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内部发生四次非常事件，直接促成其解体

1933年5月底，抗日的大旗在张家口飘扬起来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各路英豪汇聚。除了军警遍布街巷胡同，市面人来车往，京包铁路的火车呼呼其鸣，通畅过境，看不出与往昔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然而平静、热烈的表面下，是激荡的风云变幻。

各方势力汇集，一股势力就是一团乱麻，同盟军内部情势错综复杂。

外面又黑云压城，经济被封锁，报纸在指责，围剿的军队正从四面包抄过来。还有一伙伙蓝衣社特务，在四处渗入这座偏远之城。这些人除了获取政治军事情报，还在分化离间，鼓动兵变。曾随宣侠父参与张家口抗日的朱连相回忆：“张人杰部谷叔良团一个连驻在郭磊庄车站，某天夜里，连长被砍死，全连哗变，向北平方向逃窜，三个月时间，类似事件就发生四五起。”

局面凶险，全凭冯玉祥将军竭力周旋，勉强支撑。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家口发生了四次非常事件。

同盟军成立前一个月，4 月23日，冯玉祥所倚重的军需官魏宗晋（宋哲元派过来帮助冯）被害，凶手被抓获。这件事，冯对外宣传是凶手为国民党特务收买，阴谋割断冯与宋的联系。实情却是，据刘涓讯称：“冯玉祥机要随从（中共秘密党员）王华峰、王大勇擅自行动 ，强逼冯系原军需处长魏宗晋提供活动经费，矛盾激化以致杀死魏宗晋。”该案在冯内部激起了波澜，令冯玉祥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经查实，事情与中共组织确无关系，纯系王化峰二人个人行为。冯出于与中共合作的需要，对中共党人采取了宽大的处理，在对外宣传上宣称魏宗晋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暗杀。

第二件事是6月27日，刘桂堂的代表尚武手枪走火不幸身亡。尚武到张家口后，住在上堡俄国大饭。一群人来拜访尚，尚在玩弄自己的小手枪，把枪放回裤兜时，不幸走火，当场气绝身亡。这件事有很多见证人，石冠英、徐维烈、阮玄武都在场。但事情为蒋委员长利用，大肆宣传是冯把他杀害了，挑拨抗日同盟军和刘桂堂等杂牌队伍的关系。

第三件事是古松年之死。古松年是抗日义勇军李忠义（李海清）部的参谋长，李忠义怀疑他煽动叛乱，遂于7 月30日将其枪杀，在8 月7 日将此事报告冯玉祥。当时的同盟军通电皆称古松年是国民党特务。但这件事却激起了李忠义全军的反对。

古松年自任李海青抗日部队的参谋长以来，对这支武装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他与各部的进步军官有密切联系，实为李忠义义勇军的团结核心。何应钦为免于这支部队落入中共之手，即将复兴社分子、李海青的族侄李一虎派到李部。经过李一虎和特务策划。捏造了古松年阴谋刺杀李海青一案，促使李海青将古松年枪杀。李忠义心知肚明，其早已被何应钦给拉拢，枪杀古松年不久，李忠义就带着队伍投靠了何应钦。

李部柳青庭、刘警愚两师长，在枪杀案后联名向冯玉祥发电揭发李海青擅杀抗日将领，处决了李海青派来任师参谋处长的李一虎，宣布脱离李海青第十六军。冯玉祥将两师编入十五军。这表明冯玉祥也清楚古松年并非国民党特务，其对外通电不过是为了维护同盟军表面的团结。

第四件事是邓文之死。邓被冯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兼前敌左副总指挥，在收复多伦战役中出力甚多，著有战功。据石冠英回忆，邓人忠厚老实，但极好狎妓，军务稍有空隙，就会寻花问柳。某夜（即7月31日），邓在新世界聚宝班宿娼，忽有数人手持大刀闯入，将邓杀死在鸳鸯床上。

这件事当时在张家口成为一大新闻，因为地处繁华，事件虽未公布，但消息不胫而走。市面出现不少传言。因为邓是抗日英雄，很多人说是蓝衣社特务所为；也有人说是邓部下告密，说邓为何应钦收买，欲为内应，要危害同盟军及冯玉祥，因而为冯秘密处死，持这一观点的有力人士来源于冯的秘书宋聿修的回忆。但究竟实情如何，也很难断定，即便研究者所提的所谓实证，也基本上还是限于推测和分析。

但邓文之死，却在同盟军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新归附的将领，本来意志不坚，对此事感到强烈的震惊，顾忌增多，渐怀异图，蒋委员长挑拨离间、威胁利诱增加了有利因素。至此同盟军产生了严重危机，几近分崩离析。

8月5日，冯发出歌电，宣告取消同盟军总部，结束抗日军事行动，欢迎宋哲元回察。

8月14日，冯离开张家口，重新回泰山隐居读书。

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日，随着这一标志性的人物的离去，顷刻间就人马星散。这艘抗日之舟，材料东拼西凑而成，出发时就用力不一，趟过两三道暗礁已属不易，再面对扑来的惊天巨浪，即有船覆人亡之危，不得不中途搁浅各奔前程，空留下破败的船体独自去承受风吹雨打。

唯有方振武、吉鸿昌还在高举抗日大旗，坚持到10月中旬，弹尽粮绝、山穷水尽，终于宣告最后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