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曾怼毛主席，无军衔，却被陈毅称为“二野和三野的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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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全军大授衔，被毛主席誉为“不下马将军”的李先念却榜上无名。

有人惋惜地说道：

“您怎么也该有个大将军衔才对。”

李老淡然一笑，摇了摇头，指了指同样“落榜”的陶铸说道：

“我的军队都是他用八支枪拉起来，那他不得授元帅啊。”

陈毅元帅听见后，也走了过来，紧握陶铸的手，动容地说：

“是啊，你可算得上二野和三野的始祖了，的确当得起元帅。”

但实际上，陶铸根本没怎么上过战场。

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他都不曾担任过主要将领。

更有趣的是，获得诸多赞誉的陶铸是出了名的牛脾气，从不屑于人情世故，连毛主席都敢怼。

陶铸

那他为何会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又怎会被称为野战军的始祖呢？

让我们从陶铸怒怼毛主席的那一天说起...

要枪无果，怒怼主席

1932年4月的一天，毛主席率领红军攻下福建漳州，各地方干部纷纷赶来红军驻地汇报工作。

毛主席、朱德、林彪、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坐在台下。

虽然他们个个面带微笑，表情和善，却是不怒自威，气场强大。

各级干部都是做足了准备工作才“上阵”的，

可一见到台下的领导，还是忍不住磕巴，也不敢和他们对视。

只有一个青年与众不同。

他步履稳重地走上台站定，碰上毛主席的眼神也毫不避讳，目光坚定。

虽然他说的是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吐字却十分清楚，语速也不紧不慢：

“闽东是山区，土匪分散，敌人力量薄弱，农民斗争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我们福州打算将重点放到农村，发动农民抗捐税，开展武装斗争。”

毛主席听后，带头鼓掌，笑意深达眼底，不住地点头，连声赞道：

“好一个陶铸，说得对头，重点尤其对头。”

陶铸接着介绍了福州游击队的建设情况，并直接提出了要求：

“现在主要是缺枪支，希望红军能支援我们地方两个连的枪支，闽东根据地就能尽早建成。”

此话一出，林彪第一个竖起眉毛，瞪着眼直言：

“两个连？不少啊，我们拿不出这么多。”

林彪

要知道，红军当时正处于最艰难的时候。

从井冈山出发，向赣南闽西挺进的路上，有一半的红军没有枪。

非但如此，他们每人只有一斤炒米作为口粮，只过了两天便消耗殆尽。

好在第三天晚上，碰上了国民党的一支地方军，打了场胜仗，才缴获了一些弹药粮食。

因此，红军此时自顾不暇，若还要支援地方实在有些为难。

可陶铸并不清楚这些情况，因林彪的态度动了气，竟也竖起眉头，板着脸。

毛主席见状，并没有为陶铸的“出格”动气，反而耐心地将红军的难处悉数告知。

谁知，陶铸怒气未消，直接呛了回去：

“那你们就每人再背一斤炒米，找机会去打仗吧。”

这话实在有些过了，不单林彪火气上来了，连聂帅都变了脸，两人都作势要站起来。

聂荣臻

正当这时，毛主席轻咳一声，用眼神制止了他们，

然后，他转而看向陶铸，神色虽不似之前温和，但也不带一丝怒气，开口说道：

“红军主力的任务艰巨，我们必须将蒋介石的主要火力吸引过来，你们地方才能有喘息的机会，壮大起来，你说是不是？”

听了这话，陶铸顿时冷静下来，心中隐隐觉得有些羞愧，神情也松动了。

毛主席看见他的变化，淡淡地笑开，继续说道：

“而且粮和枪的问题也不难解决，眼光只管开阔些，敌人手里不就有很多吗？而且本来就是从穷苦百姓手里抢的，我们去拿回来就好了嘛。”

这番话让陶铸醍醐灌顶，眼里浮上了敬佩之情，立正站直，标标直直行了个举手礼，为自己的失礼道歉。

事后，林彪依旧有些愤愤不平，说道：

“他是黄埔第五期的，蒋介石都说黄埔五期捣蛋分子最多。”

毛主席

毛主席听了这话，却摇了摇头，反而流露出欣赏之意，笑道：

“是头牛，还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朱老总也跟着点头，说道：

“的确是个人才，就说厦门破狱那一战，陶铸打得实在漂亮。”

成名之战，厦门破狱

上个世纪30年代，厦门城内有一座“活地狱”——思明监狱。

灰色的建筑被高高的院墙死死围住，电网密布，岗哨林立。

守卫24小时轮番把手，并且时时有凄厉的惨叫声传出。

监狱内有两个“南北长、东西窄”的大监房，仅30平米大的地方，却关了上百号犯人。

人多地窄，房内只有几床破草席，“犯人”们只能背靠背，席地而眠。

不仅如此，他们吃喝拉撒全在此处，弄得本就不透风的监牢恶臭无比，虫蚁满墙。

关在这里的犯人多半都是“政治犯”。

因此，一旦进了这个魔窟，警方不会提审、法院不会判刑，狱方也不会释放。

多数人都是活着进去，死了才能出来。

然而1930年春，我党厦门市委和工会的四十多名同志被关在这座“活地狱”之中，被折磨了整整5个月。

其中，还有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瑞生和团省委书记陈柏生。

思明监狱旧址

同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首要大事便是营救同志们出狱。

决心虽坚定，但要实施起来却难如登天。

白色恐怖愈演愈烈，谁能在虎口下夺人？

几经考虑，福建省委想到了省委秘书长——陶铸。

他年纪虽轻，却有着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

不仅是黄埔第五期的学员，还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经历过革命低潮期的考验。

接到任务后，陶铸先从大局出发，从厦门的整体形势入手。

国民党在厦门的军事力量主要有两个军营，以及一些闲散的警察和侦探。

第一个军营距离监狱有20余里地，前来援助需要一个半小时，

远水解不了近火，威胁不大。

比较棘手的是，第二个营就设在思明监狱两里远的地方。

但陶铸了解到，国民党军队除了哨兵之外，其余士兵平时都不发子弹。

因此，等他们配好装备赶过来，至少要半个小时。

而警察和侦探白天都分散在厦门各处执勤，全部集中也需半个小时。

据此，我方只要能保证在20分钟内完成行动，就有胜算。

然而，正当陶铸冥思苦想破狱之计时，又出现了新的状况。

陶铸

秘书慌慌张张地走进来，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狱中同志已成立临时党支部，准备越狱，请省委指示。”

陶铸放下手中的《厦门地图》，边说着话，边快步往外走：

“快，安排一下，我要去‘探监’。”

国民党的军警贪腐成风，监狱守卫也不例外。

只要化装成家属，暗地里给守卫一些钱，便可在每周三、周六两天混进去探视。

见到陈柏生后，陶铸再三嘱咐：

“一定不要轻举妄动，切勿盲干，避免无谓的牺牲。”

而后，他与狱中的同志交换了意见，以备里应外合，

并且趁机侦察了监狱内部的警卫部署和地形格局。

一切准备就绪后，行动的时间定在5月25日上午九点半。

这一天是周日，大多数国民党的士兵和警察都会聚在戏院看戏，防务虚空。

而且，九点是狱警的早饭时间，他们会在西楼的食堂用餐。

思明监狱旧址

行动这天，天公作美。

正值梅雨季节的闽南久雨初霁，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赶往南普陀寺进香。

而该寺正好位于思明监狱附近。

陶铸带着十名精干，扮成游客，混在人群中。

他们穿着粗布大衣，腰上插着手枪，来到监狱门口。

其中有一人曾在思明监狱当过伙夫，便以找同事之名率先成功进入监狱。

而后，又有五名队员陆陆续续，拿着厚厚的银元塞到守卫手里，以探监的名义混了进去。

当时，一名叫“客古”的同志抱着一个饼干桶走在领路的守卫后面。

他的腰间除了手枪，还有一把老虎钳。

来到监房前，客古笑嘻嘻地把饼干桶递给守卫，讨好地说着：

“长官，辛苦了，这是孝敬您的。”

那守卫双手接过，挑眉看向桶里的一瞬间，

只听“砰”的一声，脑门传来一阵剧痛，温热的血流过脸颊，他瘫倒在地，命丧黄泉。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客古已经用老虎钳剪开了铁锁。

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正在外面假意挑选杨梅的陶铸五人听到枪声后，立刻掏出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门卫，冲进大门。

正在吃早饭的警卫队长吴广成听到第一声枪声后，以为是走火，打发两个手下去看，自己则继续端着粥喝得滋滋作响。

直到接二连三的枪声传来，他才原地跳起，拔枪上膛，大吼道：

“反了天了，谁在这里放肆？都给我上！”

话音刚落，已经悄步走上西楼的陶铸轻扣扳机，吴广成应声倒地。

狱警没了首领，乱作一团，破狱行动进行得更加顺利。

仅用了10分钟，40多名同志一个紧跟一个冲出牢门。

随后，早就等候在监狱附近的接应队每人带领三五名同志，将他们分别带往海边的碧山路和小巷道。

被解救的同志们登上木帆船后，杨帆远去。

这一场厦门大破狱震惊中外，数名国民党狱警被歼灭，我方无一伤亡。

而这一行动的领导者陶铸此时才22岁。

厦门老码头

而陶铸之所以年起轻轻就有如此的魄力和胆识，与他幼年的一场变故息息相关。

为兄退学，自力更生

实际上，陶铸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而且，陶家的族谱上有两个十分耀眼的名字，

即晋朝著名的军事将领陶侃和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

陶铸十岁之前，家境虽不似祖上显赫，但也不愁温饱。

他的父亲陶铁铮毕业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学堂，曾参加过同盟会，是个思想进步的革命人士。

但在1918年7月21日这天，陶家迎来了灭顶之灾。

陶铁铮因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死在了北洋军阀的刀下。

从此，陶家境遇一落千丈。

为减轻母亲负担，才上了三年私塾的陶铸主动将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哥哥陶自强，辍学养家。

彼时，他也不过十岁。

孙中山

从那之后，陶铸天不亮就将镰刀绑在腰上，背着与他差不多高的背篓上山砍柴，再挑到十多里外的潘家埠去卖。

回来之后，又紧跟着大人们去山上砍杉树。

一整天下来，连许多大人都叫苦不迭，可陶铸却从未喊过累。

陶母看着儿子高高肿起的双肩，心疼地眼泪直掉，满眼愧疚，颤声道：

“儿啊，娘对不起你啊。”

陶铸伸出布满茧子的小手，擦干母亲的眼泪，一句怨言也没有。

可是光靠砍柴、干苦力是没有出路的。

1922年，陶铸告别母亲，跟着姨外婆来到安徽芜湖，进入一家叫瑞森祥的木材行学手艺。

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贵人。

和陶铸同住一屋的帐房先生陶林，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通诗文、晓历史。

他很喜欢这个既勤快又好学的小伙子，经常在下工之后，给陶铸补习，教他写字念书，给他讲梁山好汉的故事。

就这样，陶铸一边学技术，一边学知识，将从前落下的课程全都补回来了。

随着学识的增加，他开始省下饭钱，去买《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来读，对实事有了进一步了解。

可这样的安稳日子没有过多久，就又发生了变故。

新青年杂志

1926年，瑞森祥倒闭，帐房先生回了老家，陶铸再度无依无靠。

正在这时，他碰上了从广州回来的老乡蒋伏生。

此人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陶铸这才知道世上还有专教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保家卫国的学堂。

父亲惨死的记忆涌上心头，他拍案而起，捏紧拳头，发誓一定要进这所学校，继承父亲的遗志，与压迫者抗争到底。

当时想入黄埔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正规考试。

可陶铸虽有一身学问，但从未上过新式学堂，对必考的数学和地理一窍不通。

因此考试胜算不大，只剩第二条路可走，即由国民革命军保送。

在蒋伏生的帮助下，陶铸先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教导二团二营当司书。

这一年正逢广州军阀陈炯明叛变，妄图趁孙中山北上时夺权。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黄埔军校学生组成校军迎战，东征讨贼。

而陶铸也参与其中。

蒋伏生

对于陶铸来说，军阀不仅是国民之敌，更是杀父仇人。

所以每次冲锋，他都端着枪跑在最前面，即使有子弹从眼前划过，也毫不畏惧。

凭借着这样的勇气，陶铸在东征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成功被报送进黄埔，成为第五期的学员。

更令人惊喜的是，他的哥哥陶自强也在这一年考入了黄埔。

这一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还是周恩来，我党的进步青年们十分活跃。

陶铸和哥哥结交了不少共产党员，对党的主张和理想有了深入了解。

他们决意要加入这个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1926年10月，在共产党人陈葆华的介绍下，陶铸和陶自强正式成为了光荣的共产党员。

黄埔军校

而后，经过南昌起义和革命低潮时期的种种考验，陶铸在“烈火”中成长，将自己炼造成了一名钢铁战士。

1929年，他和哥哥陶自强被安排到福建省从事白区的地下工作。

在漳州，陶铸从20多个农民起家，拉起了一支队伍，

但靠着打土豪没收来的经费，东平西凑也只购置了几把驳壳枪。

这才有了他向毛主席要枪的那一幕。

得到主席的点拨之后，陶铸带着率部一边打游击，一边扩大队伍。

后来，队伍发展到一千多人，组建成了红军闽南独立团。

红军长征之后，这支部队在开国上将叶飞的带领下，发展成为大名鼎鼎的红三团，

抗日战争时期，又被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第四团，

最终，发展成为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

不仅如此，在陶铸的领导下，闽南根据地的建设也发展得有声有色。

但由此观之，陶铸绝对担得起毛主席口中“人才”二字。

毛主席

但天有不测风云。

随之而来的一场牢狱之灾让陶铸受尽了折磨，也为他晚年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被兄背叛，傲骨峥嵘

1933年5月，陶铸和哥哥从福建赶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途中，被叛徒王善堂出卖，在上海被逮捕。

随后，他们被移押至南京国民党司令部看守所。

这里的环境和思明监狱一样恶劣，狭窄逼仄，臭气熏天。

但南京看守所的警备比思明严密百倍。

进来的人除了投降和死，基本没有自救和被救的可能。

在这样的绝境中，陶铸宁死不屈，可他的哥哥却叛变了。

从此兄弟二人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陶自强堕落为国民党的鹰犬，背叛了革命。

而陶铸则在这魔窟之中被折磨了整整五年，始终没有屈服。

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在周总理和叶剑英等人的交涉下，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革命者们才重获自由。

周恩来

9月26日那天，初秋的暖阳高挂，湛蓝的空中万里无云。

陶铸和狱友们大踏步走出监狱，在江东桥附近的一家旅馆留下了一张合影。

他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兴致高涨，以诗抒情：

“五年狱里艰辛过，一笑昂然对镜头。”

随后，陶铸奉命前往湖北，主持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

他作为班主任，在湖北省汤池的合作人员训练班讲学，教授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等课程。

在这期间，陶铸培养了300多名青年，而且其中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党员。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中原百姓民心惶惶。

陶铸奉周恩来之命，在敌占区组织抗日武装，打游击。

当时的武汉，日伪无处不在，革命者几乎无处遁形。

可陶铸硬是靠着八支枪，拉起了一支游击队，并迅速发展到百人的规模。

不久后，这支队伍夜袭被日伪占领的云梦县城，歼敌50多名。

这一战，打响了抗战以来，湖北省第一次反攻夺取县城的第一枪，

极大地鼓舞了鄂中群众的抗日情绪。

武汉会战

一年后，游击队的人数超过三千人，然后由李先念领导，成为新四军5师的主力，

抗战胜利后，又被改编为中原军区部队。

中原突围后，大部分战士被分别编入中原野战军（二野），小部分被编入西北野战军（一野）和东北野战军（四野）。

正因如此，李先念才说他的队伍是陶铸用八支枪拉起来的。

陈总才会称其为“二野和三野的始祖。”

在陶铸的革命生涯中，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战宣传之中。

但他在关键时刻拉起来的队伍，却像星星之火一样，洒满整个中华大地，燃起一片熊熊大火，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狼子野心化为灰烬。

陶铸

建国之后，陶铸又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始终坚守在广西、广东、中南等建设一线。

虽然身居高位，他却最忌讳摆阔气，讲排场，走到那里都坚守自己的“三不准”原则：

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

1959年，广东发生特大洪灾，大片庄稼被淹，造成饥荒。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昼夜不停，走遍了所有灾区。

到清远县时，县委特地摆了一桌宴席，负责人将陶铸迎上桌，指着桌上的一只鸡，热情地介绍道：

“陶书记，您快尝尝，我们清远县的鸡可是全国闻名。”

陶铸板着脸，抿着唇，过了半响才开口问：

“今年是哪一年？”

负责人察觉到不对，咽了口唾沫，有些结巴地答道：

“今年...1959年。”

陶铸转头看着他，眉头越拧越紧，接着问：

“今年的清远县，鸡闻名，还是灾闻名？”

县委负责人被问得哑口无言，当即认错。

陶铸滴米喂进，就起身离开了。

他将自己的这种坚持全都写进了一篇叫《松树的风格》的散文之中。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品格。”

而且，陶铸的这样品格即便在他当上副总理之后，也从未变过。

然而，这样一位如松树般高洁的革命者却遭到了亲兄弟的背叛。

陶铸夫妇

陶自强投身国民党后当上了一县之长，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率领县大队起义，后来在一所中学做了校长。

在陶铸最后的几年里，陶自强在弟弟背后捅了一刀，诬陷他是“叛徒”。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北京含冤而终。

而陶自强也因为自己不齿的行径，在愧疚中患上了癌症，郁郁离世。

后记

陶铸曾在《登庐山》一诗中写道：

“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他的一生正如他最爱的松柏一样，傲骨峥嵘，坚韧顽强。

这样一位高风亮节的革命战士，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参考：

党史文汇：《陶铸的革命人生》

党史天地：《毛泽东与陶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