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元俊
我不知道闺蜜这个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但我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自有记忆以来,母亲就有两个闺蜜:一个名叫甘素兰,与我同姓,比父亲高一个辈份,我们兄弟姐妹一直尊称她为姑婆;另一个名叫程桂珍,我们称她为表叔娘。母亲常说,她们来自三个不同地方的女人,今生今世能够嫁到同一个生产队,并成为好闺蜜、好姐妹,是她们前世修来的福气。
无独有偶,素兰姑婆的老公患有哮踹,不能干重体力活;桂珍表叔娘的老公是供销社的厨师,很少回家;作为大队干部的父亲,整天忙于他的“公务”......于是三个女人分别成了各自家里的顶梁柱。
大集体时代,母亲与她的两个闺蜜就像穿了“连裆裤”似的,无论是平时去街上赶集,还是去坡上干活等等,经常是形影不离。一旦有空闲,她们便相互串门、走动,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生产队里有羡慕她们的人,也有嫉妒她们的人。
生产队实行作业小组分配制后,母亲与她的两个闺蜜又被分到同一个小组。她们三个所在的小组,每年农业生产进度与粮食产量均位居生产队第一。年底结算时,我们三个家庭人均分得的口粮相应比其他家庭要分得多些。那些平时嫉妒她们的人,也就只剩羡慕的份了。

大集体彻底解散田地下户之后,母亲与她的两个闺蜜才“逼迫”分开,各自经营着自己的小家庭。
那些年,在生产队所有女性中,母亲的针线活是最棒的,母亲缝制(补)的新、旧衣服,看不见“线头子”,完全可与裁缝的手艺相媲美;母亲做的布鞋,不仅“样份”是最好看的,而且还特别耐穿,不容易脱帮、脱底。我们穿上母亲为我们缝制的衣服和布鞋,走在路上或大街上,“回头率”在全乡都是最高的。
每当农闲或下雨天,姑婆与表叔娘就会相约到我们家,或向母亲学裁剪、缝制(补)衣服,或向母亲学纳鞋底、做布鞋等。母亲每次都要留她们在我们家吃中午饭,饭后又继续做针线活。我曾听见她们,聊柴米油盐以及心里的“小秘密”;也曾看见她们,拉家常时忍俊不禁笑得乐弯腰的样子,逗得旁边的其她妇女也跟着哈哈大笑。像这样的笑声,会经常从我们家里传遍至整个生产队。
还记得有年“红五月”,正值“双抢”(抢小麦收割、抢栽秧苗)的关键时节,母亲在一天收割小麦时,右脚不小心被一条毒蛇咬了,红肿得像“泡粑”似的,连下床都十分困难。正当母亲为坡上那黄得透亮的小麦犯愁时,母亲的两个闺蜜不仅带着礼品来了,还放下自己家里的农活,帮助我们家收割小麦、栽秧,直到忙完我家的“双抢”后,又才回去忙自家的农活。母亲每次提及此事,心里便会有一种愧疚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大人们的示范作用影响下,我们三个家庭子女的关系也是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姐妹,从小至今都是老表前、老表后叫得脆生生的响,从未叫过对方的名字。每逢星期天,在完成父母“交办”的如放牛、打猪草、割牛草等事情之后,几家的孩子就会不约而同地相约一起,今天去我家玩,下次又到他家玩,每次都是不玩到尽兴绝不归返。若是到了饭点,大多时候都是在那家玩耍就在那家吃饭,并已成了一种习惯。生产队其他人家的孩子也是特别羡慕我们三个家庭的孩子。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94年桂珍表叔娘搬去镇上前夜,三个女人在我家核桃树下坐了大半宿。姑婆纳着永远纳不完的鞋底,表叔娘把晒干的艾草扎成捆,母亲往她们包袱里塞咸菜。蝉鸣声里,我听见表叔娘说:“等我们家小毛退休,咱们还回塆里种片菜园。”母亲笑着应和,月光却把眼角的泪照得发亮。
1997年12月的一天,仅差一个月就满60岁的桂珍表叔娘,却因病过早离开了人世,母亲为此伤心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2019年8月的一天,翻过年就进入80岁的素兰姑婆,因为疾病也去了极乐世界。多病的母亲“送走”她的最后一个闺蜜时已是泪眼朦胧。我忽然明白大人们说的什么是“过命交情”。
如今,老屋木柜深处,母亲珍藏的针线盒里,三把剪刀依旧并排躺着。铜柄上的缠枝莲已经模糊,却仍能辨认出当年刻的“兰”“珍”“芳”三个小字。每当春风摇动窗棂,我总觉得听见剪刀开合的轻响,像极了旧时光里,三个女人在油灯下咬断丝线时的笑谈。
母亲的两个闺蜜虽然已“走了”多年,但母亲还是会经常在我面前念叨起她们的好。


21.【母亲节特辑】母亲与她的闺蜜‖甘元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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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元俊(四川邻水人,广安市作家协会、邻水县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交公粮》《放牛娃》《父亲的篱䇲背》等,作品多次获有关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