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里,社联致力于“革命理论的研究与阐发”,积极驳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假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此“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
“加强组织 培养人才”
1927年,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要以“一个广泛的深入的思想运动,作为政治社会运动的辅助”。于是,以上海为中心,一批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大量翻译和出版进步著作。如《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当时译为《费尔巴哈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时译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帝国主义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
据不完全统计,1928年至1930年,有近40种马恩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伴随这一热潮,为统一领导革命文化工作,更广泛团结和组织思想理论界、文化界人士,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29年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其职责包括“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和书籍”。在这一决定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
社联组织架构较为完备,设有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宣传部、组织部以及总务部等部门,并有中国政治经济委员会、国际政治经济委员会、书报审查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领导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有组织地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之后,社联在北平、广州乃至东京等地设立分部,影响力不断扩大。
同时,组织青年读书班、暑假短训班、工人读书班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引导工人群体、青年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马列主义理论读物,并通过集体学习与讨论,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掌握;创办华南大学、文艺暑期补习班、现代学艺研究所、浦江中学、泉漳中学、外语学校等各类学校和补习班,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人才培养搭建平台;邀请名家举办演讲,深入讲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
社联还领导创建了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开展演讲会、辩论会等,引导运用马列主义解释战争、农业危机、物价飞涨等社会问题。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对上海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迫切需求,以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加强组织的过程中,社联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朱镜我、彭康、李一氓、杨贤江、杜国庠、王学文、邓初民、吴亮平、柯柏年、许涤新、李凡夫等,更培养出一批优秀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乃至革命干部。胡乔木、艾思奇等在青年时代就深受社联的影响,进而逐步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传播思想 捍卫真理”
社联成立大会通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明确提出其核心任务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围绕这一核心任务,社联开展了大量传播思想、捍卫真理的工作。
一是组织力量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读物,并分别在南强书店、江南书店、生活书店等出版发行,如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史》、杨贤江翻译《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等。
二是创办《新思想》《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讲座》等学术理论刊物。1930年7月1日创刊的《新思想》杂志,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三是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而斗争”的口号。其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之一。该书以生动平实、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是紧密结合社会实际问题,帮助民众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例如,社联组织的工人读书班结合劳动权益、工资待遇等工人阶级遇到的实际问题,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为他们争取自身权益提供有力武器,也加强了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
国民党当局为抵制马克思主义传播,大搞反动思想文化宣传,《文艺月刊》《前锋周报》《长风》《动力》《展开》《野草》等反动刊物涌现,试图与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争夺思想理论阵地。
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纯洁性,社联坚决与非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驳斥假马克思主义谬论。社联纲领明确指出:“谁要是不和社会民主主义作斗争,不和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托洛茨基派及机会主义派作斗争,那末,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者用深刻严谨、生动活泼的文章,对有人篡改、曲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言论进行驳斥;在文学领域,鲁迅、瞿秋白等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的阶级性,对“新月派”宣扬英美资产阶级政治文艺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理论进行驳斥;在史学领域,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粉碎了反马克思主义谬论,为中国历史科学研究奠定正确的理论基础。
通过一系列论战与活动,社联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确定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任务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供了科学依据,为中国革命胜利在理论上作出了准备。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曾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章舜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