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主席的洛甫，后来哪里去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花了近两年时间向西转移至陕甘苏区，跋涉25000公里，这场伟大的战略转移行动，史称“长征”。

经过380余次战斗，走过祖国境内14个省，翻越了18座大山，还跨越了24条大河，爬雪山，过草地，红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军会师，结束了万里长征。

在万里长征的进程中，1935年1月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组织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在长征中，洛甫坚决支持毛主席的军事主张。遵义会议上，他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军事路线的战略性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圈，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因此，遵义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转危为安的重大转折点。

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主席的洛甫，后来哪里去了？

洛甫

革命者洛甫，成绩优异留学苏联

洛甫原名张应皋，又名张闻天，上海南汇人。他1900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户之家。他的父亲勤劳能干，母亲聪明果敢，这样淳朴的教育使他养成了朴实、刚毅的品质。他尊重且服从真理，始终坚持“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洛甫早年进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受到当时《新青年》等进步思想影响，青年时代的洛甫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20年前后，分别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入党后，因为其成绩优异，被派往苏联留学。

洛甫怀着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积极投入了当时苏联正在开展的哲学战线的斗争。他在苏联研究哲学，其哲学论文也较多地反映了当时苏联的哲学斗争。

六年后，即1931年，洛甫从苏联回国，他因求实的精神、优良的作风和实际的行动，很快被委以重任。在第六届五中全会上，洛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后来的长征途中，洛甫与毛主席、王稼祥一起，交换着对战局和形势的看法，尤其是军事指挥方针的问题上，三个人的观点日趋一致。在遵义会议生死攸关的时刻，洛甫毅然地选择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

漫漫长征路，转折点上鸣前奏曲

“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句话，是洛甫在1943年的整风日记中，亲笔写下的。

1933年9月-1934年10月，红军主力为了摆脱被围追堵截的危险，被迫进行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万里长征。

毛主席、洛甫、王稼祥因各种机缘巧合，邀约到了一起，从瑞金出发，到于都集结，共同踏上了长征之路。

毛主席和洛甫的相识，是在1933年初洛甫进入中央苏区之后的事情。

1934年2月，洛甫搬到了沙洲坝，在那里办公，住处也在那里。正好，当时的毛主席也正是在此处办公和生活。

惺惺相惜的两个人，因为距离的拉近，开始逐渐熟悉起来。他们在生活上相互照顾，工作上相互探讨，一起寻求解决方案，洛甫更是经常请毛主席参加和指导会议。

洛甫在当时算得上是文艺青年，他主编了《斗争》这本刊物。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自己的刊物上，连载了毛主席的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的调查报告。这时的他，对于毛主席已经十分认可了。

洛甫还效法了毛主席的办法，和毛主席一起展开研讨，用同样的方式去研究了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落甫出版了两人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

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毛、洛两人不得不搬到了云山古寺里。由于反“围剿”战争的失利，他们被迫离开这块自己抛头颅洒热血的土地，心中都充满苦闷、愤懑之情。

长征出发前，洛甫、毛主席经常坐在石凳子上，看着眼前的黄桷树，谈论自身的境遇和目前的战况。洛甫倾吐了当时自己被架空了权力的不快，毛主席感同身受。云石山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主席的分析是正确的。

在长征路程中，毛主席、洛甫、王稼祥三人一路行军，一路交谈。当时毛主席恶疾在身，王稼祥负伤还未痊愈，两人就由担架抬着，洛甫骑着马一同前行。

在长时间的跋涉中，使得三人有机会对于目前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进行细致地探讨和分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二人便真诚地服膺毛主席。

1934年12月12日，红军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洛甫提前向毛主席通报了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的严重伤亡情况。

毛主席破例参加了本次会议，他认为目前红二、六军汇合的意图可能已被敌军看破，提前布置了包围圈，他建议红军改变行军方向，向西转兵贵州，那里敌人兵力薄弱，以便红军争取主动。

洛甫支持了毛主席的建议。这为后面召开的遵义会议鸣起了前奏曲。

12月18日，红军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洛甫再次坚定地支持毛主席战略转兵的主张。但红军行动的具体方针还在胶着讨论的状态中。

力挺毛主席，遵义会议第一主角

红军继续向西前进着，在黄平县境的一片茂密桔林里，洛甫和王稼祥交流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们都表示了对红军前途和命运的担忧。

王稼祥问洛甫：“我们转移的目标，中央究竟会定在什么地方？”

洛甫说：“目前没有个确定的目标。再这样打下去是不行的。还是毛主席出来吧！毛主席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王稼祥将此话转述给了彭德怀。很快，在刘伯承等几个红军将领中，洛甫推举毛主席指挥军队的想法便不胫而走。

其实长征行进到此，红军队伍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目前队伍的前途充满着太多的变数和凶险，现实非常严酷。此时，中央红军的领导团已经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红军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1935年1月1日，红军顺利渡过乌江。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敌军被甩在了乌江对岸。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红军先头占领遵义后，大部队于1月9日陆续入城。中央领导成员立即忙着为会议做准备。“中央队三人团”毛主席、洛甫、王稼祥则围绕着即将召开的会议进行了意见的交换和商议。这次商议的主要思想，成为了后来遵义会议洛甫作报的主要提纲。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这正是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首先由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洛甫按照会前与毛主席、王稼祥的沟通意见，作了针对当前军事路线的报告，指出了一些问题。以洛甫在党内可与周恩来比肩的地位，他的报告可谓举足轻重。

接着毛主席做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要发言，系统且深刻地阐述了转兵贵州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随后朱德、王稼祥以及在前线担任指挥的中央红军领导都表示赞同洛甫的报告和毛主席的发言。

遵义会议确定增选毛主席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毛主席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在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中，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贯彻到落实，洛甫可以称得上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最终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这为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也为夺取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洛甫后来在《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中，他回忆道：“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

他还十分谦虚地将遵义会议的功绩归功于毛主席。

谦逊的君子，让贤坚持集体领导

遵义会议上，洛甫当选为临时中央军委总书记。

长征队伍继续向西，1935年8月，沙窝会议召开，洛甫在会上提议毛主席分工主管军事，指导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同年11月的下寺湾会议上，洛甫又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主席为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1935年10月到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洛甫一直与毛主席保持一致意见，凡事都与毛主席商量，他们共同发出指示电文。洛甫态度谦逊，一直坚持集体领导，毛主席也曾夸洛甫是“明君”。

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虽然洛甫仍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会议，但会后，他主动将党务工作转交给了毛主席。洛甫曾表示：“我只是形式上的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洛甫对西安事变的处理做出了及时的应对，他召开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方针，使得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随后，全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在日军不断的侵犯中，国共两党开始统一战线。洛甫多次积极且有效地解决了红军内部协调，以及对外军事策略的重大问题，时刻紧抓党内的方向。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推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领袖正式完成了过渡。

众所周知，洛甫属于学者型人物，不仅创办期刊，建国后，还纂写了《张闻天选集》。其实相比于领导具体事务，洛甫更偏爱于思想研究和文化宣传工作。因此，他“让贤”给主席。

退出中央领导层之后，洛甫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他喜爱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担任了《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等职务，为我党的宣传教育事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日战争胜利后，洛甫赴东北工作，成为当时的省委书记，并兼任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在他的努力下东北很快成为中国革命的给养基地，为开辟和建设东北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建国后，洛甫转到外交部门工作，曾担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立下了功勋。

晚年的洛甫，早已不似年轻时那样意气风发充满活力。在肇庆期间长期的勤俭和节约致使他身体十分虚弱。

洛甫在肇庆期间写了数十万字的笔记和文章。在矫正视力只有0.2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每天写作，将他毕生的思想形成文字，留下了珍贵的“肇庆文稿”。

1975年， 洛甫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一家前往了无锡，专心养病。即便如此，洛甫还经常蹒跚着去外面观察民情，蔬菜市场是他最常去的地方。

1976年，洛甫在江苏无锡病逝。洛甫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没有留给自己的亲属，而是无私地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198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发表讲话，把张闻天的名字同毛主席一起列入重要贡献杰出党的领导人行列。

结语

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是关系中国革命根本转折的伟大事件。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和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尊重毛主席、维护毛主席，与毛主席等同舟共济，渡过了长征途中红军的极端困难时期。

其间，他始终是毛主席的有力支持者，为逐步确立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地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不仅是有着无数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们的奉献，还有那些在革命危机的时候，顾全大局、不谋私利的革命先驱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