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保群 | “厨司”不是“祭司”

周作人 。

《自己的园地》中的《花煞》，在周作人民俗学论著中算是比较重要的一篇，虽然文章很短，但颇能看出他在这一领域学养的深厚。煞鬼或煞神在民间迷信中是广为人知的，说到底就是人的鬼魂所化：“煞本是死人自己，最初就是他的体魄，后来算作他的灵魂，其状如家鸡。”而“花煞”则与“煞”全非一类，它与鬼魂无关，“是一种喜欢在结婚时作弄人的凶鬼”，“他们时时刻刻等着机会，要来伤害活人，虽然这于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周氏的高明就在于对“花煞”性质的确定，是妖物而非鬼魂。须知就是到现在，不少谈鬼的文章，只因为一个“鬼”字，还把疫鬼、精灵、妖怪与“人鬼”搅成一锅浆糊呢。

为什么人在结婚时容易犯花煞呢？周作人说：因为人对凶鬼总是提防着，所以凶鬼必须找寻机会，“在人们不大能够反抗的时候下手，例如呵欠，喷嚏，睡觉，吃饭，发身，生产，——此外最好自然还有那性行为，尤其是初次的性交”。花煞看准这个机会，提前藏进花轿中，然后随着新娘子进了洞房。“这个怪物大约与花轿有什么神秘的关系，虽然我不能确说；总之男女居室而不用花轿便不听见有什么花煞，如抢亲，养媳妇，纳妾，至于野田草露更不必说了。听说一个人冲了花煞就要死或者至少也是重病，则其祸祟又波及新人以外的旁人了，或者因为新娘子遍身穿红，又熏透芸香，已经有十足的防御，所谓有备故无患也欤。”周二先生同时申明：“关于绍兴的花煞的传记我实在知道得太少。”

花煞之说可能主要流传于绍兴民间，但江南的别处也不是没有，只不过叫做“披麻煞”或“红沙煞”之类了。但总的来说，此类故事并不多，尽管张扬得吓人，其实对办喜事并没有什么“威慑力”。

《花煞》一文初刊于1926年3月1日的《语丝》第68期，而一星期之后的3月9日，上海的顺风先生就写给岂明先生一封信，题为《结婚与死》。顺风是谁，我不清楚，但是绍兴人则无疑。信中提供了他所知道的绍兴往昔的一件婚俗：

其中最可注意的，便是新娘出轿来的时候所戴的纸制的“花冠”。那冠是以竹丝为架，外用红绿色纸及金纸糊成，上插有二寸多长的泥人，名叫“花冠菩萨”。照一般的情形说来，本来活人是不能戴纸帽子的，例如夏季中专演给鬼看的“大戏”和“目莲”，台旁挂有许多纸帽，戏中人物均穿戴如常，唯有出台来的鬼王以及活无常，总之凡属于鬼怪类的东西才戴这挂在那里的纸帽。……今新娘也戴纸帽，岂扮作一种花煞神之类乎？

岂明先生对此信又加了一段按语，一起发表在《语丝》第75期中。按语用了不少篇幅介绍古希腊的婚俗，大抵是从哈丽生的《古代艺术与仪式》第一章抽绎出来的，因为周氏又旋即否定了它与绍兴花煞的关联，所以此处也就不必复述。而岂明先生对绍兴婚俗的“戴纸冠”则评说道：

中国人的心里觉得婚姻是一件“大事”，这当然也是有的，但未必会发生与死相联属的深刻的心理；独断地说一句，恐怕不外是一种辟邪的法术作用罢。这种事情要请专门的厨司来管，我们开篷的道士实在有点力有不及。

本文所谈的要点即在此处。

新娘子下轿时要“戴纸冠”，也许为的是“辟邪”。这种辟邪的小法术为什么开篷的道士“力有不及”呢？这正如开诊所的大中医不肯放下架子用民间偏方，而偏方则是江湖郎中的看家本事。当然这并不是说开篷的道士有多么堂皇正派。结婚究竟不是生孩子，因此而死亡的危险指数几乎是零。如果为此而请些道士设坛作法，手掐雷诀，脚迈禹步，书符念咒，招神捉鬼，场面即便没有“月孛法”那么血腥，也会把婚礼搅得乌烟瘴气吧。一顶纸帽子就能解决的事，何必劳动仙师大驾呢！但好像道士也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绍兴人鉴湖渔者《薰莸并载》卷二“花煞”条有云：“吾乡娶新妇，彩舆进门，必令道士祝祷数语，而后成亲，谓之‘遣花煞’。人见彩舆，必避左右，谓犯之必凶。”这“祝祷数语”，真是儿戏般的具文。而用戴纸冠对付花煞，说是法术，倒不如看成民间婚礼中的一个噱头更有趣。

但有人不是那么理解，他们想，既然道士都“力有不及”，这花煞简直就是混世魔王，不弄得喋血洞房就不肯罢休了。可是“厨司”不就是“厨师”么？难道他们比道士的法力还高么？阅遍八大菜系的食单，恐怕也找不到与降妖伏魔沾边的一道菜吧。显然，这里的“厨司”二字写错了！如果改成“托塔李天王”或“龙虎山张天师”，那就稳妥得多，可惜与“厨司”二字相差太远。于是灵光一闪，新版《自己的园地》中的“厨司”就变成了“祭司”！

可是“祭司”又是何物呢？中华大地上从来就没有过这玩意儿吧（元代也许是个例外）。因为工作性质，我平时翻弄古书的时间多些（虽然看的也并没有几本），印象中好像就没见过“祭司”这个词儿。相比之下，我读的“非古书”就更少了，但却常常在谈古埃及、古希腊宗教神话的场合中频繁地遇到它。那里的“祭司”在中国古今的宗教中找不到对应的角色，国师、巫师、神媒、神妓都不足以体现他们所有的神职功能和在彼国显赫的权势与地位，于是翻译家就特意造出“祭司”这个新名词。如若有发昏的婚家执意要请这个“祭司”来对付花煞，就不但须西行两万里，还要穿越上千年，倒不如就近去印度请个婆罗门算了。

所以把“厨司”改为“祭司”决不是个好主意。

或有人问：你既然认为“厨司”不可改为“祭司”，那么你说应该改为何“司”呢？我的看法是，什么“司”也不改，“厨司”一词本就没有错！而且“厨司”也不难找，不必出国，连浙江省都不必出，其物可能就在绍兴城内。岂明先生在“附记”的最后又提到绍兴的一例婚俗，说：“那新娘拜堂时手中所执的掌扇，也不知道是什么用的，——这些缘起传说或者须得去问三埭街的老嫚，虽然不免有些附会或传讹，总还可以得到一点线索罢。” “三埭街的老嫚”是什么，绍兴人都知道三埭街是堕民的聚居地，其详请看陈顺泰等先生所著《三埭街往事》，那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掌扇”的事问老嫚，“纸冠”的事找厨司，岂明先生对同是绍兴人的顺风先生讲这些本乡风物，对方自是心知肚明，却苦了我们这些外乡佬。

但“厨司”一词其实并不怎么“欺生”，追起缘由，竟有千年的历史，而且是从河南传到浙江的。只是那时的“厨司”并没有“厨师”这一层意思。

“司”字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官署的意思，古时的“行人司”，现在的“礼宾司”即是。而“厨司”在古代就是一个官署的名，它是北宋时就有的“四司”（帐设司、厨司、茶酒司、台盘司）之一，而且是四司中最不可缺的一个部门。后来又扩充了“六局”（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合称“四司六局”，是朝廷官设的一套机构，专为各部官员提供操办公私宴会服务。《南村辍耕录》所引的《古杭梦游录》，说起它的缘起：“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当，凡事整齐。”它是个虽然不大却也有名头的官署，所以才有“司”“局”之称。

但这四司的服务对象逐渐发生了变化，已经不限于朝官，就是平民，只要你够有钱，也可以请它他们来张罗宴会：“常时人户，每遇礼席，以钱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有“筵会假赁”一条，其中便提到汴梁城里四司已经进入市民生活之中，说：

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吃食下酒，自有厨司；以至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谓之白席人，总谓之四司。

民间办红白喜事，交给四司承包，不仅酒席，全套桌椅摆设、餐饮酒具都能赁借，下请帖，排坐次，连每桌的劝酒者都安排妥当，保证让宴会办得红红火火。不仅此也：

人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

可见这四司的经营范围甚至超过现在的婚庆公司了。而且既然官府能办，有钱的商人也可以仿造其意而经营之。民营的公司不需要“司局级”的头衔，但却可以包涵“四局”的全部业务。我曾想，在《清明上河图》中，弄不好就有一家或几家这种买卖的门脸，当然不会叫某司某局，而是更吉祥的招牌如“两家春”之类。

北宋亡后，这生意随着“官家”奔波千里，流亡到了临安，然后扎根繁殖，好像更形繁荣了。南宋耐得翁的《都城纪胜》专记临安市井诸行，其中就有“四司六局”。而南宋亡后，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追记“四司六局筵会假赁”，就比《东京梦华录》详尽热闹得多。特别是谈到各种筵会中诸种规矩，简直非行内人不办，普通人家如果不请司局来张罗，动辄出错，就会贻笑大方。商家习惯编造出各种繁琐无聊的规则来为市民下套，但还能让客户啧啧称叹，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我想，像那种给新娘子戴纸冠的事，八成就是他们的发明吧。

随着南宋灭亡，官家的四司六局肯定是散伙了，但作为一种成熟的行业，包办红白喜事的生意依然香烟不绝。到了明代，已经很少有人能说全“四司六局”的名目了，因为这行业摆脱了“官气”，却更加普及下放到民间。明末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今时虽无此名，而礼筵率有包办，咄喏而集。”官办的四司六局繁琐冗杂，而私企中便可以“一站式”服务。而且商家比客户想得要细致得多，其服务之体贴周到，雷厉风行，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大家从张岱《陶庵梦忆》中那篇《泰安州客店》就可以体会到。

那么这个包办红白喜事的行业叫什么呢？是不是就被绍兴人叫做了“厨司”？我已经把厨司从北宋的中原扯到了明末的杭州，离绍兴仅一江之隔了，以浙东人的精明，如果不把这生意推广到宁绍温台，那才是怪事。此处请让我借用岂明先生的一句话，“截搭题做到这里，已经渡到绍兴来了”，再后面的事，我实在不应多置一词，就请读者自由想象吧。

栾保群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