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广东知青群里暗暗涌动着一股偷渡香港的风潮,由此演绎出了一连串奇特的人生经历。
我离那边三十米
口述 梁业海 采写 周继能
(一)逐出广州
我叫梁业海,1946年生。六十年代初我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工作未有着落。虽然我家地处广州郊区,属“东圃人民公社”,全家却是城镇居民户口,吃商品粮。我家在解放前是做小生意的,土改时成分被评为“小商”,大概经营得法,也算殷实之家,建起了东圃算是最豪气的住宅(当时水平),青砖铁闸,水泥地面。政权更迭之际,百业凋敝,“冇得捞”(没有生计),父亲亡故后,经济拮据。一家人搬离居所,将宅居出租。可是租金不敷养活一家人,母亲只得做街头小贩,帮补家用,艰难养活五个儿女。
1966年5月27日,街道以“光荣务农”名义,把我及一百多位街道青年,敲锣打鼓戴大红花,送去海南澄迈县和岭农场。场面看似光鲜,实则无奈,街道的人上门动员时称:如果我不服从安排,已经找到工作的姐姐弟弟,立即要卷席回家。这一招厉害,以个人是否就范来要挟一家人的生存,这种“大杀器”成为当时社会统治术的一部分。这种手法至今仍在使用,特别是在农村,我见到有不服从拆迁安排的,只要家庭成员有捧“公家”饭碗的,都要打烂。故此你见三几个月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所谓经济发展快,部分的秘密藏在这后面。
当时实际上是在清除城市“富余”人员,兼有阶级斗争的考虑。我们农场除了我们一百多人,先后又送来几批人,更有五花大绑押来的。除了欺骗就是强迫,你能想象,这样“光荣务农”的人能有什么积极性?兼且日做夜做,所得还不够买包烟。后来有首歌的歌词说“人于天地中,似蝼蚁千万”,道出了我们的生存境况。趁文革混乱倒流回城,进而谋划偷渡,这是许多同代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梁业海回顾逃港失败的经历,感叹往事遥远!
(二)首战告败
我头尾三次偷渡,无一次成功。其中第二次离那边一步之遥,折戟沉沙。
我第一次偷渡是在1973年四月间,家人亦支持,出钱出物。同行三个人,一人一部旧单车,“子弹”则由“接堆”的朋友代为准备,无非是猪油、米粉、砂糖混合炒成的干粉,又称“老干”,还有指南针、“山水画”(地图),统统是根据偷渡“前辈”指引而准备的。
一行人用假证明买车票到了东莞,有一位落户东莞石排的街坊兼同学“接堆”,在东莞过了一夜。第二天骑车到大岭山,然后“飞拐”(弃置单车)“埋堆”(入山)。由于准备不足,仅仅行了两三天,干粮就告罄,向偶遇的惠阳仔讨要了些干粮果腹。在山岭中转来转去,不出三天,我们几人已是鸠形鹄面,衣衫褴褛。一天下午,在阳台山一带,被堵截的民兵发现,我们三人事先约定,有事各自逃命,不必理会他人。我自己也给自己立下一条,就是不作过度反抗,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跑不了几步,我被抓获,经樟木头收容所转解广州沙河收容所,在沙河收容所三个人再碰上面,我因属海南知青,被转解海南。
收容转解过程,毫无人格尊严可言。首先是饥饿的折磨,他们不会给饱饭我们吃的,我们戏称“三两二钱七”,形容入肚之不足,见到蟑螂木虱爬过,都想塞入口中。有一天抓的人多了,“爆仓”,有位仁兄不肯入内,抓住铁门不放,管教警告无效,竟然用力将门扇一扳,生生把他四个指头夹断,看得我目瞪口呆。还有就是打架斗殴,可谓无日无之。我被一伙韶关仔欺负,强令我睡马桶边,还恶言威胁我,后来转解场所,我遇到熟人,仗着人众,反过来把他们打了一顿。
(三)我距“那边”如此之近
第一次偷渡失败后,蛰伏了一年,1974年7月又重新上路。
这一次是两个人同行,我与东圃石溪一位姓刘的朋友。这一次,不是“扑网”不是“着屐”,不是“揽泡”更不是“老橡局”(分别是冲铁丝网偷渡、乘小船偷渡、抱充气球浮水偷渡、乘橡皮艇偷渡),而是——“无网”。
什么叫做“无网”呢?
在我倒流回广州期间,日日找人交流偷渡信息。有个偷渡方式引起我的注意,就是说在中港边界,有若干个边民耕作区,中方的农民,可以越境到港方的田地去耕作(或者说这些田地的所有权属中方)。这种“耕作区”,是没有设网的,但是一定有重兵把守,水银大灯当头照,哨所广设,守卫森严,狼狗凶猛,生人勿近。
通过这条线路偷渡,免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大海无情、鲨鱼凶恶之险,算是直接快捷之径。自然,机会有,风险亦大,不过转念一想,既然都有风险,又何妨一搏?听闻老虎粪便可以抵御狼狗,据说动物园的老虎笼都被人接连光顾,为的是偷些老虎屎,我们没有这种门路。
我们两个人行动,就是为目标小一些的缘故。结果刚到宝安的布吉,就被民兵追截,我们分头逃跑,民兵抓住了我。我报上假姓名,声称是宝安某公社某大队的人(事先准备好说辞),并噏出几句客家话来。民兵说:先回队部查核,如属实就放你。
三个民兵背着枪,推着单车,要将我押送回队部,此时是下午四时许。我心想,一定要找机会脱逃,否则捉回去又是一番牢狱生涯。他们押着我走的是铁道边,此时有一列货车临近,我揪准机会,把最近的那个民兵的车头一下扳倒,“呼”的一声跳过铁道就跑。他们见货车隆隆开近,不敢随之追过来,隔着铁路“呯呯呯”地向我开枪。
我不顾一切,钻入簕竹丛,气不敢喘,只听得三个民兵一路追了过去。我到天黑才敢爬出来,口中那个渴呀,捧着田头的水就喝了起来。
所带的地图、指南针都被搜掠去了,怎么办呢?不过我紧紧记着指引:沿着铁路右边前行,不离不弃,就会到达无网区。
半夜时分,估计到达预定地点,我蹑手蹑脚走近一间房屋,见屋内有灯光,想向农户乞点食物,医一下肚,否则无力前行。我爬高往窗户里一望,吓得赶紧缩了回来,马上逃走——原来里面关着几十个人,横躺竖卧,此处应该是个临时收容所,躺着的都是被捉的偷渡客,就等天明将人解走。
我像幽灵一样摸近一户农家,被一中年男子发现,我哀求他:大佬,我是广州来偷渡的,你不要捉我,我把手表给你,你给我些吃的吧。汉子接过手表道:吃的就没有了,你偷渡就向那个方向走吧。
我听人说边防军五点半收岗,于是抓紧前行。果然,远处是一片开阔地,是割过禾的稻田,再远一点,电灯柱一根接着一根,水银灯发着惨白色的光。这就是传说中的“无网区”了吧?
忽然,不远处狗吠声大作,伴随着男男女女呼天抢地的呼救声,“救命啊救命啊……”一定是那边的边防军出动狼狗抓人了。幸好我一个人目标小,赶紧趴到水田中去,匍匐爬行。水田那边就是国防公路,人家说跨过国防公路就是“那边”地界了,如此说来,我与“那边”就是几十米的距离了。
可是实在太饿了,浑身无力,只能一寸一寸挪动。一不小心弄出了响声,突然一支强光手电照向了我,再一声断喝:“起来,站起来!几个人?”原来是三个边防军人。我慢慢的站了起来,倘若有气有力,我就会选择向前冲,横竖他的枪未必打得准。可是此时此刻只能就范,军人用枪托一下砸在我身上:“你跑哪,你再跑几步就是‘那边’!”我被打倒在地上,朝刚才被发现的地方看了看,估计离“那边”就是三四十米开外。
军人把我押到拘留室,十几个男女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身上不停滴血。原来刚才呼救声就是他们喊出的,身上的伤口都是被狼狗咬出来的啊,惨哪惨哪!怪不得我没有被狼狗袭击,原来狼狗都到那边咬他们去了。
早晨,我与另一个伤势较不严重的被叫了出去,“走!去饭堂清煤灰!”进了饭堂,我们两个两眼放光,在灶头、地面、潲水缸捡起饭焦、菜头、面团就往嘴里塞。喂饱了肚,清完煤灰,还包了一大包回去分给那班可怜虫。见到军人牵着狼狗过来,狼狗的舌头仿佛还滴着血,站起来一人多高......
(四)知难而退
自收容所出来之后,我心心不忿,我曾经离“那边”是如此之近,倘若肚中有几两米饭,我不就冲过去了吗?!
我不服气,一个多月之后,我一个人上路。我到了东莞樟木头,所见气氛大不相同,关卡多了,背枪梭巡的民兵亦多了,到处是“打一场反偷渡的人民战争”的大标语。我碰见熟人,他们说难哪,今时不同往日,堵截严得很,还是等下次吧。我只得作罢,打道回府。
如今老了,固守东圃几十年,闲时到茶楼坐坐,玩玩“私伙局”(一种民间乐队),幸得儿女孝顺,衣饭无忧,偶尔回望一下年轻时的人和事,似乎很遥远了啊!
访谈采写者周继能(左)与本文主人公梁业海。
作者简介
本文采写人周继能,1966年高三毕业,1969年1月留城到工厂,并无一天当下乡知青的经历。对自己的WG经历深刻反省,忏悔录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二期上。近年来接触到当年偷渡知青这个群体,深被他们当年的境况和经受的磨难所震撼。虽为同代人,觉得有责任将其记录下来,留诸历史。
(载《知青》杂志第19期(2017年1月出版)第5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