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文字：草王请喝茶
电影创作风格是导演在创作中逐渐形成的、稳定的、有规律性的、带有个人鲜明色彩的自我表现方式。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导演，张艺谋凭借其独特、富有个性的导演理念和拍摄方式形成其具有个人特色的“纯、简、极致”的电影创作风格。
从1988年《红高粱》到2014年《归来》，张艺谋他不断探索自己导演的多样可能性，延展自己的创作弹性。
他的影片之间存在类型差异，但差异中又都体现他创作风格的统一，这种“纯”、“简”、“极致”的统一性源起于《红高粱》，并延续至今。
《红高粱》之“纯”
“纯”即专一不杂，纯净、纯正。
蔡元培先生在《图画》中阐述道：“不设色之画，其感人也，纯以形式及笔势。”
“纯”是审美的最高境界，不论图画，文学还是音乐、舞蹈，更不用说电影，对于电影，大部分导演追求宏大叙事，力求在短短几百分钟内，将政治、民族、历史、文化、生命等话题囊括其中，以彰显其电影内容之丰富，意蕴之深厚。
但主题囊括越多，叙事越易混杂，影片故事情节越容易碎片化，电影叙事内涵也越容易趋于浅薄。
对于电影创作，张艺谋钟情于文学改编，文学改编涉及最大问题之一是文学文本内容转移。
一般优秀文学作品都涵盖丰富主题和深厚内涵，因此，导演对文本主题内容的选择、影像表现成为判断影像文本改编优劣的重要标准。
在主题内容选择上，张艺谋清楚自己无法掌控复杂叙事，所以聪明地选择将电影“纯化”的电影处理方式。
在文本改编上，张艺谋没有聚焦于小说宏大的叙事表征，延续其厚重的历史积淀。
也没有专注于挖掘原著小说文本深厚寓意，而是选择将复杂的内容纯化。
这体现在，主题线索上，舍弃小说双线并进，时空交叉的结构，采用单层线性结构（以戴九莲与余占鳌的爱情为影片线索）。
叙事内容上，刻意规避文本主线关于抗战的意识形态浓厚的内容，只将其作为衬托，点到为止。
人物形象上，舍弃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高密人性“畸”、“曲”之复杂，独留高密人性之“纯”、“真”。
张艺谋将宏大壮阔的时代背景虚化，模糊处理人物复杂的人生经历。
比如，除去余占鳌杀人越货、抢占民妇、婚外情的身份符号，只留其英勇、豪放、血性的个性特征，剔除“我奶奶”风流放荡，刁钻、阴狠、富有心计的一面。
只着重呈现她自立自强、敢爱敢恨、代表女性个性解放的部分，成功将余占鳌和九儿爱情的复杂曲折化为一纸童话。
所以，《红高粱》是张艺谋造的一个理想精神世界，里面的轰轰烈烈、张张扬扬是为了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
他要讲述的是一种“感性的生命骚动”，是一种自由、恣意、潇洒但真诚、真挚、豁达、大度的爱情。
他将复杂的东西“纯化”，就像发酵蒸馏后的高粱酒，除去杂质，只剩下热烈的红，醇厚的香。
《红高粱》之“简”
“大道至简”是我国道家哲学文化的精髓，它不仅针对道理、方法，同样适用于艺术审美。
“大道至简”主张“少而精”，提倡“去粗取精，以小见大”，这些都是对艺术审美最高境界的阐释，这区别于“博大精深”的“多而广”。
“博大精深”讲求纷繁复杂、广博深厚，两者看似矛盾相悖，但却可以互相转化。
正所谓“至繁归于至简”，说的就是两者之间质变量变的辩证关系。
“简”非“浅”，而是一种总结、归纳，是对“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的概括。
这种“简”用在电影中表现为导演的文本选择及叙事手段。
《红高粱》中的“简”在电影中的很多地方都有深层次的体现。
社会背景上，架空人物活动环境，将时代背景、人文地域环境虚化，蛤蟆口变成青杀口，酒坊设在方圆百里，人烟稀少的十八里坡。
人物性格上，尽可能简化人物符号，突出重点核心人物，删减其他次要人物，将镜头锚定在三个主角“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块高粱地”。
结构形式上，将倒叙、插叙改为简单的顺序，按“我奶奶”和“我爷爷”感情发展历程的时间顺序展开事件。
内容线索上，有意识消减、省略小说中的繁杂的战争、历史、文化、人生等枝节，重点突出主干爱情，主题内容上，将《红高粱》、《高粱酒》拍成简短的两句话“一亩高粱九担半，十个杂种，九个混蛋”。
张艺谋认为电影化是电影的需求，而这种需求相应地要求电影叙事简练，尽量避免给观众造成观影负担。
因此，对比努力地专注于对影片深度挖掘的众多导演们，张艺谋却执着于简化叙事，抒发情感。
他的叙事方式为用简单的故事突出深厚的情感。
张艺谋曾表示：“作为创作者，我越来越重视的是情感，看一部作品，选择一个东西，我现在只有一个标准：我的情感能不能被打动。”
因此，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正义之情、爱国之情……张艺谋的电影里往往谈情，不说理。
《红高粱》之“极致”
就张艺谋创作风格这三点而言，“纯”是其电影叙事主体，“简”是其电影表现手段，“极致”则是其电影表现的终极目的。
“极致是我的一贯追求，我要含蓄也会含蓄到极致，要独特也是极致的独特。”
张艺谋的所有创作都是以“极致”作为其创作的终极追求。
他用“删繁就简”的方式“纯化”叙事文本，目的在于将他所要表现的情感发挥到极致。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有意识选择放弃真实，为影片构筑虚假空间，设计寓言化，甚至神话化的叙事片段。
甚至拒绝深挖文本内涵，使文本简单、浅显，这导致评论界对他流于浅薄的叙事内涵表示强烈的不赞同。
但其电影追求本就不在故事精彩，内容深刻，而在于画面、声音造成的奇特感受，视觉上形成极致地感官冲击。
这种极致在《红高粱》中主要体现在影片色彩、场面调度和人物情感上，通过采用并列、叠加、递进的形式深入、强化，最后达到极致。
在色彩运用上，《红高粱》极致地描绘、渲染红色。
红色是我国的国色，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是太阳的象征，代表喜庆、热情、红火、热烈。
《红高粱》完美地运用红色，来传达影片的主体精神，一种热烈、冲动、富有生命力的情感。
这种色彩运用在影片中是由点、线、面三位一体层层推进、不断渲染、强化。
点上，红袄、红鞋、喜字窗贴；线上，九儿掌管的红色高粱酒酿造酒窖；面上，余占鳌和戴九莲经历的野性十足、热情如火的爱情。
影片从人物血性方刚的红色个性，到环境背景里的红色尽染，红得热烈、爽快、彻底、淋漓尽致。
场面调度上，影片主要突出颠轿、野合、祭酒三个奇观性较强，具有仪式感的段落。
并列手法，2-3分钟的叙事时长，以线性形式，按时间顺序展开。
镜头运动动静结合，叙事手法情景交融，人景合一，完美地将这三个段落所展现的富有野性的生命冲动深深刻入观众心中。
如颠轿，时长3分30秒，摄影机摇镜，跟移，特写新娘子面部表情，展现其内心的不甘、委屈、愤怒。
近景、中景轿夫的粗野、豪放、直率，以及全景颠轿的过程。
野合，时长2分 07秒，摄影机快摇、甩摇、仰摇加上跟移、仰拍、俯拍，镜头速度的不断加快，被绑、逃跑、追赶、铺高粱。
青春美丽的脸庞，在特写镜头下伴着风吹高粱声缓缓向后倒去。
逆光下，满目飞舞的青绿色高粱在全、中、近景的叠化中切换，给两人的结合赋予更神圣的涵义。
祭酒，时长2分40秒，近景、半景、特写熊熊烈火，精装赤裸的男人，全景、中景出甑的过程，摄影机慢摇拍摄，血红的液体，在男人们肌肉的紧缩喷张中，缓缓从大甑里流出。
本是一种通俗的民俗文化，付之于张艺谋“极致”化的表现力，使它们呈现出庄严而神圣的仪式感。
《红高粱》“纯”，指的是影片中余占鳌、戴九莲之间的爱情，如至纯至烈的高粱酒，没有丝毫污染。
《红高粱》“简单”，在于影片只重点讲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片高粱地”，很多观众，以及业内专家，对张艺谋影片的“纯”、“简单”给予粗陋浅薄的评价。
但这正是张艺谋的叙事策略，他用“纯”、“简”的叙事方式，达到其“极致”的美学追求。
张艺谋有他自己的美学理念，他认为“电影一是要好看，就是要让观众感觉好玩；二是要解气，让观众感觉内心被压抑之气获得一种释放”。
他的这种美学理念贯穿于所有作品中，展现给观众的是他对色彩、对场面、对情感的极致抒发。
电影作为一套形式系统，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偏离了忠实于复现现实的方式，导演不用完全拘泥于复制现实中的形式，而可以通过电影创造具有个人特色的独特形式。
张艺谋对《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的文本转换，不仅体现他电影创作风格，也是他探索个人电影艺术道路的开端。
参考文献
〔1〕 莫言．《红高粱》．作家出版社
〔2〕 雪莹．赞颂生命，崇尚创造——张艺谋谈《红高梁》创作体会
〔3〕 张颐武等．电影《三枪拍案惊奇》讨论．当代电影．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