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出身的何长工，草地分兵为何站在张氏那一边？有三点原因

井冈山是我党创建的首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历史地位非常高，最初是1927年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开辟，后来又有朱老总、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余部加入，大大扩充了实力。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一段经历时会不会有疑问，当年通讯水平不够，毛主席和朱老总连对方具体位置、部队情况都不知道，又没办法一通电话、一个定位就精准联系上，那他们是如何成功会师的呢？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人物——何长工。

何长工早期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他不仅是朱毛会师的重要人物，还与毛主席、周总理都有很深的交情，他设计了我军第一面军旗、1930年就担任了红军军长、长征途中又担任了军团政委。

如此傲人的资历，可惜草地分兵时却站在了张国焘一边，影响了往后的军政生涯。那么，他这样一个“嫡系中的嫡系”，为何要做出让人大跌眼镜的选择呢？

一、何长工与主要领导人之间的渊源

何长工原名何坤，是湖南华容人，“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成为旅欧支部中的一员，这个时期他就认识了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并受他们的影响于1922年入党。

1924年何长工回国后就被派往老家湖南开展农民运动，当时他有一位著名的同事就是毛主席，两人彼此都很欣赏且工作都很出色，因此也成了军阀的眼中钉。

马日事变后，湖南军阀许克祥悬赏捉拿何坤，毛主席出于安全起见，为他改名“长工”，意为永远做人民的长工。

何长工用着新名字暂时离开了湖南，进入共产党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警卫团后来追南昌起义部队不及，就留在了湘赣边参加秋收起义，接着大部分又跟随主席上了井冈山，何长工对于能再次与毛主席并肩作战，心里特别激动。

在根据地开辟之后，毛主席非常关心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于是在同年10月5日委托何长工去联系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希望能从中得到消息。

何长工在10月10日到达长沙，经过一番寻找与省委接上了头，汇报完秋收起义的工作后，湖南省委告诉他，如果要找朱德、陈毅，不必再联系衡阳特委，可直接绕道粤北地区寻找。

12月末，何长工抵达韶关，成功在距离韶关40多里的犁铺头找到了朱德所在的140团团部，朱德见到他时非常激动：太好了，我从敌人报纸上看到井冈山的消息，我们跑来跑去，还没有个地方站脚，正要去找你们，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随后朱德告诉何长工部队正在策动湘南起义，让他赶紧回去与毛主席取得联系。何长工不敢怠慢，于1928年1月回到井冈山汇报相关信息。

之后何长工充当了两部的重要联络人，1928年4月28日，朱毛会师于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何长工充当了引见人的角色，为双方互相介绍认识。

二、何长工在草地分兵时的选择出人意料

从前面所述这些经历中大家就能看出，何长工跟朱、毛、周三位重要的领导人关系都非同一般，绝对是“嫡系中的嫡系”。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找到了何长工，让他去担任红九军团政委，这充分表明了中央对他的重视与信任。

第九军团长征中算是一支比较特殊的部队，主要负责殿后和掩护，出发时有11000余人，到了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只剩下不到千人，这个结果非常惨烈。

其实不止红九军团，整个红一方面军情况都不乐观，减员严重、物资装备极少，包括毛主席在内的大多数人都面容憔悴、营养不良，本以为跟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境遇能够有所好转，没想到张国焘见中央红军如此虚弱，竟然产生了错误的想法、不断索取权力。

中央红军为团结同志，很多方面都做了让步，但这并没有让张国焘的野心满足。

同年8月，两大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准备北上，红五军团改编的红5军、红九军团改编的红32军编入了以红四方面军力量为主的左路军中。令人无奈的是，分开没多久张国焘就想要两支红军全部南下，甚至想过用极端方法。

右路军的中央机关出于安全起见，只好率红1、3军（即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红5军军长董振堂得知消息后强烈反对张国焘，表示要率部追随中央，结果被张国焘派去担任红5军政委的亲信黄超当着众人的面打了耳光。

为了不破坏团结，董振堂忍了下来，迫于压力，其他原中央红军的人也只好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

10月5日，张国焘率部抵达卓木碉后，不再遮掩野心，堂而皇之地召开了会议妄称“另立”。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何长工的做法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张国焘知道这种事情光靠自己麾下人来说有点不好服众，所以就让原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来做“表率”，出言比较激烈的有四人：红5军工作部部长邵式平、红32军政委何长工、红32军军长罗炳辉、红5军政委李卓然。

这在很多相关人员的回忆录中有过记述，时任红四方面军电讯局长的宋侃夫回忆：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几位干部讲话，他们的话给大家造成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主席？很多人因此被迷惑。会后这几个干部都升了官。

徐向前元帅也感觉不可思议：会场的气氛非常沉闷，谁都不想出头。于是张国焘先指定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这几位干部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特别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从未听闻过，不禁为之哗然。

这样的关键时刻，越亲近的人造成的影响越恶劣，参与了秋收起义及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与中央首长们关系都很密切的何长工，发言就误导了很多人。

三、何长工为什么要这样做？

纵观卓木碉会议上发言的原红一方面军干部，基本都是原红五军团和原红九军团的人，从长征的一些经历可以反推何长工这样做的原因。

1、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在长征中大部分时间都担任了后卫，长征时期国民党很多军阀对红军的态度都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毕竟大家都想保存实力，跟红军拼光了，那结果也会是被老蒋摘桃子，贵州王家烈就是鲜明的例子。

所以红军的后卫部队伤亡特别惨重，而红九军团还有一次被当作疑兵险些全军覆没的经历。三渡赤水河后，毛主席命令红军主力掉头南下，继续南渡乌江，从贵州西南角向云南方向而去。

但是此举很冒险，必须要有一支部队伪装成主力，做出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假象，引开国民党大军的注意力，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红九军团。

毛主席给红九军团发出的电报十万火急：我野战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

红九军团在接到命令后大张旗鼓地在黔北地区活动，就地修筑了很多工事，做出要与敌人决战的架势，部队还在很多大路口刷标语：突破乌江防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如此种种让老蒋误以为这就是红军主力，于是命各部全力进攻，红九军团拖住了敌人六个师，成功掩护主力过江。但是，红九军团由于被敌人咬得很紧，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到达渡河地点，陈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前把浮桥给拆除了。

这就使得红九军团到达渡河点时没有看到任何接应的人，浮桥也没有一座，偏偏此时侦查员报告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距离他们已经不远，自己没有时间搭浮桥了。

无奈之下，红九军团只好单独行动，转战了两个多月才与主力会合，他们数次濒临险境，伤亡特别惨重，所以作为军团最高首长的罗炳辉和何长工心里是有怨气的。

2、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关，由于事发突然，中央机关在右路军只带走了红1、红3军，而在左路军的红5、红32军没办法被通知到，即便是被通知到了，他们也没办法一起走。

所以红5、红32军的一些干部也有怨言，这点张国焘的回忆录中也有说过“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一致表示愤慨”。

3、受到了压力及对局势做出错误判断，我们站在后世角度看，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但就当时而言，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何长工等人见着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以为跟着他们会更有出路，再被张国焘一胁迫就盲从了。

但是不管几个原因，说到底还是何长工等人意志不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定力不够，跟他们有类似经历的原红一方面军干部并非都是这种表现。

四、原红一方面军干部们的表现

同样在原红九军团，同样经历了艰难的单独行动，32军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就坚决抵制张国焘的错误行为，他找到何长工要求一同北上，可惜无果。

罗、何二人表明态度后，32军支持中央的干部都聚集在了黄火青身边，黄火青的回忆录：

散会后，政治部的干部拥到我屋子里，讲述会议情况，非常气愤。罗炳辉和何长工已经倒向张国焘一边去了。有些干部让我带他们走，我也想与红五军联合向西通过藏区去找中央，可不久电台被调走，没有办法联系到中央。

后来张国焘还将黄火青调离了32军，并一直没给职务，导致黄火青差点牺牲在了路上。

红5军军长董振堂也坚决跟张国焘做斗争，卓木碉会议后，刘伯承定好了“捉张”计划，准备以武力逼迫张国焘北上，董振堂就是发动的主要力量，只是朱老总考虑到大局没有同意。

要说长征时的后卫任务，红五军团承担的时间要更久，军团长董振堂是宁都起义后才加入红军的，而且何长工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都没有任何怨言，这样一比，差距就令人汗颜。

还有彭绍辉、陈伯钧等人，基本上原红一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都是站在中央这一边，这些人没有随风而动，相较起来可坚定多了！

人的选择非常重要，何长工本来那么高的职务，后来却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军械装备方面的工作，1955年也没能参与授衔。只能说，草地分兵后的一系列事，影响到了何长工后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