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顽固势力的总动员，但其实他们也是爱国的

在戊成年的变法运动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因此一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到外国人的保护。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jun保庆)做皇帝。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诸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于是他们的仇外的心理就更进了一层。

项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之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爱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推积的愤慨，他们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地反对屈服， 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国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 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关门弟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的。他们觉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尚且打败了， 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 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从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 载漪、刚毅、徐桐。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在出现民间的义和团，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又名义和举)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名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共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向教徒，而教徒有的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丹药；又一说教土窃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 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 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做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极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 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匪之乱是中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地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残局。

拳匪之乱的结果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

第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总计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俄国的部分最多(那时中、俄尚是联盟国)，占百分之二十九; 德国次之，占百分之二十; 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弱，英国占百分之十一强，日本与美国各占百分之七强。

第二，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后来日本增兵平、津，就借口《辛丑条约》。第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

这种条款够严重了，但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的各款，此外还有东三省的问题。

庚子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 订了以后，俄国不肯退出，反向中国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手里葬送给俄国了！

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初，缔结同盟条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是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卦，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1904)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了。 倘若日本彻底地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为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了便宜的。

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地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势力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以收些渔人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