国民党当局在蒋介石亲自策划之下,对待陈嘉庚的主要手法，最初是“捧”和“拉”，就是挖空心思地捧，千方百计地拉。为了捧陈嘉庚，蒋介石政府在重庆一地即准备八万元经费，要举行一系列大小宴会，以博取陈嘉庚的欢心。不料陈嘉庚对这样的奢侈应酬极为反感，他认为在军民艰苦抗战之时,不该如此铺张浪费,并担心引起各地连锁反应，竞相挥霍，因此特地在重庆各报刊登一则启事:“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慰劳团中的国民党人侯西反，说他在重庆六十多天，无日不被请赴宴，常常一天要赴宴两次。陈嘉庚对国民党官僚这种作风印象很坏。

蒋介石他们认为，如果能把陈嘉庚拉入国民党，不但可以借助于这个大财神，使他们“生财有道”;还可以利用他的威望，为国民党争取过来更多的华侨。因此，在陈嘉庚到达重庆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就在一个宴会上宣布:“我们欢迎陈嘉庚先生来共同领导国民党!”陈嘉庚沉默不语，一时宴会上静寂无声，使朱家骅十分尴尬。老奸巨滑的戴季陶看见陈嘉庚面有不愉之色，赶快起来打圆场说:“陈先生热诚为国家社会服务，入党不入党是一样的。”这才缓和了宴会上的紧张空气。他们原以为当场给陈老一顶高帽子，不难把他拉入党内，哪里知道陈嘉庚不上他们的圈套。

蒋介石在第一次宴请陈嘉庚时，装出一付虚怀若谷的假象，问陈对重庆有何观感。陈嘉庚说，他自己对政治是个门外汉，重庆工厂还未参观，提不出什么重要的意见，只觉得重庆的人力车和汽车都很脏，不但影响观瞻，也不卫生。蒋介石一听，煞有介事似地把意见记入手册，并下令全市车辆要注意清洁卫生。这只不过是做给陈看，以讨陈的欢心而已。

蒋介石又听说陈嘉庚平素俭朴,所以在嘉陵新村特地只用四、五样菜加些面包招待陈嘉庚和慰劳团，以标榜其所谓的新生活运动。但重庆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挥金若土的情形，瞒不过陈嘉庚的眼睛。在重庆，最令陈嘉庚不满的是蒋介石政府要员的贪污营私。嘉陵新村富丽堂皇的大官私邸，使他极为惊讶;当他听到那座宏伟新颖的嘉陵宾馆为孔祥熙私人所开时，起初不大相信，后来孔祥熙亲口承认确是他所开办，使陈嘉庚为之愕然。他想孔祥熙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民脂，可见国民党大官贪污腐化确非虚传。

一次重庆经济学社请陈嘉庚在重庆大学礼堂演讲有关华侨回国投资问题。陈老指出，要华侨回国投资，国民党政府必须先有信用。大会主席马寅初最后讲话，称赞陈嘉庚的话切中时弊，并且说:“现在国家不幸遭受强敌侵略，危险万状。可是保管外汇的人，却不顾大局，偷窃外汇，而且贪得无厌，获利竟达六、七千万元，将留给自己子孙买棺材!”马寅初慷慨激昂，几乎声泪俱下，使陈嘉庚深深感动。他说:“其忠勇直爽，不怕权威，深为在座千百人所敬仰。”坐在陈老旁边的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的周季诲悄悄对陈老说:“这种话，除了马寅初，谁也不敢说。”陈嘉庚因此十分敬佩马寅初，同时对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化有了更深的印象。

陈嘉庚虽然对重庆许多现象感到很失望，但是中国什么地方有光明，他当时还看不出来，所以还寄希望于蒋介石能够改革弊政，使抗战获得最后的胜利。他在重庆出席许多大会，如国民参政会的欢迎会、重庆军政民各界联合欢迎会、政府各机关欢迎慰劳团的宴会等等，也和许多重要人物谈过话，包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长孙科、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以及宋子文、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冯玉祥、邵力子、翁文灏、王世杰等等。他在这期间的发言，主要是报告华侨支持抗战的情况，询问我国抗战中的军事和经济等问题，尤其关心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抗战到底，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贪污腐化还不曾公开提出抨击，只闷在心里。当时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曾特地去访问陈老，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衣三件给他。陈嘉庚也对他们表示关心国共合作的问题。董必武等三人请他去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欢迎茶会，他在茶会上的讲话主要也是关于南洋华侨支持抗战的情况，希望国共两党以救亡为前提，竭力避免内战，合作抗战到底，以免海外华侨痛心失望。陈老在茶会中问起他如果到延安去访问毛主席，应该从什么地方去，需要多少天，路上交通如何?叶剑英回答说，如果到了西安，可以去找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他通知准备车辆，把陈嘉庚送至延安。不久，毛主席就从延安打来一封电报，正式邀请陈老到延安去。

陈嘉庚要访问延安的消息，给了蒋介石很大的震动。于是国民党人对待陈嘉庚,除了“捧”和“拉”的手法以外，还加上“防”,就是千方百计防止他与中共接近，更要防止他倾向中共。

陈嘉庚由重庆到成都的时候，蒋介石因为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也到了成都。他立即发出请柬，请陈嘉庚参加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宴会结束的时候，还约陈嘉庚第二天同进午餐，并在第二天早上就派人送来正式请柬。这一餐午饭，蒋介石还叫宋美龄作陪。吃完饭，陈嘉庚告辞，蒋又留陈老谈话。开始蒋问:“陈先生要从成都到哪里?”陈回答:“要到兰州和西安。”蒋又问:“还要到什么别的地方?”陈老知道蒋的意思，就老老实实地回答:“如果有车可以到延安，也想去。”于是蒋介石大骂共产党，说了中共许多坏话，意思是叫陈嘉庚不要去延安。但是陈老回答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蒋介石看见陈嘉庚坚持要去延安，既没有理由可以阻止他，又不好引起这个“财神”反感，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他想，陈嘉庚是个资本家，大概不会轻易同情共产党，如果陈不相信共产党的话而能为国民党所利用，倒是一个反共的很好工具。

陈嘉庚由西安去延安的时候，临行时，国民党西省政府一个寿科长又匆匆赶来，说省政府派他送陈嘉庚赴延安，并要陈先生与他同车。他是负责监视陈嘉庚行动的任务的。经过洛川的时候，有一些所谓“民众”往陈老车上递了不少诬蔑共产党的“控诉书”，内容大同小异。这种伪造的“民意”骗不了陈嘉庚。他把“控诉书”拿给寿科长看，然后撕碎投弃在路边。陈嘉庚到延安的第二天,第十八集团军的蒋处长去见陈老，说自己坐的车昨晚才到达延安，并且交给陈老一份“控诉书”。原来这份责骂中共的“控诉书”误投到了他的车里，因为“控诉书”写明要交给陈先生，所以他带来照交。陈嘉庚对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陈嘉庚在延安八天。这期间毛主席到他寓所谈了几次话，并同他吃午饭或晚饭，朱总司令也陪他参观了一些地方。陈老还出席了延安各界的欢迎会，也应邀出席讲演会，并和当时在延安的归侨及厦大、集美两校校友交谈。陈嘉庚发现中共领导人对他的接待和国民党当局有很大不同。同是欢迎，中共领导人朴素而诚恳，而国民党当局却是奢侈而虚伪。他对延安最好的印象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没有苛捐杂税，不象国民党统治区捐税多如牛毛。

第二，领导人廉洁，他们的工资和一般干部、士兵相差很小。这同国民党达官贵人的贪污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失业的人，人民生活过得去，不象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

第四，领导与群众平等相处，不象国民党统治区等级森严。第五，治安好。

第六，男女关系严肃。

第七，朴素成风。

此外还提倡开荒，鼓励人民生产，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实行县长民选等等。

陈嘉庚这一次访问延安的结果，发现了当时黑暗的中国有了一片光明，所以他在重庆等地参观慰劳时所产生的一腔悲观失望的心情完全消失，看出中国已经出了救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一点,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陈嘉庚访问延安以后，虽然内心是喜悦兴奋的，但是他在延安以及由延安回到重庆初期，并不把这种心情轻易表露出来。他当时还是希望国共合作，抗战到底。

陈嘉庚回到西安的当天晚上，蒋鼎文和陈立夫就到招待所去见他，陈立夫开口即大骂共产党，蒋鼎文在旁边帮腔。陈嘉庚要由西安乘火车去华阴的时候，蒋鼎文又布置特务以所谓“铁路局长”的名义，设宴为陈老送行。“局长”首先大骂中共“通敌”，利用火车运输“敌货”，还诬蔑中共贪污。接着陪席的人也轮流一个劲地大骂中共。陈嘉庚完全看穿了他们的请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企图向他灌迷魂汤，于是他率直地告诉他们:“我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当然带有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决不致为人蒙蔽，以致辜负华侨的委托。”

陈嘉庚虽然心里十分钦佩中共，但是他在延安没有说过一句歌颂中共的话。一路上也不愿轻易谈论他在延安的观感，不但对监视他的寿科长如此，对陪伴他的朋友侯西反也如此。对于沿途向他大骂中共的人，他也不屑同他们争论，因为他知道这无异于对牛弹琴，而且会打草惊蛇。

当时重庆有个国民外交协会，主席是陈铭枢，侯西反也是这个协会的常务委员。这个协会通过侯西反请陈嘉庚去讲演，讲题是《西北之观感》。陈老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他认为藏在心里的许多重要的话已经到了公开的时候了。

这回的讲演会有几百人出席，一个会堂挤得满满的，其中有各界人士，包括新闻记者。陈嘉庚举出他在延安所看到的许多生动的事实,证明延安无论哪方面都有一派新气象。重庆当时十一家报馆，多数受着国民党控制,所以有五家完全不刊登陈老的演词，有五家只刊登一点内容，只有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全部发表。当时陈老这篇演讲词，在重庆轰动一时,对国民党人来说,无异是爆炸了一颗重型炮弹。许多有正义感的人听了陈老的演讲,仿佛在混浊空气中突然吸到了股新鲜的空气，纷纷奔走相告，一时传遍重庆山城。国民党人纷纷向侯西反表示不满。侯只好向陈嘉庚反映，说陈老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演讲，未免为共产

党火上添油”。陈老说:“我所说的都是事实，也是你亲眼所见的。你们说我替共产党说话,那么贵党也应该实行良好的政治,同共产党竞争，这样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又说:“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我决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陈嘉庚于一九四〇年七月底由重庆乘飞机赴昆明，然后经贵州、广西、湖南、广东、江西、浙江到他的家乡福建。当他离开重庆时，朱家骅代表蒋介石去送行，并说蒋介石要派王泉笙陪陈老到西南各省视察。陈嘉庚意识到蒋介石的用意，在昆明写一封航空信给蒋介石，信里直言不讳地指出蒋派王泉笙去陪他视察，无非是要监视他，怕他沿途说中共的好话。并且警告蒋介石:“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由于陈嘉庚戳穿了派王泉笙陪行的阴谋，蒋介石只好命令王泉笙中止出发。

国民党当局不但害怕陈嘉庚在西南各省发表他的观感，更担心他回到南洋报告中共的良好政治和国民党的腐败真相，于是对待陈嘉庚的手段，在捧、拉、防、骗之外，又增加了一个字:打!

陈嘉庚回到南洋，向侨胞如实报告他在国内视察的见闻及观感，使广大侨胞了解到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也看到解放区的光明，把华侨的爱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蒋介石特使吴铁城，以及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之流，在南洋煽动华侨反对陈嘉庚，企图破坏华侨的团结，受到陈嘉庚和广大爱国侨胞的反击，形成一场尖锐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嘉庚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称自己不愿再到四川去和蒋介石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