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学智回忆录-115

黄部长听了我的意见，觉得有道理。很快，他找到彭总，陈述了我们的意见。之后，又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多数同志认为财务归后勤管比较顺，便于工作。于是，经军委批准，1957年5月15日撤销了总财务部，并入总后勤部。

第三，制订标准制度，必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没有统一性，就谈不上标准制度，更不会有权威性，但统一性不是机械死板，必须在坚持共性的前提下照顾到局部和个性，做到与灵活性相结合。比如制订伙食标准和食物定量标准，同一地区、同类灶别，伙食标准应该是统一的；食物定量从营养学的角度，也大体上应该有个标准比例。但是，一天到底吃多少菜、多少肉、多少酱油、多少醋，等等，则不能完全按比例、标准规定得太死、太细。规定太死了，不利于工作，有些人就有意见，说我不吃醋，为什么不能买成酱油呢？我不吃肉，为什么不能买成鸡蛋？因此，制订标准、制度必须坚持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多方听取意见，允许试验，及时修改，这样制订出的标准制度才能更合理、更具群众性，也才便于执行和落实。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从长期的战争状态进入和平时期，军队后勤工作也必须实现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历史性转折。为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理顺后勤体制，健全组织机构，完善标准制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开创性的工作，极其复杂，很不容易。但这项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一个主要原因是得益于一大批从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同志，大家热情很高，干劲很大，所以比较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叛乱，解放军平叛 部队奉命进藏平叛。

军委决定派我进藏，了解西藏平叛和物资供应情况。西藏属于高原地区，气候恶劣，高寒缺氧。让我进藏，主要是考虑我比较年轻，身体好，能受得住艰苦环境的考验。另外，西藏距离内地远，后勤运输线长，道路又不好，要保证部队供应，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我随即做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进行身体健康状况检查。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全面体检。

北京刚刚入春，我就带着几个人乘火车到了兰州，后改乘汽车到了青海的格尔木。那时的格尔木是一大片盐滩，没有房子，条件非常艰苦。在那里终于等到了好天气，我乘小飞机进了藏。

我于5月初到拉萨以后，首先到医院看望了伤病员，然后到西藏军区和进藏部队中了解后勤供应情况，先后去了林芝、山南、亚东和日喀则等地。部队需要什么，我及时组织从内地调运，以保证平叛的必需，并就西藏军区后勤工作建设和进藏部队的长期物资供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我从进藏到出藏，前后一个多月时间。平叛没有完全结束，我就乘汽车从青藏线回到了内地，因为中央要我回来参加庐山会议。

我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当年7月的庐山会议，一开始我没有参加。7月14日，彭德怀在会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形势发生了变化，要公开批判彭德怀。这样，庐山会议进入第二阶段，中央通知我一定要参加。

我一到庐山，先让我听了毛主席的一个讲话录音，内容是批判彭德怀写的那封信，批判他右倾保守。彭总的信，我也看了，总觉得彭总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敢讲真话、讲实话，是忧国忧民的表现。有人说天津的稻子长得多么多么粗壮，能驮住人；还说一亩地能打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就感到太夸大了，不可信。我当时确实感到彭总的信中反映了真实情况。因为我在广东曾目睹了一些怪事，如地里庄稼熟了没人割，人都大炼钢铁去了。我曾向陶铸提出抽人割庄稼，不然老百姓要没饭吃的。为了大炼钢铁，连一些军营里的松树都砍了，对此我也有看法。但我看了彭总的信后没有说话，说什么呢？因为讲真话不是时机，违心的话我绝不会说的、没有事实根据随便讲不行。

会上有一些人批彭总很“积极”，说大跃进怎么怎么好，彭德怀怎么怎么右倾，这等于火上浇油，使争论越来越激烈。以后，又有人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里通外国。这一点我怎么也想不通。我说彭德怀出访东欧是中央批准的，又不会说外语，会谈都有翻译在旁边，还有陪同人员，他怎么能里通外国呢。后来，又有人说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这几个人是反党集团。这一下，问题就升级了，开大会，开小会，批判他们，无限上纲。

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逐步升级，说彭总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不是一般的错误了，而是上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的高度，性质一下子变了。

庐山会议以后，接着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主要是揭发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这次会上，有的人把我也给扯了进去，让我揭发彭总的问题，说什么总后是彭德怀的“黑窝子”，彭德怀和洪学智不是一般关系，对我进行批判。

听到这样的责难，我真是哭笑不得，有口难辩。说实在的，我对彭总历史上的情况了解不多，抗美援朝战争时我们在一起，是工作关系、同志关系，他领导我，我配合他，合作得很好，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结下了革命情谊。这是很正常的关系，有什么可揭的！在这次会上，对我的所谓揭发批判，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件事：

一是说我当总后勤部部长与彭德怀有关，是他许的愿。这件事情有一个背景，前面已经讲过：志愿军成立后勤司令部时，党委讨论决定让我兼任司令员，我当时说我服从决定，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回国后不再干后勤工作。当时彭总同意了。就在彭总回国前，召开志愿军党委会，我跟彭总说，你以前可同意了我在志愿军管后勤工作，等战争胜利回国后，我就不再干后勤了。我这么一讲，彭总把我批了一顿，他说：“共产党员干工作还讲条件，还挑挑拣拣？回国后如果让我当参谋总长，跑不了你还得干后勤。”

就这么一件事，结果成了我的一条罪状。当时，我心里真是不服气。我当总后勤部部长是军委集体讨论的，毛主席任命的。军委会上通不过，毛主席不同意，我能当总后勤部部长吗？怎么能说是彭德怀许的愿呢？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没人听我的申述，申述也没用，反而说你态度不好或不认识自己的问题。

第二件事，在朝鲜打第五次战役前，一天研究作战方案，彭总让我们提出建议，这次战役该怎么打。我建议把敌人放进来，诱敌深入，以逸待劳，选择好的战机歼灭敌人。邓华和解方也同意把敌人放进来打。

彭总有自己的想法，不同意我们的建议。见彭总有些不高兴，我们几个马上站起来说：仗还是要打，怎么打最后由老总定，我们提的意见仅供老总参考。吃中午饭时，我左思右想，觉得还是把敌人放进来打好。这时，邓华、解方都走了。我来到彭总身边，很认真地对他说：“参谋有三次建议权，我认为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更好一些。”接着我又陈述了一遍自己的想法。我说完之后，彭总说我的意见也有道理，他似乎仍坚持自己的看法。

最后，还是按彭总的意见打的第五次战役。朝鲜战争结束后，向军委汇报作战情况，几个老帅都参加了。作战情况是邓华汇报的，后勤供应保障是我讲的。最后，彭总作总结性发言。他说：“今天看，打五次战役时，洪学智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时我没有采纳。”

就这件事，有人做了文章，说彭德怀多么器重你洪学智，表扬你正确，他自己有失误。

第三件事情是朝鲜给彭总授勋之后，有一次在志愿军党委会上，彭总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

我想，彭总这么讲，是说后勤供应保障对前线作战的极端重要。因为我们远离祖国，战线很长，后方运输又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作战物资的补给十分困难。每一次战役，每一个作战想定，都不能不充分考虑作战物资的供应保障情况，都不能不受到后勤的制约。因此，作战取得了胜利，彭总对后勤保障和供应看得很重。他的话，是对全体后勤人员的莫大奖赏，也表现了彭总的伟大和谦虚。

就这件事，又成为别人批判我的“把柄”，说你看彭德怀多么器重你洪学智，连朝鲜授予的勋章都想让给你。

此外，再有一条罪状，就是说我和黄克诚长期在一起。在新四军3师时在一起，在总后又长期在一起。这不就罪加一等了！

军委扩大会议之后，总后又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要我交待问题，肃清我的影响。会上也没揭出什么问题。能有什么问题呢，我心里清楚得很。

以后，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也撤了黄克诚的总参谋长职务。1959年10月，我被免去总后勤部部长职务，下放到东北吉林省当厅长。邓华也被下放到四川当副省长。还有万毅、钟伟等一些人也受到了牵连。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部 长，他讲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一大批老同志太不公平了，并对邓小平同志说，要清理、纠正、平反。但那时为彭德怀等同志平反还很不容易，因为“两个凡是”还在起作用。

但是，历史早已对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等一些重大事件和刘少奇、彭德怀等重要人物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教训不能忘记！人民更不会忘记那些为正义、为真理而献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