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鼠六害被禁言销声匿迹后,为地主招魂的言论又冒了出来,称地主不仅更勤劳并且地主分给长工的粮食足够其养家糊口并繁衍后代。
本质而言,是强调在必然产生剥削和压迫的制度下,这些剥削者成长过程中的“正义性”,如同诠释毒蛇和老虎的幼年也很可爱一样。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只看到了地主的“勤劳”而没有看到成长到最后的必然的剥削和掠夺的本质。
它们最终是要吃人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这个“我们本是一家人”的言论因此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激烈批驳。
同样,一位貌似创业者的博主充满委屈和抱怨地讨论到,为什么许多大学生甚至普通打工者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众多小老板面临的困难太多,创业和发展机会不多,自然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似乎认为老板和打工者是一绳上的蚂蚱,是彼此共存的关系。
这种“感同身受”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而日前被曝出比恒大多出1.1亿的中植系3.6万亿暴雷的新闻却没有受到普通人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呢?
“这场金融地震的震级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史上实属罕见。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5万高净值投资者的财富在这场灾难中化为乌有,其中不乏商界名流、行业精英。”新闻这样描述。
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是“15万高净值投资者”所关注的事情,而与十几亿普通人民群众毫无瓜葛。用张宏良的话来说,便是那是狼吃狼的游戏,与普通羊无干。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三个信息的内在逻辑。
一、游戏规则
1、资本游戏是大鱼吃小鱼,准确来说是资本市场上是大鱼吃小鱼的游戏,或者准确来说,市场本质上就是大鱼吃小鱼的游戏,充满竞争的市场链条与生物链非常相似,其底层逻辑便是弱肉强食,而任何参与者同时是大鱼和小鱼,是小鱼眼中的大鱼,大鱼眼中的小鱼。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我们普通人眼中的“大鱼”——15万高净值投资者在更大的掠食者眼里,便成为“小鱼”,瞬间被鲸吞。
2、那么,这些“小鱼”是如何成长为“大鱼”的呢?
那么当然必须“勤劳”或者历“常人所不能者”,才能够跻身比我们普通虾米大的“鱼”行业,如同地主必须比一般人“勤劳”才能占有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一样,进而才有可能“依靠占有土地而收取地租达到剥削佃农的目的”。
同样,试图咸鱼翻身的普通人,在市场经济首先就需要“创业”,需要克服艰难险阻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百般努力后,才能跻身“15万高净值投资者”的身份,而依照市场规律,达到此种标准的成功者也不过十之一二,甚至百之一二。
3、这些所有“鱼”的背后,都脱离不了一个宗旨:那就是避免被吃掉,同时准备吃掉其他的鱼。因此,不得不在“勤劳”上竞争,在成本上竞争,在冒险上竞争,在创新上竞争,在决策上竞争,在一切可以竞争的领域进行殊死搏斗。
一般的地主首先要让自己的后代接受教育考取功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相结合,以此给自己打造不败金身。
而“15万高净值投资者”则选择了“依附型投资”,试图傍上金融大鳄保本,并“借鳄生蛋”以赚取高额利润。然而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终究是空中楼阁,随着大鳄的宣告死亡,这些依附于大鱼的小鱼的命运可想而知。
那么,我为什么会用“清算”这个貌似幸灾乐祸的词呢?
因为市场逻辑与生物链的逻辑一模一样。就算成长为最大的鲸鱼,最终也逃脱不了“一鲸落而万物生”的宿命。就算顶级掠食者也会接受大自然的审判——没有被竞争对手打败,也会败于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最终被微生物细菌所吞噬。因而无论市场里多大的“大而不能倒”者,也必然会接受市场规律的审判,稍有不慎则万劫不复——体量越大则面临的不可控的风险也越大。
因此,在这个语境下所谓的“精英”、“富豪”、“成功”,都只是一个时段内的标签,而放到更长远的视角来看,用佛家语言来讲,皆是镜花水月,如露如电。
二、谁来主宰?
我们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以市场为核心而产生的这些“精英富豪”们,被市场的经济规律主宰着他们的最终命运;金钱是显性,深一些是资本,更深一些是欲望。
同样,通过剥削压迫而兴起的地主阶级,最终掌握着最核心的政治权力,谁来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呢?
按照自然规律,生于兹必定死于兹,权力令其成功,最终也终会被权力所反噬——权力的来源在于土地占有,而土地占有越来越集中,而依附于土地上的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越来越壮大,而广大只能依靠租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就算拼死也无法养活这些寄生虫和自己,结果便是王朝兴衰的命运。
土地是显性,深一些是地租,更深一些是欲望。
因此,市场为核心的精英富豪们天然有着向政治权力侵蚀的本能,试图通过和政治联手甚至联姻来延缓自己最终被审判的命运,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腐败有多少是商政勾结,美国的旋转门是如何的飞速旋转,随时玩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游戏。
那么,总结这些历史和现实经验和教训,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或者说,土地和金钱甚至权力是主宰吗?
土地只是生产粮食的工具;
金钱只是经济社会的产物;
权力只是政治社会的产物。
假设满足人类生存的吃——不需要利用土地来种植粮食,那么土地便不是“命根子”,仅仅只是一种自然资源而已;
金钱只是一种交易媒介,只是一种经济工具而已,如果脱离了媒介属性,它也仅仅只是一种自然资源而已。
当权力被区分为“公权力”和“私权力”时,公权力必然受到制约,当普遍的私权力被重视后,自然公权力会受到严格的制约。
因此,这些“成功”的标签被人为的定义,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一定的工具性(例如土地、金钱、权力等)。
而这一切,都基于人类文明的“过程性”。
或者说,是人类的欲望和自身能力(生产力)相结合而产生的这些工具。
而历经大鱼吃小鱼成功的“精英富豪”们,是成长于广大劳动人民土壤上的利用这些因素而绽放的花朵,鲜艳有时,衰败亦有时。
张宏良认为这是“阶级的觉醒”,而我倒是认为这还不算,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觉醒,是比阶级觉醒更原始的觉醒。
这样讲,就避免了被戴上“极左”、“阶级斗争积极分子”的幌子。
这就叫做政治智慧,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