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屁专家"熊式辉，花式吹捧蒋介石父子，到台湾却遭老蒋闭门不见

1927年，蒋介石率北伐军与北方军阀张宗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在徐州激战，兵败后军威一落千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武汉国民政府逼迫蒋介石下野。8月13日，蒋在上海发表《下野宣言》，之后，他回到奉化老家，准备东渡日本。

此时，驻扎在无锡的北伐军第三十七师师长，隶属白崇禧麾下的熊式辉也即刻向南京政府表示辞职，并向奉化蒋介石致电云：“总司令既然高蹈远引，我也不愿意带兵，希望追随左右，出国游历。”蒋介石对于熊式辉的忠心大感欣慰，在赴日之前特地会见了熊式辉，对其“殷加抚慰之余，叫熊万不可离开部队，应速回无锡改编和整理队伍，其他一切等他回来再说”。

乍看上去，熊式辉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如果说他看清楚了蒋介石“以退为进”的手段，就只能说他“目光如炬”，马屁拍得“稳准狠”了。纵观熊式辉的政海生涯，就会发现，拍蒋介石的马屁，就是他获取权力的手段。

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来又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大学。回国后参加北伐，熊式辉因成功策反江西军阀赖世璜获得重用。不久，该部在与孙传芳部的战斗中失败，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要追查兵败责任，熊式辉与赖世璜互相推诿，反目成仇。熊式辉军权不如赖世璜，被迫去上海做了寓公，但很快他就抓住白崇禧与赖世璜的矛盾，诬告赖世璜与孙传芳私通，致其被枪毙。熊式辉回到部队，原本以为能接替赖世璜担任军长，却仅仅捞了一个师长职位，因此对白崇禧不满，便决意另寻靠山。

正在此时，蒋介石遭到桂系排挤而宣布下野。熊式辉探知蒋是以退为进，并深信蒋介石定会东山再起，而落难时正是投靠的最佳时机，所以才有辞职并发密电的举动。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从上海回南京时，熊式辉率部亲自执行沪宁路全线的警戒任务，沿途护送，蒋介石大悦。一到南京，旋即人民熊式辉为淞沪卫戍司令，驻守上海。从此，熊式辉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一。

蒋介石重用人的标准可用五个字概括：“亲（亲戚）、黄（黄埔军校毕业）、陆（陆军大学毕业）、浙（浙江老乡）、故（熟人同学）。”熊式辉可以说是哪个字都不沾，而他获得蒋介石的青睐，主要与善于揣摩蒋介石的心思，又不失时机地迎合蒋介石有关。但仅有逢迎拍马是不够的，充其量只是政客间低级的把戏，熊式辉的“逢迎拍马”显然要比常人高出一筹。

戴笠将“秉承领袖意志，体验领袖苦心”作为军统的宗旨，尽显奴才本性，而熊式辉在这方面，也是丝毫不遑多让。

1928年日军发动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这件惨案的后遗症在于，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逐渐形成。当时，蒋介石认为“我们现在还不能与日军开仗，亦不必与他在济南冲突，现时唯一目的，要在攻克北京，完成北伐，故只有忍辱负重，仍旧要与他们设法缓和”。

蒋介石甚至还持有“三日亡国”论，他担心一旦开战，日军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从而灭亡中国。熊式辉对此也有相同的理解，他于事变当日即向蒋介石建议：“我若在北伐的利害上打算，极力减少北进的阻碍，则只有忍辱一时，不耽误时间，不牺牲力量，而设法求与之避免冲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当时在南昌指挥剿共。19日晚，蒋介石表示要即刻返回南京，主持大局。熊式辉劝阻说“剿匪军事，胜利在望……不如加紧重整赣中军事部署……内乱必先扫除，外患且俟从容应付”，蒋介石“承当同意”。

因此当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熊式辉知道蒋介石必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于事变第二天就发电报给蒋介石，劝慰道，“在国民心理，固宜言战。但为厉害计，言战危险，甚于言和”，建议蒋介石能“当以国家厉害为前提，不顾一切非难”。同时，他以“一九一八年苏俄对德言和”为例，认为对日言和乃是“革命者之外交乎”，极力劝诫蒋介石先以江西的剿共为重，先解决剿共的军饷问题，安军心，“充实军备，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可言对倭”。

但是，由于全国上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太过高涨，蒋介石一时成众矢之的，备受党内外舆论诟病。为了加强抗日力量，2月5日，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熊式辉，欲抽调在江西剿共的蒋鼎文增援。

熊式辉次日回电说“蒋鼎文师决不能抽调赴浙”，理由是如果从江西抽出一师赴沪的话，“对倭无致胜之望，对匪有先败之虞”，而“日寇如割肉之痛，中共乃腐心之病，如果两方兼顾，两方就不能全也……日本之兵可随时增加，我之增援有时自穷，故不如不予增援，江西之匪可随时爆发，我之防备不可或疏，故不宜稍予抽调”。

由于舆论压力实在太大，蒋介石最后抽调江西的第十八军赶赴浙江参加抗日。2月21日，他致电熊式辉“第十八军决调浙，不必赴援赣南”，“第十与第八十三师令其星夜开浙”。22日，再电熊式辉“先派第十师与第八十三师主力，乘民船秘密水运，勿误”。

当时，红军已经将赣州团团包围，赣州随时都有失陷的可能，而第十八军已经做好增援赣州的准备，整装待发。蒋介石突如其来的一纸调令，打乱了熊式辉的所有计划。熊式辉认为如果将十八军调出，则赣江流域必将不保。于是他宁愿负“抗命之罪”怕，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一面“电覆蒋公，痛陈利弊”，一面擅自动用十八军，驰援被共军包围的赣州。3月7日，经过几日的激战，第十八军击溃了赣州外围的红军，熊式辉随即感慨道“抗命即可以救命也”。

熊式辉这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做法并没有触怒蒋介石，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蒋介石只是在第十八军击溃赣共军后，不温不火地告诉熊式辉“第十八军不能一时抽调，希即调第六师来浙”。可见，蒋介石对于熊式辉的这种“剿共为先”的抗命行为暗地里是赞许的，甚至是认同的。

在“攘内必先安外”的反动政策上无下限迎合蒋介石，熊式辉的“马屁”无疑拍得正对地方，而他在江西主政的十年，也是他拍马屁的集大成阶段。有人这样概括熊式辉的江西时期：围剿红军，鱼肉百姓；走夫人路线，攀“太子”关系，拍蒋介石的马屁。

熊式辉的儿子熊圆杰的讲述里，熊式辉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还有一段小插曲：1930年，蒋介石和熊式辉商量，让他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熊式辉听到后，认为浙江已是富庶之地，干得再好也是锦上添花，在想到老家江西各方面都很落后，于是就想回老家江西为家乡人民办些实事，使江西人民富裕些。遂问蒋介石能否到江西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听后说到，江西已有省府主席，你要是想去江西，就自己去和他商量调换一事。

熊式辉听后，立即去找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熊式辉碰到鲁涤平和他一说调换职位一事，鲁涤平大喜，立马答应。于是熊式辉就去和蒋介石说，鲁涤平同意调换任职地，蒋介石就把鲁从江西调到浙江去了。熊式辉也就从1931开始了他主政江西，赣人治赣的十多年。

儿子说得冠冕堂皇，但据当地史料记载，仅仅是善后捐，熊式辉每年就需要从百姓手里压榨200多万元，用以供养自己的军队。而他在江西屹立十余年不倒的原因，当然还是老招数，无下限的拍马屁。他拍马屁的对象，还不仅限于蒋介石，还包括宋美龄跟蒋经国。

熊式辉把南昌市的德胜路加以修理，改名为“中正路”；建造赣江大桥，命名为“中正桥”；把南昌的“湖滨公园”改名为“介石公园”；把1939年在江西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命名为“中正大学”；建设一座礼堂则名之为“中正堂”；办了一家医学院就称之为“中正医学院”。

期间更有一则趣闻。蒋介石曾居住在南昌市百花洲上一栋精致的楼房内，凭窗可以尽览东湖的景色。有一次，熊式辉晋见蒋介石，在走廊上散步时，发现蒋介石时以手帕掩住鼻子，他立即意识到是湖中有异味，回去即找到建设厅厅长龚学遂，二人一同来到百花洲左右巡视后，当即命令龚学遂迅速重修湖岸，清除污水。不久，东湖的堤岸全用红石砌筑，沿岸植树，调整清水管道，并设东湖管理处负专责。蒋介石见湖面改观，景色宜人，对熊式辉大为褒扬。为此事，南昌市一墨客提笔写就一副对联，可谓入木三分：

上联：半世姻缘兼两顾，（指熊的亡妻顾毓筠和续弦顾竹筠，两人是姐妹）

下联：一生事业在三湖。（意思是熊式辉因修百花洲东湖、南湖、北湖的堤岸，而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1934年初，由熊式辉和杨永泰提议，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大肆宣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目的在于用封建伦理纲常来划一人的思想，使之摆脱共产主义的影响，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为此，蒋介石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会长，熊式辉兼任主任干事。在熊式辉的卖力推动下，新生活运动总会下设有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会长，熊式辉更是让妻子顾竹筠出任该会书记，其任务是联络在南昌的党政军界要人的夫人，投入到新生活运动中来。

宋美龄对新生活运动十分热衷，这个打心眼里瞧不上中国人的假洋鬼子，竟然夸夸其谈“礼义廉耻”来。她提倡老百姓每日饭前饭后要刷牙，进门和进餐前要洗手，还有就是穿衣服要扣好领口，不能不扣扣子。

然而，此时大多数中国人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闲钱去买昂贵的牙膏（牙粉），更谈不上饭前饭后刷牙了，每日洗手也成为了笑料；不少人连衣服都穿不上，夏天只好光着膀子，怎么扣领口？新生活运动热闹一时，最终不了了之。但熊式辉为讨得“夫人”欢迎，忙上忙下不亦乐乎。

当时有人为嘲讽这个“新生活运动”，撰写了一副对联：

上联：一二三四五六七（意为忘八），

下联：忠孝仁爱礼仪廉（意味无耻）。

为了攀附宋美龄，熊式辉还让妻子顾竹筠认宋老夫人为干娘，和宋美龄接上姐妹行（在这点上，熊式辉还是棋差一着。比宋美龄小一岁的陈诚，干脆娶了宋美龄的干女儿，认宋做了干娘。后来失宠时，宋美龄不遗余力保了陈诚，而对熊式辉鲜少过问，显然辈分还是有差距）。

除了“夫人路线”外，熊式辉还别出心裁，走了一条“太子”路线。1937年初，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熊式辉获悉后认为“奇货可居”，专程赶赴杭州，向蒋介石贺喜，并向蒋提议：“把经国弄到江西吧，我负责培养他。”当时蒋介石正在考虑蒋经国的安排问题，在得到宋美龄的首肯后，蒋经国赴江西。

蒋经国在江西“励精图治”，熊式辉也俨然以“太子师”自居，但他显然低估了蒋经国的能力。很快，蒋经国就在江西独当一面，熊式辉则于1941年被蒋介石调去重庆，明升暗降，结束了他自鸣得意的“十年治赣”。

抗战胜利后，熊式辉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行营主任，担纲接受东北的大任。但东北和全国的局势令熊式辉措手不及，共产党大批军队和人员进入东北，东北民主联军在各地建立起人民政权。被蒋介石和熊式辉寄予厚望的苏联，也对与国民党政府的协议弃之不顾。经过一年多的厮杀，蒋介石的军队完全丧失了战争主动权，熊式辉成为众矢之的。

蒋介石决定改组东北行营，用陈诚取代熊式辉的本兼各职。熊式辉灰溜溜回到南京，被蒋介石当面痛斥一顿，从此失宠，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与之相对的是，陈诚在不久后也在东北一败涂地，然而在宋美龄的运作下，仅仅以身体病重的理由，回到了南京，继续担任要职。

在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熊式辉由于蒋介石对他的冷落而产生的失望，并没有立即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举家迁往香港。在香港，一帮旧部属时常找熊式辉借钱，让他不甚其扰。此时与他有关的一家银行和一家渔业公司相继破产，更是让他心情懊丧。不久后，熊式辉更是因涉及“假护照”被香港当局逮捕，险些遭遇牢狱之灾。

香港待不顺，熊式辉又转赴泰国，到曼谷居住，曾在那里开国一家纺织厂，也因经营不善倒闭。1954年，熊式辉返回香港，陈毅曾托人劝他回大陆定居，但熊式辉由于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加之对蒋介石仍抱有幻想，便拒绝了陈毅的诚意邀请。

1954年7月，熊式辉到了台湾。但彼时的台湾，跟熊式辉有宿怨的陈诚如日中天，他屡受刁难，更别谈受到重用了，连蒋介石的面都没能见上，完全沦落为一介草民，后来哟到澳门小住，再迁居香港。1974年1月21日，熊式辉在香港病故，终年81岁。

尽管凭借着对蒋介石及其家人的精准拍马屁，熊式辉一度获得重用，但他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他与蒋介石没有坚不可破的师生之情，没有息息相关的地缘之谊，也没有战场上浴血奋战的生死相随，两人看似牢不可破的关系其实隐患重重，东北接收的失败恰好印证了这点。

在接收东北的过程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对于外交接收过于自信，对苏联也过于信任，从而错失先机。没有强有力的军事部队的支持，手中握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注定要失败。作为东北最高行政长官的熊式辉，处于风口浪尖，在最后关键时刻，蒋介石还是选择牺牲熊式辉，相信自己的嫡系，让熊式辉全部承担接收失败的罪责。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满脑子想的只有怎样维系他的“蒋家小朝廷”，如何让“太子”蒋经国顺利继承，凡是对这个“大计”有所干扰的，都是要被扫清的障碍。在这个时候，即便是胡宗南这样的心腹都要弃之一边，何况一个早就被放弃的熊式辉呢？

参考资料

《国民党四十三位战犯的最后结局》，何明，中共党史出版社

《熊式辉的政海起伏人生》，杨琳，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我所知道的熊式辉》，胡运鸿，文史资料存稿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