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在韶山逝世,年仅53岁。
母亲病逝的时候,毛泽东并不在床前。当他带着弟弟毛泽覃马不停蹄赶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
晚年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跟自己的护士长谈起过这件事情,他说:“很早的时候,我跟母亲提过,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她躺在病床上难受,我想让她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美好的样子,所以我想离开她一阵子。母亲同意了,她一向都善解人意。直到现在,母亲在我记忆中的样子都十分美好,就跟她年轻时一样。”
1959年6月,毛泽东再次回到了韶山故土。在这陌生又熟悉的地方,他站在母亲的遗像前面,旁若无人般自言自语:“倘若在今天,您就不会死了。”
第二天天刚微微亮,毛泽东就起床了,踏着清晨的露水,前往母亲的墓前吊唁。他手拿一捧松枝轻轻放在了墓碑前,然后深情地说道:“前人辛苦后人享福。”
吊唁结束后,毛泽东对身边的罗瑞卿说:“我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打心底里就不信奉鬼神。可是生我养我者父母也,教我者同志、朋友也。等下次再回来,我一定还要来看看母亲。”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是一位中国传统贤妻良母的样子。在毛泽东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母亲是对他影响最大的那个人。
作为一名普通的妇女,她一生勤劳,默默操持家务,待人淳朴,而且极富同情心,这都影响着儿时的毛泽东,为他日后的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础。
“石三伢子是要干大事的人”
文七妹于1867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唐家沱村,原名文素勤,因在家中排行第七,大家都喜欢喊她七妹,渐渐地也就没人喊她的大名了。
文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他们的祖上先人。虽说此时的文家没有南宋时期的风光,但也比寻常人家好上太多了。
1885年,18岁的文七妹嫁给了15岁的毛贻昌。俗话说得好:女大三抱金砖,这句话在毛家还真的应验了。
相比文家而言,毛家的家境差了很多。而文七妹一到毛家,就把自己勤劳持家的优良品德展现了出来,帮助丈夫把毛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街坊四邻都常常称赞毛家找了个好媳妇。
结婚后的第二年,为了补贴家用,毛贻昌选择了外出当兵。在当兵的时候,毛贻昌偶然发现了一个致富的门路,回家之后就做起了生意,毛家的生活也随着渐渐好了起来。
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家庭中,严父慈母是很平常的现象,毛家也是如此。毛贻昌平日里总是板着张脸,对孩子们的要求很严苛。
后来毛主席在谈起父亲的时候说道:“他就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停下来。如果没有账要记的话,他就会让我做工。他的脾气也不好,经常会动手打我们兄弟。”
与父亲的严苛相反,母亲文七妹则性格温和,就像家庭里的“和事佬”。每当父子有矛盾,她总是会站出来,劝解双方坐下来好好谈谈。所以幼年的毛泽东很依赖母亲,心里有什么事情总会找她商量。
文七妹从小就没有读过书,但是她的眼界却很宽广。在孩子们读书这件事上,她力排众议,坚决支持。
1910年,毛泽东读完了私塾,此时家里面关于他是否继续上学的事情产生了分歧。按照父亲毛贻昌的想法,他想让毛泽东去米店当学徒,这样长大了也好跟着家里做生意。
可是年幼的毛泽东并不想如此,他心中对知识有无限的渴望。就这样,父子之间产生了争执。
在这个时候,母亲文七妹站了出来,她一反平日里温柔的常态,态度坚决地站在了毛泽东这边。当毛贻昌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她大声直言:“石三伢子喜欢读书,况且读书才能干大事。如果真的让他跟你做一辈子生意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可是文七妹的话依旧没有打动执拗的毛贻昌,无可奈何之下,她便带着毛泽东把家族里的长辈们都请了过来。众人一起给毛贻昌施压,他这才同意让毛泽东继续上学。
当毛泽东踏上求学的路时,文七妹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眼中已经饱含热泪,扭头对着毛贻昌说:“你等着吧,石三伢子是个干大事的人,一定会出人头地。”
1918年,毛泽东收到了恩师杨昌济的邀请,去了北京继续深造。在北京,毛泽东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找到了爱情。也正是这个时期,青年毛泽东坚定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
然而,就在赴法留学的热潮掀起之后,母亲文七妹病重的消息突然传来。身在北京,遥望故乡,毛泽东数次流下了热泪。
1919年4月5日,当最后一批赴法留学的学子们登上船之后,毛泽东立马赶回了长沙。此时母亲正在弟弟的陪同下住进了王季范的家里,就在他们商议是否继续留下的时候,毛泽东推门而入。
病痛的折磨让母亲苍老了许多,看着母亲的脸,毛泽东心里十分愧疚。还未开口,便扑通一下跪倒在地。
看到儿子回来,文七妹的脸上浮现出了久违的笑容。她摸着儿子新长出来的头发,看着他炯炯有神的双眼,笑得更加开心了。
由于之前赴法留学的事情耽搁太久,毛泽东原先在学校的职务被学校免除了,此时他并没有什么事情做。可是为了不让母亲担心自己,毛泽东还是拉着九哥王季范一起撒了个谎。
毛泽东对母亲说:“我刚从外地回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忙,只能委屈您先住在九哥家中。”母亲最担心的就是儿子没有事情做,听到他很忙,心里才放心了很多。
等把母亲的情绪安慰好以后,毛泽东便出门了。走在陌生的街道上,一向自信的他也变得茫然了。
正在这时候,毛泽东看见一个当兵的人正在殴打一名小商贩,正准备前去制止,突然听见有人喊:“润之,润之。”
毛泽东回头一看,正是自己的同学周世钊。寒暄几句之后,毛泽东向他坦然说出自己的困境。周世钊一听,当即表示这不是问题。
没过多久,周世钊就给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虽然说这个学校的职工宿舍很小,但对于毛泽东一家人来讲,总算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毛泽东回到了身边,文七妹的病情仿佛好了很多。平日里,她从不在儿子面前提及自己的身体,总是抓着毛泽东的工作问东问西。可是毛泽东则十分担心母亲的病情,说了好几次让她去医院,她都没同意。
有一天,毛泽东骗母亲说去逛街,其实是带她去医院看病。到了湘雅医院的门口,母亲才发现上了儿子的当了,可是想走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架着她就进了医院。
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医生把毛泽东叫到了一旁,小声跟他说是恶性淋巴细胞瘤,并且已经扩散,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性了,毛泽东当场懵住了。
自从得知母亲的病情之后,毛泽东发了疯似的寻找名医,可是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不信邪的他开始翻阅大量的中医书籍,得知在治疗慢性疾病这方面,中医要比西医好很多。于是,毛泽东带着母亲找到了一位老中医。
可是当这个大夫也说无能为力的时候,毛泽东整个人都软了,一下子瘫在了地上,眼泪也一滴滴滴在了衣服上。
可是即便中医西医都宣布没有什么办法,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在长沙的那段时间,毛泽东白天给学生们上课,同时还关注着学生运动。到了晚上,在母亲面前他还满脸笑意,一边煎药一边安慰她。
随着天气慢慢变热,文七妹再也呆不住了,非要回乡下老家去。她总是惦念家里的几亩地,还说山里树多水多比城里凉快,就算是养病也比这里强。
纵使毛泽东的心中有再多不舍,可是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临走之前,毛泽东带着母亲和弟弟们在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回到老家之后,文七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经过多方诊治,情况仍然没有好转。最终在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病逝了。
“母亲临终前,嘴里不停喊着石三伢子······她其实很想再见你一面。”毛泽东最终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就连遗言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
当晚,毛泽东带着弟弟为母亲守灵。夜深之后,毛泽东在昏暗的油灯下,写下了饱含真情的《祭母文》,文中讲述了母亲勤俭持家、善解人意、和睦相邻等优良品德和自己对母亲的无限思念之情。
后来,毛泽东在给好友邹蕴真写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上人分三种:损人利己的人;不损人而利己的人;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文七妹就是最后一种人。”
结语
人人都说毛主席是近代中国的一束光,在黑暗的中华大地上划开了一个口子,拯救了万千老百姓。那么他的母亲文七妹,则是那个指引他人生道路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