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天安门观礼台上，孙毅每次抬头，都发现罗瑞卿正在盯着自己

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几十万人举行庆祝活动。孙毅和战友们纷纷来到天安门城楼东侧的观礼台，准备观看节目。

当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孙毅和群众们一起欢呼，他还会时不时抬头仰望毛主席。然而每当孙毅抬头看向毛主席的时候，他都会发现主席身旁的公安部长罗瑞卿正在紧紧地盯着自己。

起初孙毅感觉没什么，但渐渐地他发现，罗瑞卿盯着自己的次数竟然高达十次。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孙毅是谁，罗瑞卿为何要死死盯着他呢？

孙毅

用两条腿走完长征的领导干部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给大家留下了多少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至今提及都令人难忘。当时由于李德的一句话，用一根木棍和两条腿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孙胡子”孙毅，就是一位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

1934年8月，江西瑞金沙洲坝军委总部的大门口，人们来来往往，好不热闹。当时担任红军学校教员的孙毅，被军委总部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叫去。

叶剑英一见到孙毅就说：

“当前处于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形势极其严重，为了应付更加复杂且困难的局面，中央决定组建一支新的部队，名叫教导师，直属军委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保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军委决定由张经武担任教导师师长，何长工担任政委，你担任参谋长。

今天让你过来，一是为了正式通知你，二是想听听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孙毅向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更何况这是军委对自己的信任，他当即表示愿意服从军委安排。其实早在1932年，孙毅就和张经武、何长工同在红军学校工作，那时候三人的关系就非常好，配合也十分默契。因此当孙毅得知要和老友再次共事，他十分高兴。

叶剑英点点头继续说：“现在任务紧急，教导师必须在8月底组建完成，9月就开始训练了。师部地址设在陈村，由于何长工还在反‘围剿’前线，所以你先协助张经武将教导师组建起来。”

张经武

从总部出来后，孙毅快马加鞭，连忙赶到离瑞金19公里的陈村。随后，孙毅和张经武一起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组建教导师的工作中。

当时军委决定，教导师由瑞金、会昌、兴国等十几个线的独立团、营、游击队等组成。教导师下辖3个团，每个团大约收1700人左右，再加上师部各个直属队，共有6000余人，成员大多都是土地革命后翻身农民的子弟，年龄则在17到22岁之间。

孙毅和张经武经过不断的努力，终于在8月底将教导师组建完毕。全体官兵在张经武、何长工和孙毅的指挥下，投入到紧张且辛苦的训练中。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转移。10月10日是教导师出发的第一天，6000多名战士就要离开家乡，踏上远征的道路，于是各连队都杀了猪，共聚午餐。

当天上午，张经武从军委总部会议室出来后，脸色一直不太好看。不久后张经武将孙毅叫来，满脸愁容地对他说：“老孙啊，我要和你说一件不好的事，你可能预料不到……”

孙毅十分疑惑地说：“什么事啊？怎么这么神秘？”张经武说：“我说了你可不要生气啊。”孙毅被张经武弄得十分好奇，他说：“你说吧，我保证不生气。”

李德

原来在布置完远征任务之后，大家又讨论了领导干部骑马的问题。一向令人不喜的军事顾问李德说：“孙毅是国军起义过来的，他不应该骑马。”说完便大手一挥，将孙毅名字下的“马”给划掉了。不管张经武怎么争取，李德也不肯同意。

张经武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后，他为难地说：“老孙啊，看来你这次要吃苦了。”孙毅的性格十分开朗，他对有没有马骑这件事也不在意，尽管对李德心生不满，但他还是忍住了。

孙毅幽默地说：“没有四条腿，我还有两条腿嘛！师长你就放心吧，我绝不会掉队的！”

这天下午四点，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响起，6000多名教导师的战士们全副武装，离开家乡，踏上了长征之路。

1935年1月5日，教导师抵达乌江江界渡口，除了武器、弹药、粮食和医药外，他们将所有的机械都扔进乌江，只为减轻战士们的负担。随后，孙毅按照军委的指示，担任军委干部团作战科科长，率部继续长征。

长征途中，军委决定取消教导师编制，随后孙毅被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团工作。不过意外的是孙毅在这里没有明确的职务，直到第三天晚上，他才在桌子上发现一份任命通知：“任命孙毅为国家政治保卫团参谋长。”

但孙毅仔细一看，发现参谋长中的“长”字被人用毛笔圈掉了，没有这个“长”字，参谋长就变成了参谋。孙毅看后没有生气，他心想：之前没有马骑，我也走过来了，现在只是不当参谋长，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快到遵义的时候，团长姚喆找到孙毅：“胡子，真是对不起啊，这几天都没给你分配工作，昨天我还和邓发说起这件事，你还是参谋长。”

1935年1月9日，中央机关进入贵州遵义，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期间，孙毅所在的国家政治保卫团驻守在城南，其任务就是确保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当孙毅得知这件事后，他激动地说：“毛委员又回来掌舵了！”

遵义会议结束后，国家政治保卫团被撤销，孙毅先后担任红三军团第五师侦察参谋、军团教导大队大队长等职务。

抗战时期，孙毅主动要求办军校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115师随营学校被改编为师属教导大队。由于之前的大队长陈士榘被调往第343旅当参谋长，于是便由孙毅担任师教导大队的大队长。

上任不久，林彪就让孙毅带领教导大队和电台前往河北行唐、平山一带宣传抗日思想，发动群众积极抗日，筹粮，筹款等等。孙毅接受命令后连忙带领教导大队1300多人到灵寿县陈官庄驻扎。

11月的冀西地区格外寒冷，孙毅带领战士们开展群众工作，团结民间抗日力量，从而壮大抗日队伍。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城里，聂荣臻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几天后，师部让教导大队回来，孙毅没有听从命令，而是说：“我想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现在干部紧缺，我是河北人，我个人能不能留在这里，办学校为组织培养干部，扩大队伍？”

聂荣臻（左）

鉴于晋察冀军区的发展和壮大，聂荣臻和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都同意孙毅留下来办学。于是孙毅留下来办学校，教导大队全体人员则由副大队长何德带着回去。

12月中旬，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在阜平县普佑寺成立，孙毅担任校长兼政委，下属四个学员队，设置的军事科目有射击、投弹、刺杀等等；政治科目有群众工作、哲学、社会发展等等。

招生布告发出去不到20天，就有500多人前来报名，而且报名的学生文化程度都很高，初、高中学生占了大多数，其中还有不少大学生。看到群众如此积极的报名，孙毅感到十分高兴。

孙毅办学期间将军政一起抓，但育人成才的任务也压得他透不过起来。除此之外孙毅还要率部应付日伪军的“扫荡”，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孙毅的身体越来越差，肠胃病更是时不时就发作。

聂荣臻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牵挂，他强令孙毅休假一个月，并于1939年1月16日将他调往晋察冀军区当参谋长。在军区参谋长这一职务工作月一年半后，孙毅又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的校长。

为了统一教学思想，贯彻落实毛主席为抗日军政大学制定的教学方针和校训，孙毅在全校干部大会上倡导“苦、严、行、正”精神。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孙毅格外注重学习和实践相结合。

在全校组织的野外大演习中，孙毅将即将毕业的学员全部带出去，轮流担任班长、排长、连长，指挥部队在敌占区活动，扰乱日伪军。演习能够将教学和实战相结合起来，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大二分校整顿军容风纪的时候，为了符合战斗要求，孙毅要求男学员统一剃光头。不久后有学员给孙毅提意见：“校长，你自己也留着胡子，这也不符合军容风纪，您自己都不能带一个好头，还怎么要求下面的人呢？”

学员尖锐地提问令孙毅陷入了深思，他在1925年因为身患重病，为了显得自己有精神点，这才留起了胡子，至今已有18年了。剃掉吧，不舍得，不剃吧，如何做好榜样呢？

孙毅自言自语道：“这个学员提的意见很对！如果不能以身作则的话，还怎么要求下面的学员呢？”当天晚上，孙毅一狠心，将留了多年的胡子给剃掉了。

几天后，孙毅到聂荣臻那里汇报工作，起初聂荣臻还没有认出他，直到一番打量后才说：“孙毅，你的胡子呢？怎么没有了？”

孙毅如实说明情况，聂荣臻听后笑着说：“你的胡子已经出名了，没有胡子还怎么叫孙胡子呢？还是留起来比较好！”就这样，孙毅又把胡子给留了起来。

五一观礼庆典上，罗瑞卿为何死盯孙毅不放？

1949年1月15日，我军攻克华北战略重镇天津；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首都定在北平，3月23日，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驻扎在保定的冀中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为迎送中央首长而忙碌，当时由林铁和孙毅担任正副总指挥。

3月24日上午，浩浩荡荡的中央首长车队开进保定市区。随着周恩来等人下车，林铁连忙上前两步和毛主席握手问好。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看向一旁的孙毅说：“这不是孙胡子嘛！”

毛主席

孙毅听后举起右手，向毛主席行军礼，然后说：“主席，您好！”紧接着又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一敬礼和握手。

按照事先安排的项目，由林铁和孙毅陪同中央首长共用午餐。吃饭期间，毛主席对林铁和孙毅说：“明天我们就到北平了，接管全国的政权，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奋斗28年，用无数烈士的生命换来的胜利啊！”

聆听毛主席讲话，众人时不时地点头，孙毅则伸手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夹菜。在吃饭期间毛主席又谈起了李自成，并说：“我们可不能当第二个李自成。”

学识渊博的毛主席令在场的人敬佩不已，孙毅则频频用崇拜的眼神看向毛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孙毅依旧为我国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几十万群众前来庆祝。当时孙毅和战友们也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站在天安门城口东侧的观礼台上，准备观礼。

罗瑞卿

当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孙毅和群众们发出阵阵欢呼声，他频频扭头看向毛主席。然而在孙毅仰望毛主席期间，他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主席身旁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一直盯着自己。

起初孙毅以为是自己看错了，但不管之后他抬头仰望多少次毛主席，都能看到罗瑞卿盯着自己，这也令他感到十分疑惑，难道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衣服领子没扣紧？

直到五一劳动节结束后，孙毅才在卷宗中找到罗瑞卿紧盯自己的原因。

这天，孙毅正在翻越卷宗，他在总政保卫部印发的《保卫工作通讯》中发现一篇短文，而这篇短文中竟然有他的名字。上面是这样写的：

香港有一个署名为“孙毅”的人，直接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密电，报告我军的军情，并向他们传递情报。

看完这篇短文，孙毅被吓得浑身出冷汗，他瞬间明白罗瑞卿在台上紧盯自己的原因。

毛主席和罗瑞卿

早在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之前，就曾有国民党特务收到这一情报。当时特务们准备炸毁毛主席的专列，以此达到最终目的。但是敌人费尽心机的企图还是落空了。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罗瑞卿、李克农调部队和基层干部民兵在专列经过的铁路沿线设防，百米一哨，哨哨相望，决不允许发生任何差池。在毛主席的专列即将通过天津的时候，敌人设在铁道上的一颗小型炸弹被公安部门及时发现并清除。

不久后，公安人员将这一情况汇报给毛主席以及亲自担任护送任务的罗瑞卿。罗瑞卿当即指示进一步检查车上的保卫措施，并亲自下车处理这件事。很快，设置炸弹的特务被逮捕。

罗瑞卿身为公安部部长，他身上责任重大，需要时时刻刻注意主席身边的人，更别说是一个和国民党特务名字相同的“孙毅”了。

一想到这里，孙毅心中既忐忑，又感到欣慰。忐忑的是孙毅并不知道这个和自己同名同姓的特务是谁，欣慰的是罗瑞卿对毛主席的认真负责。不过孙毅身正不怕影子斜，他自从成为共产党员的那一刻，就发誓要效忠共产党、效忠毛主席，不管怎么样，他也不会做出对毛主席不利的事情。

最后这件事也没了下文，也许是罗瑞卿查清楚此“孙毅”并非彼“孙毅”，又或者是孙毅的举动为他证明了清白。

心系百姓的孙毅将军

孙毅将军身经百战，战功卓著。1955年解放军评定军衔期间，孙毅给党中央写去一封信：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缺少建树的功劳，在评衔的时候宁低务高，授予我少将军衔足矣。我投身革命不是为了什么高官厚禄，更何况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已经大大超过我的贡献了。”

尽管如此，党中央还是根据孙毅的资历和功绩，授予他中将军衔。

孙毅身居高位，但他心里却时时刻刻都在想着百姓。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旧社会那些比较开明的县令大门口，都会挂着一块‘民之父母’的牌匾。如今在我们共产党员的心中也该有一块‘民只公仆’的牌匾。”

新中国成立后，孙毅一家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四合院内，因为年久失修，家里人曾提出将房子修一修。孙毅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而是带着孩子们来到一片比较低矮的群众住屋前，然后严肃地对他们说：“和这些老百姓相比，我们的生活好多了，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办事可不能让群众指着我们的脊梁骨！”

孙毅家附近有一个副食品店，不过因为店面太小，店主经常因为货品没处放而烦恼。就在这个时候，孙毅对店经理说：“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发愁，我家有地方，可以放在我家里。”就这样，孙家外院成为这家副食品店的第二个仓库。

1976年7月，唐山发生特大地震，余震涉及到北京。孙毅当即对家人说：“我们家人少但院子很大，可是周围群众的房子却是一间接着一间，一有震情他们往哪里躲呢？一旦有情况，你们就把咱们家的大门打开，让群众进来躲躲。”

去职离休，颐养天年本事人生一件快事，但有的人对此却想不开。孙毅在离职去留这一问题上，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为了促进干部队伍年轻化，孙毅主动提出辞职，他说：“党的事业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现在我年纪大了，力不从心，还是快点将手头上的工作交给年轻人，不然晚了对党的事业不利啊！”

在辞去全国政协常委的同时，孙毅还辞去了总参顾问等职务。不过尽管孙毅辞去了这些职务，但一生忙碌的老人也没有停下，他找了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那就是担任60多所大、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或者名誉校长等等。

为了能准时抵达北京郊区一些中小学或者部队，孙毅经常早出晚归。当时组织上为了让孙毅行动方便，便给他配了一辆红旗车，但却被孙毅给拒绝了。

孙毅仍乘坐那辆跑了30多年的吉姆牌轿车，有时候半路抛锚，孙毅只好走路回家。后来孙毅的警卫员兼司机安学奎觉得，在好车遍地的北京城开这辆老掉牙的吉姆车太掉价了，于是将孙毅退了几次的红旗牌汽车给领了回来。

孙毅发现后问安学奎：“小安啊，这是怎么回事？吉姆车呢？”小安吞吞吐吐地回答道：“坏了。”孙毅疑惑地说：“坏了？坏了为什么不送去修，而是换了一辆新的？”

小安回答道：“首长，那辆车太老了，修不好了。更何况开会的地方那么远，万一再将您甩到路上，耽误了时间，这可怎么办啊？”

孙毅听后知道吉姆车并不是坏了，而是被安学奎嫌弃了，于是他生气地说：“车坏了为什么不换一辆吉普车，却偏偏要换红旗车？你不知道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吗？现在主要做青少年的工作，如今我坐着阔车，怎么做孩子们的思想工作？”

最后在孙毅的坚持下，这辆红旗牌轿车被退了回去。

孙毅是一位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的高级干部，他的工资并不低，但他却穿着朴素，摆设简单。孙毅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下一半当做伙食费外，其余的钱都用来购买书刊，邮寄给他分布于全国各地的30多个青年朋友。

从1995年3月开始，孙毅除了给30多个青年朋友邮寄书刊外，还拿出300元捐献给“希望工程”。

2003年7月5日，孙毅将军在北京逝世。这位不知疲倦的老将军为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用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