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张学良请求和红军联合，遭拒后，由衷慨叹：毛主席真伟大

老覃在昨天写了《1936年，毛主席召见张爱萍，张爱萍暗叫不好：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一文，文中提到：1935年10月7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来到了位于宁夏南部、甘肃东部的六盘山前，遭遇上了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第7师第19团。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张学良的部队怎么会出现在宁夏和甘肃边境呢？

话说，早在1928年6月4日，奉军头子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对国仇家恨有了切肤之痛，坚决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在父亲被炸死后一星期，改旗易帜，毅然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对关外的统一，他也因此被蒋介石任命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说起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帮助并非停留在表面，而是实打实的支持和协助。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向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发起挑战。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挥师入关，支持和协助蒋介石“平叛”，瓦解了西北军和晋绥军，胁迫冯玉祥和阎锡山下野。

蒋介石感激张学良帮助自己确立了在国民党新军阀中的优势和领导地位，任命其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以及“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还主动提出互换金兰帖，和其结拜为异姓兄弟。

张学良从此坐镇北平，总领黄河以北军政事宜，工作重心转移入了关内，30多万东北军中有20万余驻扎到了关内。

图谋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张学良入关的一年之后，即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寄希望于国联的调解，奉行“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拱手让人。

之后，失去了地盘的张学良成为了丧家之犬，跟随他在关内的20万军队无饷无粮，面临着解散。为了让军队生存下去，张学良甘受蒋介石驰驱，他手下的东北军就成为了蒋介石围剿红军、排除异己的一个庞大的鹰犬群。

1934年2月，张学良被蒋任命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一年后改为武昌行营主任)，代理总司令蒋介石驻节武汉，指挥对红四方面军、鄂豫皖苏区的“围剿”。

我红四方面军主力已于1932年10月越过平汉铁路，经鄂北、豫西，转往了陕南地区。

即张学良“围剿”的主要对象是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

老覃在去年冬写过《毛主席最疼爱的大将，打仗凶悍，八路军三个师的番号都是他打来的》一文，讲的就是张学良和徐海东交手的过程。

徐海东位居十大开国大将之列，有“徐老虎”之称，打仗凶悍，出入战阵，如狮如虎，勇不可当。他率领红25军以弱打强，以寡击众，前后一共歼灭了张学良的一一五师、一二0师和一二九师共三个师。

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妄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机，一举将红军消灭。

张学良奉命率东北军前往西北，参加对红军的进攻。

但是，他迎来的却是损兵折将、接连失利的严酷事实。

张学良渐渐认识到；红军之所以有如此坚强的战斗力，主要是深得人民的拥护。那么，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要解国难、报家仇，就必须联共抗日，这样，自己的军队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

实际上，背井离乡，流落关内的广大东北军官兵也根本不愿打内战，他们都想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张学良因此积极寻找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迫切要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毛主席那边也已经在瓦窑堡会议上就定下了争取东北军的策略，他在1936年1月16日电示在前线的彭德怀，要他适时向驻在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表达联合抗日的意愿。

1月25日，毛主席又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徐海东、刘志丹等21位红军指挥员的名义，用公开信的方式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和企图瓦解消灭东北军的阴谋，给东北军指出：“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3月29日，毛主席以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声明：红军愿意联合一切军队抗日。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带着王以哲和中共代表刘鼎飞抵延安，见到了周恩来、李克农一行，展开了正式会谈。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告诉张学良：“我军可以在抗日反蒋基础上助你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你回平津东三省。”

张学良却表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

也就是说，张学良不同意反蒋，他认为他有办法把蒋介石团结到抗日战线中。

毛主席从周恩来发回的电报中了解到了张学良的意见，感慨地说：“蒋介石不肯抗日，张学良天天把‘抗日’挂在口头上。现在，连张学良对反蒋都不能接受，我们如果还继续坚持反蒋口号的话，势必不利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因此，他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

1936年4月9日晚，他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闻天，称：“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

1936年9月1日，他还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向全党发出了指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此外，他还拟定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派潘汉年等人送交国民党有关人士，准备以此为国共两党谈判的依据，和国民党方面订立抗日救国的相关协定。

上述方针确定后，他打电报给红军派驻东北军的联络代表刘鼎，让其把党中央新的策略方针转告张学良。

不日，刘鼎从西安回到陕北，偷偷向毛主席转述了张学良提出的一个设想，即：“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了，东北军是否可以与红军联合在一起？”

毛主席让刘鼎回去告诉张学良说：“现在全国上下要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东北军要想尽一切办法和蒋介石团结，不要破裂。”

张学良从刘鼎口中听到了中共中央已经把“反蒋抗日”的方针改为了“逼蒋抗日”，又听说毛主席叮嘱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和蒋介石团结，不由大受感动，由衷慨叹说：“毛主席真伟大。”

从此，他以劝蒋抗日为己任，竭精竭虑地为争取蒋介石抗日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