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离婚。＂
我把那张存折重重地拍在茶几上，一抬头，刘建国的脸色已由红转白。
＂十三万，你好大的胃口啊。＂我冷笑一声，眼前这个男人，再不是三年前那个满口甜言蜜语的温柔模样。
1992年的春天，龙城正下着毛毛细雨。
我叫张丽华，那年三十八岁，在国营第二纺织厂做会计，每月工资一百七十八元六角，在当时已算不错。
厂区后面是一排砖瓦结构的家属楼，我和女儿小雨租住在三楼一间四十平的小屋里，水泥地面，两室一厅，厨房和邻居共用。
屋内陈设简单——一张黑白电视机，一张八成新的木床，墙角摆着小雨的书桌，桌上是她攒了两个月津贴买的台灯。
一切都很简单，却很踏实。
晚上七点，中央台《新闻联播》的声音透过纸糊的窗子传来，混合着邻居家孩子背英语单词的声音。
这就是我和女儿离婚后的生活，平淡如水，却也安稳。
前夫是纺织厂的车间主任，为人木讷，但心善。
我们结婚八年，他从未对我大声说过话，也从未在厂里给我争过一点便宜，日子过得中规中矩。
直到他父亲查出肺病，家里急需一大笔医药费，他瞒着我借了高利贷，不想却越欠越多。
最后，他提出离婚，说是不想连累我和孩子。
我至今记得他签字那天的样子，一夜白了半头发，眼睛布满血丝。
＂丽华，对不起，我没用。＂他低着头，声音嘶哑如秋风中的落叶。
后来，他调去了外地的一个小厂，每月按时寄来小雨的抚养费，从未间断。
日子虽然清苦，但我和女儿小雨，一个工作，一个读书，也算安稳。
在那个＂万元户＂还是新闻的年代，我们这样的小家庭，并不起眼，可日子虽苦，却也有着属于我们的幸福。
直到三年前，经纺织厂退休老会计王阿姨介绍，我认识了刘建国。
那年春天，厂里组织职工去郊区植树，正赶上下大雨，我忘了带伞，一个乌黑的雨伞从身后撑起。
＂王阿姨让我来接您，我是建筑公司的刘建国。＂转头见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深蓝西装，打着红领带，风度翩翩。
他比我小三岁，在市建筑公司当工程师，戴着金边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
第一次见面，他就带了本书，是莫泊桑的《项链》。
＂你看，你的玉坠像极了书里描述的那样美。＂他指着我脖子上戴的那块玉坠说。
那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陪伴我二十多年，陪我走过人生的每一步，见证我所有的苦乐悲欢。
我哪懂什么莫泊桑，但听他这么一说，心中不由一暖。
在这个到处都是糙汉子的纺织厂，突然出现这样一位谈吐不凡的男子，就像旧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你这人，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嗔怪道，却忍不住捏了捏那块温润的玉坠。
刘建国时不时来接我下班，有时还带着一小束野花，说是路边采的。
厂区大院里的闲言碎语多了起来，大家都说我命好，年近四十还能找到这样体面的男人。
恋爱半年后，我们领了证。
婚后，刘建国对小雨也很好，常帮她补习功课，还给她买了一个收音机，让她听英语广播。
小雨渐渐接受了这个继父，有时还撒娇地喊他＂刘爸爸＂。
我以为，这就是我这辈子该有的幸福了。
可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往往是陷阱。
婚后第三年，也就是今年初春，刘建国突然向我提出借钱的请求。
那天，他回家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神色慌张，眼圈发红。
＂丽华，我妈身体不好，需要做手术，医院要交一万三的押金。＂他低着头，搓着手，连看都不敢看我。
＂这么多？＂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九十年代初的国营医院，普通手术费用在几百到一两千之间，一万三的押金实在是太多了。
＂是啊，现在医疗费涨得厉害。＂他叹气道，＂我手头紧，工资卡又在单位财务那儿扣着，这不是急事嘛。＂
我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婆婆虽然一直住在老家安徽，但过年时我们也去看望过。
老人家住在县城边上的一间砖瓦房里，确实有高血压和糖尿病，需要定期吃药。
房子四周是黄土小路，院子里种着几棵柿子树和石榴树，虽然简陋，但老人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每次去，婆婆都会拉着我的手，叮嘱刘建国好好对我。
想到婆婆慈祥的面容，我心软了。
于是第二天，我顶着春雨去银行取了一万三，交给了刘建国。
柜台小姐用验钞机一张张点着钱，我的心也跟着一颤一颤。
那是我和小雨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血汗钱，原本打算给小雨上大学用的。
＂放心，下个月发奖金就还你。＂临走时刘建国拍着胸脯保证，还特意在我额头亲了一下。
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刘建国只字不提还钱的事。
那段时间，他的行为有些反常——回家越来越晚，常常说单位加班；电话打到办公室，总是不在；身上开始有了烟味和酒味，有时还夹杂着一种香水味，说是同事的。
五月的一个夜晚，窗外蝉鸣声声，我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算着这个月的家用账本。
九十年代初，物价开始上涨，工资却涨得慢，每个月算账都是个难题。
小雨高二了，学习紧，需要补课，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小心翼翼地问刘建国借钱的事，他脸色一变：＂怎么，你连这点钱都舍不得？我妈还在医院躺着呢！＂
我不好再说什么，但心里却犯了嘀咕。
有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一进门就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我帮他脱鞋时，口袋里掉出一张纸片。
我悄悄拾起，是一张麻将馆的小票，上面写着：＂今日输赢 -3800元＂，日期正是我给他钱后的第三天。
我的心凉了半截。
这个时候，我才开始认真观察刘建国的一举一动。
我发现他的工作证上班年月日和他告诉我的不符，他说是1985年参加工作，证件上却是1988年；他说妈妈在省城住院，可寄去的汇款回执上地址却在县城；他说单位年底要发双薪，可我偷偷去打听，根本没这回事。
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成形：刘建国在骗我。
有一天，我趁他洗澡，鼓起勇气打开了他的皮夹。
里面有一张照片，是他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的合影，那女人穿着紧身花衣，涂着大红唇膏，正对着镜头撒娇似的做鬼脸。
照片背面写着＂永远的小雨＂，落款是＂你的春春＂，还画了个桃心。
我几乎窒息——他竟用我女儿的名字称呼另一个女人！
这样的背叛，比金钱欺骗更让人心痛。
我把照片夹在《玉堂春》的第三十八页，这是我们新婚时他送我的戏曲集，他曾说这是他最爱的一出戏。
现在看来，他的＂玉堂春＂另有其人。
第二天早上，我装作若无其事，给他煮了碗鸡蛋面。
自从走进这段婚姻，我就学会了伪装。
女人啊，总是习惯在伤口上缝缝补补，宁可欺骗自己也要维持表面的平静。
这还不是最糟的。
六月末，刘建国又开口了：＂丽华，单位有个小工程，需要投标保证金，领导看中我了，想让我做项目经理。但要交十二万的押金，过后肯定双倍返还。＂
＂十二万？＂我吓了一跳，那可是天文数字，＂我哪有这么多钱？＂
＂你不是有存款吗？厂里不是发了拆迁补贴？再说你前夫不是每月都给抚养费？＂他的眼神闪烁不定，像是在探寻什么。
说起拆迁补贴，那是因为厂区要扩建，我那间小屋在拆迁范围内，厂里给了五万元补偿，其余的是我们母女多年来积攒的血汗钱。
＂那是小雨的学费和生活费啊。＂我心疼地说。
＂怎么，你不信任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这可是我升职的好机会！你就这么不支持我的事业？＂他一连串的质问，声音提高了八度，眼中闪过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凶狠。
晚上，小雨写完作业回房间睡了，刘建国又开始软磨硬泡。
他说做成这个项目，就能评上副总工程师，工资能翻一番；他说单位领导很赏识他，这次投标十拿九稳；他说项目完工后，除了还我钱，还会给小雨买一台电脑。
九十年代初，电脑还是稀罕物，厂里只有一台286电脑，平时锁在专门机房，连摸都不让摸。
＂小雨不是想学电脑吗？这不正好？＂他循循善诱。
看着他殷切的目光，我心里天人交战。
＂你不是怕我乱花钱吗？咱们约好，你陪我去，钱直接交到项目部。＂他又补充道。
最终，我妥协了。
一方面是不想撕破脸，另一方面，确实希望他能事业有成，家里条件能好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从存折上取了十二万，那是我和小雨多年来的全部积蓄，包括前夫按约定每月给的抚养费。
把钱给他前，我特地去银行复印了存折记录，让他写下了借条。
＂老婆，你还真是不相信我。＂他接过借条时嘲讽地说，尾音上扬，带着几分轻蔑。
但我已经打定主意：不管他是不是骗我，总要留个证据。
钱交给他后，刘建国开始整日不着家。
说是项目紧张，要在工地蹲着，半夜回来也是一身酒气，有时衬衫领子上还有口红印，说是同事聚餐，女同事喝多了蹭上的。
我假装相信，心里却开始盘算退路。
一天下午，厂里开完生产例会，我回到宿舍，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
＂喂，请问是刘工的爱人吗？＂听筒那端传来一个甜腻的女声，像是抹了蜜的刀子，甜中带着寒光。
＂我是，你是哪位？＂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
＂哦，我是江景花园的售楼员。刘工说您过几天要去看房子，所以让我先联系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过来。＂
我一头雾水：＂什么房子？＂
＂就是刘工新买的那套，在江景花园的。首付都交了，就等您去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的话咱们就签正式合同了。＂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手指不由得抓紧了话筒的塑料外壳。
＂江景花园在哪儿？＂我强压怒火，继续套话。
＂就在市中心啊，靠近江边的新小区，环境可好了，楼下就是商场，小区里还有游泳池呢！＂女人的声音里透着几分得意，仿佛在炫耀什么。
九十年代初，龙城的屋价开始上涨，江边的楼盘更是寸土寸金。
什么项目投标，什么双倍返还，全是骗局！
我强忍着怒火，继续问道：＂这房子登记在谁名下？＂
＂刘工和您啊，他说是送给您的结婚三周年礼物，想给您一个惊喜呢。＂女人的声音甜得发腻。
＂哦，是这样啊。＂我冷静地说，＂麻烦你把房子的具体地址和合同复印件发到我单位好吗？我想提前看看。＂
＂您单位是？＂
＂纺织厂财务科，张丽华收。＂
对方爽快地答应了。
挂了电话，我的手指还在颤抖，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涌上心头。
两小时后，厂里的传达室老李把一个大信封送到了我办公室。
我迫不及待地拆开，里面是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复印件。
江景花园，120平米，三室两厅，首付十二万，总价二十六万。
我的眼睛牢牢盯住了合同上的购买人一栏：刘建国、廖春春。
一阵天旋地转袭来，我扶住桌子才没有跌倒。
那一刻，所有的疑云都拨开了——＂春春＂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人，而我给的十二万，成了他们的婚房首付。
我立刻拨通售楼部电话，对方告诉我，刘建国定期来看房进度，每次都带着那位廖小姐，两人亲密得很，大家都以为是新婚夫妻。
＂您是刘先生的......＂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疑惑。
＂我是他妻子。＂我冷冷地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驱车前往江景花园，远远地就看见刘建国搂着一个身材婀娜的年轻女子走进售楼处。
女子穿着粉色套裙，头发烫得卷卷的，完全是照片中的模样。
他们有说有笑，亲密得像真正的伴侣。
我躲在车里，看着这一幕，心如刀绞。
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被欺骗的愤怒和对未来的恐惧。
十三万啊，我和女儿多少年的心血，就这样被他骗走了！
我在车里哭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天色渐暗。
回到家，我调整好情绪，开始整理证据：银行转账记录、借条、房产证复印件、那张照片，还有我偷偷录下的售楼员电话录音。
晚上，小雨放学回来，看我眼睛红肿，关切地问：＂妈，你怎么了？＂
我强颜欢笑：＂没事，就是工作累了，眼睛有点不舒服。＂
小雨像个小大人似的安慰我：＂妈，你太辛苦了，我明年就考大学，以后挣钱给你养老。＂
听着女儿稚嫩的承诺，我心里更加坚定了讨回公道的决心。
第二天，我请了假，去咨询了律师。
律师说，有借条和转账记录，再加上房产合同上有我的钱，胜诉几率很大。
但他也提醒我，现在的法律对于婚内财产纠纷还不够完善，需要做好长期打官司的准备。
我点点头，心里已有了主意。
晚上刘建国回来时，我已经冷静下来。
我把那张存折重重地拍在茶几上：＂我要离婚。十三万，你好大的胃口啊，刘建国。＂
他先是一愣，随后慌乱地说：＂你听我解释，那房子是公司的项目房，领导让我先过户的...＂
＂够了！＂我打断他，语气出奇地平静，＂房产证上写的是你和廖春春的名字，你还要狡辞吗？＂
他脸色大变：＂你调查我？＂
＂十三万不是小数目，我有权知道钱的去向。＂我把证据一样样摊开在茶几上，＂项目投标？医疗费？全是谎言！＂
＂你......你......＂他一时语塞，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
＂刘建国，我给你两条路：要么立刻还钱，要么我们法庭上见。＂我斩钉截铁地说。
他沉默了半晌，突然跪了下来，抱住我的双腿：＂丽华，我错了，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那女人已经甩了，房子我马上加上你的名字...＂
对一个骗子，我早已失去了信任。
＂不必了。＂我冷冷地说，＂你把钱还给我，我们就两清了。＂
＂我...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他支支吾吾。
＂那房子卖了，还我钱。＂我寸步不让。
＂不行！＂他慌张地说，＂那房子首付是借的高利贷，现在卖了也不够还...＂
我这才明白，他不但骗了我的钱，还陷入了高利贷的泥潭。
为了买房，他借了本地一个有名的高利贷主＂胖五＂的钱。
＂胖五＂在龙城是出了名的狠角色，借他的钱不还，后果不堪设想。
我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瘫坐在沙发上。
小雨正好放学回来，看到这一幕，吓得书包掉在地上：＂妈，发生什么事了？＂
刘建国立刻换上一副笑脸：＂没事没事，我和你妈妈开玩笑呢。＂
我强撑着对女儿笑了笑：＂没事，妈妈和你刘叔叔有点小矛盾，你先去写作业吧。＂
等小雨回房间，刘建国一把抓住我的手：＂丽华，求你再信我一次，我一定把钱还给你。＂
我挣脱他的手：＂你已经没有资格让我相信你了。＂
那晚，我辗转难眠。
窗外蛙声一片，夏夜的风吹动纱帘，恍如梦境。
我想起了三年来的点点滴滴，从初见时的心动，到如今的心碎，恍若隔世。
小雨悄悄来到我房间：＂妈，你和刘叔叔怎么了？＂
我不想让女儿担心，只说是些家庭琐事。
但小雨却说：＂妈，其实我早就发现刘叔叔不对劲了。上个月我放学早，看见他和一个年轻女人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那女人穿得很花哨，脸上涂了厚厚的粉，跟电视里外国女人似的。＂
原来，女儿比我更早看清了这个男人的真面目。
＂妈，我们不需要他。＂小雨坚定地说，眼神中透着超越年龄的成熟，＂我们以前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
我搂住女儿，泪水再也抑制不住。
是啊，我们本来就能过得很好，为什么要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值得信任的男人身上？
第二天，刘建国提出要用房子抵债，但需要我出面去银行办理过户手续。
＂这么多谎言，我凭什么再相信你？＂
＂你不信我，总该信房产中介吧？我们一起去找中介，让他证明房子是真的！＂他急了，额头上的青筋暴起。
我同意了。
在中介处，我才知道刘建国借高利贷买房的真相。
房子首付确实是我的钱，但他还背着我借了七万高利贷。
中介说，房子现在市值十八万，扣除欠款和违约金后，大约能剩十一万。
＂十一万就十一万。＂我说，＂我只要回钱，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瓜葛。＂
办理过户手续时，刘建国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丽华，我不是有意骗你，只是...＂
＂只是什么？＂
＂我本想借钱做生意，赚大钱给你和小雨好日子过。可我投资失败了，又碰上春春，她说可以帮我搞定项目，结果...＂他声音哽咽，＂我对不起你们。＂
我不为所动：＂刘建国，婚姻不是赌场，我要的不是大富大贵，而是诚信和责任。你连这最基本的品质都没有，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
房子很快卖掉了，我拿回了十一万。
离婚手续也很快办完，刘建国没有争取任何财产，只在离婚协议上写了一句：＂余生定当偿还所欠，无论如何。＂
签字那天，他憔悴了许多，眼袋下垂，下巴上冒出了胡茬，整个人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
＂丽华，对不起。＂他说，声音里满是疲惫。
我没有回答，静静地在离婚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走出民政局大门时，外面下起了小雨，我撑开雨伞，没有回头。
雨点打在伞面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像是在为这段错误的婚姻画上句号。
我带着小雨回到了原来的小屋。
厂区的梧桐树又黄了一季，落叶铺满了小道。
厂里的广播站里，播音员正用沙哑的嗓音念着下个月的生产指标。
一切仿佛回到了三年前，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夜里，我和女儿坐在窗前，看着夕阳西下。
窗外，厂区广场上的老人们摆开了象棋摊子，孩子们追逐打闹，欢声笑语在暮色中回荡。
＂妈，你还会相信爱情吗？＂小雨突然问。
我沉思片刻：＂相信，但不盲从。爱情需要经营，婚姻需要责任。没有诚信作基础，再美的爱情也会坍塌。＂
小雨点点头：＂刘叔叔教会了我一件事。＂
＂什么事？＂
＂人的价值不在于外表的光鲜，而在于内心的诚实和坚韧。＂
我抚摸着女儿的头发，突然发现她已经长大了，懂事了，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我的肩膀。
她的眼神中有我年轻时不曾有过的坚定和清醒。
这场婚姻虽然失败，但让我和女儿都成长了。
1993年的春天，我收到一个快递包裹，是从安徽寄来的。
打开一看，里面是两万元现金和一张纸条：＂第一次还款，刘建国。＂
纸条背面还写着：＂丽华，离开你后，我回了老家，照顾母亲，也反省自己。这钱是我做小生意挣的，虽然不多，但会一直还下去，直到还清为止。＂
我把钱存进了银行，作为小雨的大学基金。
小雨顺利考入了省城的重点大学，学的是金融专业。
她说要学会保护自己和母亲的财产，再也不让人欺骗。
每年春天，我都会收到刘建国寄来的钱，金额从未间断。
直到第五年，我收到最后一笔还款和一封信：
＂丽华：债已还清。这些年我想明白了，人这一生，最珍贵的不是金钱，而是诚信二字。我不求你原谅，只希望你和小雨过得好。我已经回老家照顾母亲，这辈子不再来打扰你们。祝你们幸福。刘建国。＂
看完信，我没有哭，也没有恨。
时间带走了怨恨，留下的是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我把信收好，继续埋头于账本。
窗外，厂区的梧桐树又开始抽出新芽，生活也在继续。
1998年，工厂效益下滑，开始裁员，我从纺织厂调到了商业局，工资高了些，还评上了先进工作者。
小雨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一家银行工作，每月寄钱回来。
四十五岁那年，我认识了一位退休教师王大伯。
他是个质朴谦和的老人，每天晨练后给社区小花园浇水。
他不会甜言蜜语，却懂得用行动表达关心。
一次我发烧，他端来一碗熬了三个小时的小米粥，那天窗外下着大雨，他的裤脚全湿了，却笑着说：＂下雨天最适合喝热粥了。＂
小雨回来看望我时，看到王大伯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悄悄对我说：＂妈，他是个好人。＂
我笑了笑没说话，但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人到中年，不再奢求轰轰烈烈，只愿在平淡中有人相伴，在风雨中有人同行。
又是一年春天，我和王大伯在社区公园里散步。
清晨的阳光洒在草地上，远处的桃树开出粉红的花，社区广播里播放着《春天的故事》，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刘师傅，我有话想对你说...＂他突然说。
＂叫我丽华就好。＂我微笑着纠正他。即使认识三年，他还是习惯尊称我为＂刘师傅＂。
＂丽华，我想和你一起搭伙过日子，不求轰轰烈烈，只愿相互扶持，白头偕老。＂他红着脸说，手里紧握着一个小绒盒。
我望着他诚恳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浮华的承诺，而是朴实的真心。
在这个历经沧桑的春天，我终于明白：婚姻不是一场豪赌，而是一次深思熟虑的选择；爱情不是盲目的迷恋，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诚信基础上的深厚感情。
＂好啊。＂我轻声回答，手指不自觉地摩挲着那枚普通的玉坠。
风轻轻地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为这迟来的幸福鼓掌。
人生如同一幅拼图，每段经历都是不可或缺的碎片。
那些伤痛和欺骗，那些跌倒和爬起，都让我看清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这个普通的春日里，我终于拼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图景。
窗外，市场上的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街角的录像厅正在放映《霸王别姬》，一切都那么生机勃勃。
我想起了《玉堂春》里的那句唱词：＂柳暗花明春又来，人间自有真情在。＂
是啊，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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