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面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人有多大胆，地产多大产”是人民公社初期的一句口号，多年以来，是作为一个靶子被批判和嘲讽的，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甚至认为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那么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毛主席对这句话又是持有什么态度呢？

1963年5月11日，毛主席召集周恩来、彭真、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陈伯达、江华、胡耀邦等开会，主要谈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问题，期间谈到了哲学问题，他说：

“一言兴邦，就是说的精神变为物质。要在日常工作中讲哲学。中央、中央局、省三级，开会时都要讲。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哲学看得那么难，哲学是可以学到的。还是要破除迷信，但是不要像前几年那样，连不该破的也破了。不要破除了科学，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从这段话里看出，毛主席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不赞成的，这是他的基本态度，他认为这句话不科学，不符合哲学原则。

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迫切要求中华民族必须有一次大的“跃进”，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永远赶不上别人的步伐。这不是一代中国人的历史担当，而是需要几代人的历史责任。

1958年，是新中国的“跃进”之年。先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倡“跃进”口号。毛主席提笔赞道：

“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其中是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华民族的大跃进由此拉开了序幕，豪情壮志的中国人要“苦干三年”，改变中国的面貌，要在十五年里，在钢铁等一些重要经济指标上赶上和超过英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1958年8月中、上旬，毛主席离开北京到河北、河南、山东农村视察，在河北徐水，他参观了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看了农业社的俱乐部、粮食加工厂、供销部、医院、猪场、缝纫工厂、幼儿园、幸福院和食堂，到农田看棉花、泰子、玉米、谷子、红薯等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在河南新乡，他参观了王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七里营，看见挂着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牌子，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他还看了敬老院、幼儿园、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到田间，走进棉田，称赞棉花长得好，并同社员一起给棉花打顶。面对一片丰收景象，他高兴地说：“大有希望！”

“人民公社”这个名字，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随后的谈话中说：

“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所喜欢的名字。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内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儿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生产军事化了，分配制度变化了，一个小并大，一个私并公，乡社合一了。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级。”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被作为一种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途径的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出现了，在极短的时期内，中国广大农村实现了公社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省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的一封来信，人民日报加的编者按题目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信中说寿张县搞亩产万白粮高额生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1到2万斤玉米、谷子。

随着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发展，放卫星、浮夸风开始出现，越来越严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也漫延开来。

1958年9月10日，毛主席离京南下考察，首站湖北，住在武昌东湖客舍。第二天，他的老朋友、中共一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来看他，在谈话中，李达说起他在鄂城县委看到的标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问毛主席对此有什么看法。毛主席说：“凡事有两重性嘛，这句话讲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

对此，李达跟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还进行了一番争论。送走李达后，毛主席陷入了沉思，他对秘书说：和李达争论，我是错误的。他是诤友，有了他我才能六十而耳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存在不多久便消失了，但夸大事实的“浮夸风”却仍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存在着。这其中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即人民的劳动热情，毛主席从事物的两重性出发，对“浮夸风”进行了辩证施治。

1958年12月1日，毛主席在武昌撰写《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其中写道：

“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

1958年12月9日，毛主席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并讲话，对于保护劳动热情问题，他说：

“对于犯错误的干部怎么处理?所谓犯错误，在这个时期，主要是强迫命令，还有讲假话，还有不关心人民的生活，注意了生产，忘记了生活。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应该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不给处分，叫他们作一些自我批评。对于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就应该加以处罚，如果不处罚，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就会挫伤劳动者的劳动热情。”

对于全民所有制问题，他说：

“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一些地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他们有冲天的干劲，革命热情很高，这是非常之可宝贵的，缺点就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回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不要因为外国人一吹，把我们自己的报纸打开一看，净是干到 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估计到不高兴的事情这一面，索性讲清楚。”

1959年2月25日，毛主席到山东进行工作调察，召开六级书记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包括中央、省、县、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六级党的书记），当历城县东郊公社第一书记郑松汇报说东郊公社1958年亩产粮食740斤时，他说：

“有这么多吗？你们怎么知道收这么多，有没有过秤？怎么算出来的？你们今年的小麦怎么样？打400斤比去年翻一翻吧？”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给省、地、县、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信》。信中说“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关于密值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关于节约粮食问题，他说：“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关于讲真话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主席最后说：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人民剧院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讲话，指出要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热情，他说：

“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到春节前后，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共产风’。对‘共产风’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

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来龙去脉看，它不是毛主席发明的，也不是毛主席倡导的，它是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插曲，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改变必然王国的主观能动性，但也表现出某种盲目性，这是中国人民破除迷信、改造自然和社会必经的一个阶段，中国人民在实践和挫折中早已跨过了那个阶段，走向了更广阔的自由王国了。

毛主席对待“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态度，体现出了自己一贯的辩证法，他看到了其中的两重性，采用了“有保有打”的策略，即保护了其积极的方面，又打击了其消极的一面，最终把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劲头引导到了现实的可能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