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一块肥肉惹的祸-彭老总雷霆震怒,小战士满腹委屈。
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后,彭老总从朝鲜返回北京,途经安东的时候,彭老总走进了东北军区一个后勤物资转运站。
转运站大院里,几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正围坐在一起吃午餐。
一个正在吃饭的小战士站起身,他夹着一块肥肉,一边把肥肉倒进泔水桶,一边发着牢骚:“又是这么肥的肉,天天吃肥肉,谁吃得下啊。”
彭老总一下就急红了眼,他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一把揪住小战士的领口,咬牙切齿地怒骂道:
“混账东西,前方的战士一个月都吃不到一块肉,你竟敢把肉扔进泔水桶!”
这是彭老总数十年来第二次对一个普通战士大发雷霆。
彭老总脾气暴躁、性子急,挨过彭老总骂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正如张爱萍将军所说的那样,彭老总骂人“就高不就低”,官越大,骂得越凶。
绝大多数情况下,彭老总不会对普通战士发脾气,用彭老总的话来说,“没有孬兵,只有孬将,战士做错了事情,该罚、该骂的是他的领导。”
长征途中,他把骡子让给生病的战士骑;
过草地时,战士们饿得走不动路,彭老总一狠心,忍痛宰杀了心爱的骡子给战士们充饥救急;
寒冷的冬夜,彭老总把自己的棉大衣送给站岗的战士。
不少时候,彭老总都“视卒如爱子”,护着战士,甚至“偏袒”着战士。
据彭老总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跟随彭老总十几年间,挨过彭老总骂的干部不少,包括转运站这个小战士,挨过彭老总骂的普通战士总共只有两个。
上一次是在太行山,那是八路军最艰苦、最难熬的1941年。当时,八路军严重缺粮,因为饿得不行,彭老总的马夫摘了老百姓树上的两个柿子。
这还不算,随后,马夫跟闻讯前来阻止的班长发生了争执。在推推搡搡中,马夫又折断了两棵树枝。
事发之后,班长向彭老总汇报了这个情况。
那一次,彭老总大发雷霆,盛怒之下,彭老总怒骂道:“混账东西,老百姓还指着那棵柿子树保命呢!”同时甩手打了马夫两个耳光。
抗战时期的彭老总
这一次,彭老总也是“怒发冲冠、火力全开”,把正在吃饭的几个战士吓得够呛,扔下饭碗就跑。
那个扔掉肥肉、闯了大祸的小战士更是吓得浑身发抖,虽然满腹委屈,却不敢多说一句话。
彭老总冲那个小战士怒吼道:“去,让你们管事的滚出来!”
不一会儿,转运站负责干部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看到一脸怒容的彭老总,这位干部不客气地问道:“谁在这里撒野?哪里来的?”
“老子是彭德怀!”彭老总没好气地回道:“朝鲜前线来的!”
听到“彭德怀”三个字,那位干部被吓坏了,他战战兢兢地站在彭老总面前,立正、敬礼,然后,提心吊胆地听候彭老总的发落。
彭德怀狠狠斥责道:“前线将士饿着肚子在拼命,你们在大块吃肉,还挑肥拣瘦,你们的良心都喂狗了吗?”
彭老总越骂越来气,越骂越激动,脸色铁青,眼角渗出了泪水。
那位干部被骂得“狗血喷头”,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等彭老总骂够了,他才喃喃回话说:“彭老总,我知错了,我保证,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
彭老总的“火势”这才有所减缓,不过,他依然不打算放过“扔肥肉”这件事情。
对这件事情,负责同志没有急于解释,而是把彭老总带到了一个地方。
彭老总惊讶地看到,这里堆满了前方急需的战争物资,成包的粮食垛得像一座座小山,还有弹药箱、医疗物资、御寒衣被,一捆捆、一箱箱,东西多得数不过来。
在仓库的一角,大量宰杀好的猪肉、羊肉堆放在那里,其中不少肉已经开始变质,淌出的血水流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酸臭味。
哪位干部说:“我们实在没法子呀,彭总,这么多的肉放在这儿,我们没办法送出去啊。”
“再这么放下去,这些肉就都烂了,送不出去,又怕都坏了,我们只好尽量多吃,这样总比烂掉、扔掉好吧。”
彭老总说:“那就加大运力、想办法往朝鲜送啊!”
“我们已经开足了马力,想方设法多送、快送,不分白天黑夜,能送多少就送多少”那位干部说:
“可是,昨天晚上发了30辆车,刚过鸭绿江,就让美国佬的飞机给炸了,只有3辆车开了过去。”
彭老总说:“有总比没有强,那就接着送啊!”
那位干部摇摇头说:“我们的卡车本来就不多,送一次损失一大半,站里现在一辆车都没有了……”
“唉!”彭德怀仰天长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从转运站出来,彭老总一刻也等不及了,他顾不上吃饭,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气鼓鼓地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
彭大将军大闹中南海
到北京之后,彭老总首先找到了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沙哈罗夫大将。
见到沙哈罗夫大将,彭老总没有多绕弯子,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彭老总告诉沙哈罗夫,由于没有空军掩护,国内的战争物资很难运到朝鲜前线,希望苏联能够为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提供空中支援。
令人失望的是,沙哈罗夫“顾左右而言他”,总在逃避主要话题,被彭老总逼急了,沙哈罗夫又以“自己权力有限”为由,把“球”一脚踢给了莫斯科。
彭老总带着希望而去,结果是大失所望、扫兴而回,肚子里憋了一肚子气。
两天之后,在中南海,彭老总一肚子的气再也憋不住了。
为了讨论如何有效支援志愿军的问题,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
彭老总首先汇报了朝鲜前线的战况,然后重点介绍了前线物资短缺、战士们缺衣少食等情况。
到了“表态”环节,一些部门领导的讲话让彭老总很不舒服。
对于前线的困难,领导们纷纷表示“理解”,也都承诺“尽量给予支持”。
但是,领导们无一例外地强调了自己部门的困难。
“后勤保障要钱,我们哪里有那么多的钱”;
“仗要打,国内建设总不能不管吧”;
“新中国刚刚成立,到处都要花钱,现有的财力已经捉襟见肘了”。
反正就是一句话,理解,同情,但是没有实实在在的支持。
彭老总火冒三丈、拍案而起:“这也困难,那也难办,你们整天在干什么?你们知道爱国,难道几十万志愿军战士不知道爱国吗?”
“你们到朝鲜前线去看看,我们的战士住在哪里,吃的什么,穿的什么!”
彭老总心情沉重地说:“零下40多度,美国兵趴在毯子上开枪,我们的战士却穿单衣、打赤脚,不少战士的脚都冻黑了,用手一扒拉就露出骨头,他们不是为了保卫国家吗?”
彭老总的话让全场一片肃然,最后,彭老总带着哽咽说道:“一线部队普遍缺粮、缺衣、缺药、缺弹药,艰苦程度甚至超过红军长征时期……”
“我们的战士除了死在战场上,还有不少是被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一下困难吗?”
彭老总的话最终打动了大家,在周总理的协调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国内对前线的支援工作逐渐开始走上正轨。
抗美援朝老照片(一)
“现代”与“原始”的差距
事实上,从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彭老总就清楚我们的军队将在怎样的物质条件下打这场战争。
三次战役打下来,志愿军近距离见识了“什么叫现代化战争”,彭老总更是亲身体验了中美两军在物质条件上的巨大差距。
彭老总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精神固然重要,高昂的斗志固然可贵,高明的战略战术必不可少,但是,这些都难以彻底弥补双方在物质力量上的悬殊差距。
对这个问题,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也有深刻的认识,作为一直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在某些方面,韩先楚比彭老总知道得更多、更加具体。
在“三次战役”结束后召开的总结会上,当一些高级指挥员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的时候,韩先楚就给大家“泼了一盆冷水”。
韩先楚实事求是地指出,“前两次战役,我们赢在敌人不清楚我们的虚实、轻敌冒进上面,但是,从“三次战役‘看,敌人已经开始谨慎起来,我们的弱点也开始逐步显露出来了。”
韩先楚说:“我们千万不要过分乐观,头脑发热,低估敌人,高估自己,我们是会吃苦头的。”
韩先楚特别讲到了美军的火力配备和物资供应:
志愿军饿着肚子打仗,光着脚在雪地里追击敌人,啃着冻土豆在冰冷的堑壕里据守。
看看美军方面,不时有直升飞机来回穿梭于前沿阵地与后方基地,他们卸下弹药、食品、睡袋、药品,再接走伤员、病号。
再看志愿军方面,战士们靠挎的长条形米袋子就是唯一的“救命粮”,而米袋子里很多时候没有多少粮食,甚至“空空如也”。
美军一个5公斤重的铁盒子,里面不仅有营养充足的食物,分量之多,可供一个班的士兵饱餐一顿。铁盒子里面居然还有香烟、火柴,甚至还有咖啡、手纸。
美军的后勤保障(一)
在装备方面,美军一个军就有7000辆汽车,海上有成百上千艘大型舰船往来穿梭于美国、日本、朝鲜之间。
虽然远离本土,因为在日本建立了庞大的保障基地,美军毫无物资匮乏之虞,就连饮水都是从日本运到朝鲜的。
再看志愿军方面,美军一个军有400多辆坦克,志愿军6个军却没有一辆坦克。
美军一个步兵师配属炮兵就有400多门大口径榴弹炮、加农炮,而志愿军一个师只有一个山炮营,装备12门“老掉牙”的中口径山炮。
美军一个师有1600部电台,无线电通讯更可直达班排级单位,而志愿军每个军只配备了几十台无线电台,勉强能够装备到营级单位。
营级单位以下,志愿军的通讯只能靠两条腿,加上哨子、军号和信号弹,就连信号弹都是稀缺物资,平常都舍不得用。
最后说说志愿军引以为豪的步兵部队,战士们手上的枪支号称“万国牌”,在战争初期,像“万岁军”这样的王牌主力也是如此,战士们最趁手的武器竟然是日本人在1905年设计定型的“三八大盖”。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综合国力”一说,韩先楚自己创造了一个词汇-“整体国家实力”。
可以这么说,在朝鲜战场,每一个中国军人都感受到了“整体国家实力”的重要性。
正如安东物资转运站那位同志所说的那样,国内往朝鲜运送物资极其艰难,光是从鸭绿江往前方运送几十公里,我军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白天走不了,因为天上有美军飞机不断袭扰;晚上不好走,因为防空袭,汽车只能关灯行驶,由此,不少装满物资的卡车跌进了山谷。
公路不敢走,铁路炸断了,可是物资还得送,于是,志愿军只能靠“人力背送”这种原始的方式运送物资。
抗美援朝老照片(二)
前两次战役期间,在“东线”志愿军三个军中,运送物资的人员上到军长、师长,下到唱歌跳舞的文工团员、烧水煮饭的炊事员,甚至轻伤员都被动员了起来。
即便是这样,仍然有无数个钢铁战士没有牺牲在战场上,不少战士活活被冻死、饿死,或者牺牲在运送物资的路上。
在西线,志愿军第42军一个班只领到一双棉鞋,分不开怎么办?最后,这双鞋成为战士们“共享”的御寒物资,只有站岗的战士才能穿上这双宝贵的棉鞋。
令人心酸的是,整整一个冬天过去了,第42军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以南,这双棉鞋竟然完好无损,最后又移交给了前来接防的兄弟部队。
这样原始又落后的状况怎么能够支撑起一场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
“取之于民、取之于敌”,在朝鲜,这个老办法行不通了。
在国内战场,人民军队有自己的根据地,有发动、组织起来的老百姓,我人民军队的军需物资可以“取之于民”。
在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大量武器装备可以“取之于敌”。
到了陌生的朝鲜战场,这个办法就行不通了。
首先,战争开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朝鲜各级政府处于崩溃状态,朝鲜人民军自顾不暇,朝鲜方面对志愿军的支持基本指望不上。
其次,朝鲜的空域完全被美军控制,美军也习惯(偏爱)利用他们的空中优势,对他们感兴趣的袭击目标狂轰滥炸。
首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共有1300辆各式车辆,一个月之后只剩下不到300辆,平均每天就有30多辆机动车被美机摧毁。
“一次战役”结束之后,志愿军参战部队向“志司”报告:“我们缴获了美军60多辆汽车。”
当时,彭老总正在为车少、不够用犯愁呢,听到这个消息,彭老总喜出望外,当即命令参战部队“一辆不少,全部给我带回来”。
战士们开回了一部分汽车,因为缺少司机,有30多辆汽车暂时开不回来。
为了不被美军侦察机发现,聪明的战士们在这些汽车上堆上了茅草。
没有想到,一架美机侦察机突然超低空飞了过来,强劲的气流掀掉了茅草,30多辆汽车暴露了。
十几分钟之后,美军一次飞来十架轰炸机,一阵狂轰滥炸之后,30多辆汽车全部化为灰烬。
消息传来,彭老总气得直拍桌子。
“二次战役”,情况比上一次更惨,志愿军参战部队一次缴获了美军2000多辆汽车。
看到黑压压一片汽车,许多志愿军战士奔走相告:“我们发大财了!”
吸取上一次的教训,参战部队把会开汽车的战士紧急组织起来,还动员了不少美、韩战俘,匆匆忙忙开走了200多辆汽车。
可是,战士们还没有来得及给剩下的汽车盖上树枝、茅草,近百架敌机就飞到了上空。
敌机把剩下的1000多辆汽车悉数炸毁,眼看着那么多宝贝毁于一旦,隐蔽在树林里的战士们心里在滴血,却没有任何办法。
抗美援朝老照片(三)
另外,志愿军一个物资仓库遭到美军的疯狂轰炸,这里存放了287万斤粮食、33万斤豆油,40多万套单衣衬衣、19万双军鞋和不计其数的其它物资。
美军飞机投下了几十颗凝固汽油弹,所有物资被付之一炬。
一句话,美军拥有了绝对的制空权,就连“志司”都三天两头遭到美军轰炸就机的轰炸,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就牺牲于敌机对“志司”的一次轰炸中。
开天辟地的转变,脱胎换骨的开始。
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一次次遭到美军轰炸,彭老总怒不可遏,同时又心如刀绞。
“我们的战士完全是在用生命换胜利”,彭老总不止一次说过类似的话。
彭老总越来越感觉到,打仗固然打的是军人的智慧、勇气、体力,打的也是钢铁、炸药和各种物资。然而,一场战争,志愿军在后勤保障方面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
首先,志愿军的后勤保障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现代战争的需要,过去“得心应手”的那一套机制已经不适用了。
志愿军没有专门的后勤部队,志愿军司令部仅设了一个后勤科,十几号人。志愿军几十万人马的后勤保障主要由远在沈阳的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
也就是说,“志司”后勤科十几个人要负责调度几十万大军的吃住穿用等后勤保障。
同一时期,一个美国大兵背后有13个后勤兵提供各种支持,而志愿军一个后勤兵却要支持几百个战士。
面对我军在后勤保障方面的困局,彭老总与洪学智等高级将领开始考虑组建“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酝酿从根本上解决志愿军后勤保障问题的办法。
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建立专门的战区后勤指挥机构,它是我军现代化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军队已经将后勤摆到了和作战同等重要的地位。
美军的后勤保障(二)
“六星上将”
1951年5月19日,“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式组建成立,在彭老总的力荐下,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随即“走马上任”,当上了第一任司令员。
志愿军后勤部队囊括了工兵、高射炮兵、公安、通信、公路(铁道)运输等兵种,部队统一由后方勤务司令部领导与指挥。
当年10月,志愿军后勤部队及其配属部队就达到了18万余人。
造桥、修路、构筑仓库、转运物资、防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志愿军后勤部队建成了纵横交错、相互连接的铁路、公路运输网,各类保障实体和掩护部队也相继到位。
我军的后勤保障体系由此“从无到有”,并在战争实践中迅速“从有变强”,整个战区能运、能储、能供、能修、能医,既能打、又能防。
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志愿军后勤一共接运战争物资260余万吨,补充枪械48万多支、火炮1.3万多门、汽车2.1万辆;
有83万余个志愿军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数以万计的武器得到了及时修复,除此之外,志愿军后勤部队还新建了2500多公里公路,新建1.5万多座仓库、6900多间病房、1.5万多座简易营房。
后勤部队出色完成了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有4.8万余人和766个单位荣立战功。
在美军飞机的不间断轰炸下,洪学智硬是打造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战争结束之后,洪学智被任命为总后勤部副部长,并于两年后升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
时隔20多年以后,洪学智于1980年1月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
有意思的是,洪学智被称为我军唯一的“六星上将”。
大家都知道,我军的军衔系列中并没有“六星上将”一说,那么,洪学智将军的“六星上将”从何而来?
洪学智将军在朝鲜
原来,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的时候,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1988年,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于是,洪学智就成为我军唯一一位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
因为上将军衔是“三颗星”,人们把两个“三颗星”累加起来,洪学智将军就有了“六星上将”的美誉。
结语
我军现代化后勤保障体系诞生于伟大壮烈的抗美援朝战争之中,并在后续的日子里逐步完善、提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强大的保障力,就没有强大的战斗力,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是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强大的后勤保障能力后面,必定有一个强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