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俗称“时代之子”的幸运儿。他们站在时代的浪潮,到达人生的顶峰,也会随着时代的浪潮退去,拍到沙滩上。于会泳,一位教员出身的弄潮儿,因得到江青的赏识,在十年动乱中走向权力巅峰,成为正部级干部。在“乱世”结束后,他被隔离审查,最后因担心被审判,选择了服用腐蚀剂自杀。
于会泳,出生在山东乳山县的乡间,他自幼酷爱当地的民歌、秧歌、大鼓和京戏,靠着有样学样、天资聪慧和善于请教,学会了二胡、笛子、三弦等乐器。于会泳在高小毕业后,便回到老家做了4年的小学教员,具体教授什么科目,如今已不可考,反正肯定给孩子们上过音乐课。
1946年9月,于会泳瞒着一手拉扯大自己的寡母,徒步跋涉近200公里到莱阳,以一手好画和二胡演奏,成功折服胶东文工团,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进入文工团后,于会泳就像找到了归宿,如鱼得水。他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却有着极高的艺术天赋,会画宣传画、刷标语、多种乐器伴奏、挂汽灯、搞化妆、搭土台、演京剧、演报剧、演歌剧等技能,是拥有编剧、导演、作曲、演员等身份技能的全能型人才。
1950年,于会泳以优异的成绩,在上海音乐学院结业,并留在校内的音工团工作,两年后被分配到民族音乐研究室,专职搞教学和研究。在校期间,他又深感自己有些方面不足,便自主系统地学习了各种作曲技能。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他发表的一些音乐刊物和歌曲,得到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传播甚广。
1965年6月,江青突然问起张春桥:“于会泳是什么人?”于会泳对京剧现代戏,有着独特的看法,在《文汇报》撰写过文章发表,江青看过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江青召见于会泳,一见面就表现得十分热情,主动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啊,你的文章我看过,应该说我们早就认识了,你的文章写的很好,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得知于会泳是山东人时,江青更高兴了,攀上了老乡的关系。从此以后,江青每到上海,都会召见于会泳谈话。1966年初,因劳累过度,导致嗓子失声,江青还特地给他送去了两瓶特供的专用营养片剂。“第一夫人”的器重和呵护,让于会泳感到受宠若惊。
当时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厚,于会泳遭到抄家、批斗。正当情况升级,让他绝望之际,江青拉了他一把,把他从泥地接到云端。于会泳感恩江青,于是在张春桥的唆使下,也起来“造反”,甘当江青的一个马前卒、挡箭牌,帮助其进行样板戏修改、推广,及对文艺革命的摇旗呐喊。
在此期间,于会泳也渐渐感受到了江青脾气中的喜怒无常,被折磨得不行。但是,得到江青提携的他,到达了一个本不属于他的权力顶峰——文化部部长。不过好景不长,1976年10月中旬,当了一年半的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被隔离审查。
过去十年发生的一切,给于会泳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一心想当学者、作曲家的普通老师,火箭般地身居高位,最后锒铛入狱。于会泳有些接受不了,于是在1977年8月28日晚,正在接受隔离审查的于会泳,举起面前的搪瓷杯——装满洗刷厕所的腐蚀剂,一饮而下。三天后,于会泳在昏迷中离世。
于会泳,是一个坏人,但也是一个可怜人,既可怜又可悲,还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