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你爸妈这次回来，我看还是别见了吧。＂外公坐在竹椅上，声音比往日苍老了几分。
窗外的蝉鸣声此起彼伏，1986年的夏天热得发烫，我从县师范毕业的那天，汗水浸湿了一身的确良衬衫。
此时此刻，外公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正紧紧攥着一封来信，信封已经被翻旧了，上面盖着鲜红的广东邮戳。
记忆中的父母，不过是模糊影像和外公口中偶尔提及的只言片语。
如今，他们要从南方回来，说是要认我这个女儿。
外公姓何，是我们县城最有名的拾荒老人。
每天天不亮，他就推着自制的三轮车出门，在街头巷尾捡拾可回收的废品。
无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
外公的三轮车上的铁皮已经锈迹斑斑，车筐里装满纸壳、啤酒瓶和破铜烂铁，而他那颗饱经风霜的心里，装着我这个被亲生父母嫌弃遗弃的外孙女。
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是＂送人的＂，是上小学二年级那年深秋。
那天放学回来走在胡同里，我的布鞋踩着落叶发出清脆的声响，忽然听见隔壁王婶和李大娘靠在槐树下闲聊：＂何老头也是个犟脾气，闺女生了个丫头片子，女婿嫌弃是女孩要送人，他硬是接过来自己养。＂
李大娘叹了口气：＂这老何也真是的，自个儿生活都紧巴巴的，还要照顾外孙女，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就是，这么多年，起早贪黑拾破烂，就为了给孩子攒学费，这老头子也是个实诚人。＂
那一刻，我站在墙角，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只剩下秋风吹动树叶的沙沙声。
那晚，我没敢问外公这事是真是假，只是默默地多吃了一碗米饭。
外公看着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们淑芳长个子了，多吃点好。＂
从那天起，我每天放学都会沿着外公可能出现的路线走，希望能提前遇见他，帮他推一段车。
外公的三轮车很重，压得吱呀作响，我小小的身子使尽全力才能让它挪动半步。
可外公总是笑眯眯地说：＂咱家淑芳可真是力气大，以后准能有出息。＂
那时县城里，家家户户还在用粮票油票布票，生活的艰辛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外公有个专门收废品的院子，院墙是青砖垒的，大门是两块木板钉成的，上面挂着个手写的＂废品收购站＂的牌子。
这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家，也是我童年的乐园。
院子里堆满杂物的角落，总能让我挖出各种宝贝：残缺的小人书、坏掉的铁皮玩具、奇形怪状的收音机零件。
有一次，我从废品堆里找到一本缺了封面的《十万个为什么》，高兴得整晚没睡，趴在煤油灯下看到了鸡叫。
外公从不阻止我在废品堆里翻找，只叮嘱一句：＂小心别扎着手。＂
然后便默默地在一旁用铁丝给我编一个小篮子，说是装我的＂宝贝＂用。
在城里其他孩子眼中，废品收购站的外孙女是个异类。
上学时，班上不少同学捂着鼻子说我身上有垃圾味，不愿和我玩。
有个叫赵丽的女孩，有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何淑芳是捡破烂老头的孙女，她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那天放学，我哭着跑回家，钻进废品堆里不肯出来。
外公找了好久才发现我，他蹲下身子，用粗糙的手指擦去我脸上的泪水：＂傻孩子，哭啥子嘛！＂
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有知识的人，从不会笑话勤劳人的手和艰苦人的活。＂
他掏出兜里的两分钱：＂走，外公带你去供销社买冰棍吃。＂
那是1973年的夏天，两分钱的冰棍是我吃过最甜的东西。
我开始拼命读书，从小学到初中，再到师范学校，一路都是班上的前三名。
每当我拿着成绩单回家，外公都会摘下老花镜，眯着眼看很久，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收进一个铁皮盒子里。
那盒子原本装过上海产的八喜饼干，是外公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专门用来存放我的成绩单和奖状。
＂我们淑芳是要当大学生的！＂外公常对邻居这样说，脸上布满骄傲。
1984年夏天，是我高考那年，整个县城像蒸笼一样闷热。
考试那天，外公早早地就站在考场外面，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和一瓶凉白开。
可惜，我还是差了十几分，没能迈进大学的门槛。
外公没有一句责备，他只是比往常更早出门，更晚回来，衣服洗得起了毛边，布鞋的鞋底越发单薄。
半年后，春节刚过，他从柜子底下摸出一个旧罐头盒，里面装满了散钱和几张皱巴巴的大团结，凑齐了县师范学校的学费。
＂上学去吧，＂外公说，＂书还是要念的。＂
师范学校的两年时光如流水般匆匆过去。
1986年夏天毕业时，我被分配到县里最好的实验小学任教，每月有四十多块钱的工资。
就在我以为生活就要这样平稳地继续下去时，多年未曾联系的父母突然寄来了信件，说要回老家看看，也想见见我。
＂外公，他们为什么突然想起我了？＂我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手里摆弄着一个从废品堆里拯救出来的塑料小风车。
外公抽着旱烟，烟叶在烟袋里发出轻微的噼啪声：＂世事无常啊，或许他们是真想你了。＂
＂可他们从来没想过我。＂我低声说，心里泛起一阵苦涩。
＂淑芳，人心隔肚皮，咱不能妄下断言。＂外公的声音很轻，眼神却望向远方，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父母回来的那天，我故意加班到很晚才回家。
推开木门时，院子里已经坐着一对穿着体面的中年夫妇，女人戴着金耳环，男人手腕上还有一块亮闪闪的手表。
他们惊讶地看着我，女人——我的母亲——站起来要抱我，我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气氛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
＂淑芳，你回来啦？＂外公打破沉默，＂这是你爸妈，从广东回来了。＂
＂你...长这么大了。＂母亲上下打量着我，眼中有惊讶，也有些我看不懂的情绪。
父亲则咳嗽了一声：＂听说你现在教书了？＂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像个局外人一样观察着这对素未谋面的＂父母＂。
外公给我们倒了茶，那是他平时舍不得喝的新茶叶，是专门为父母回来准备的。
＂爸，我知道你对我们有意见。但人都是向前看的，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母亲坐在我家的小客厅里，手指不安地绞着手帕。
她穿着花色连衣裙，戴着金项链和几个手镯，看起来和我们县城里的人很不一样。
＂我没啥意见，只是怕淑芳心里不痛快。＂外公低着头，手里摆弄着茶杯，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爸，我们是真心的。淑芳是我女儿，血脉相连，哪有不认的道理？＂母亲说着，偷偷看了我一眼，＂以前是我们年轻不懂事，现在条件好了，当然要接她过去享福。＂
父亲则更为实际：＂我们在广东买了新房子，在县城里算是不错的了，采光好，环境也好，还通了自来水。淑芳去了可以调到那边的学校教书，待遇比这里高多了。＂
我看着这对素未谋面的＂父母＂，心里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复杂感受。
他们谈论着我的未来，仿佛过去二十多年的缺席只是一场微不足道的意外，而此刻他们只需要挥一挥手，就能把那些岁月的空白一笔勾销。
那天晚上，外公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抽旱烟。
烟叶发出噼啪的声响，火光在黑暗中忽明忽暗。
我坐在他旁边，两人都没说话，只听见蛐蛐的鸣叫和远处马路上偶尔经过的自行车铃声。
＂外公，您跟我说实话，我是不是被他们嫌弃才送给您的？＂我终于问出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外公的烟袋锅在黑暗中闪了闪，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烟雾：＂那是1963年，你妈刚满十九岁，生下你没多久，你爸就嫌你是女孩，说家里穷，养不起那么多孩子。＂
＂他们已经有孩子了？＂我有些震惊。
＂嗯，你有个哥哥，当时已经三岁了。＂外公的声音有些苦涩。
＂那...后来呢？＂
＂你爸说要把你送人，你妈不同意，两人吵得很凶。后来你爸趁你妈睡着，把你抱到邻居家，说是送人。邻居不敢要，就来找我商量。我二话没说，把你抱了回来。＂
＂那我妈呢？她没有阻止吗？＂心里像有根刺，扎得生疼。
＂她哭了好几天，但那时候日子苦，你爸又性子倔，她也没办法。后来你爸听说南方能挣钱，就带着全家去了广东，只留下你跟我。＂
外公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这些年，她托人给我寄过几次钱，我都存起来给你做学费了。＂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那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想认我了？＂
外公沉默了一会儿：＂人心隔肚皮，我也说不准。或许是他们真的后悔了，或许...是他们有别的想法。＂
＂什么想法？＂
外公叹了口气：＂我听人说，他们在广东做玩具厂发了财，你哥哥出了点事，欠了一屁股债。＂
这下我明白了，心里的疑惑一下子有了答案。
第二天，母亲来找我，单独谈话。
她带来一条金项链，说是送给我的见面礼。
我婉拒了，她便尴尬地将项链放回了包里。
＂淑芳，妈知道你心里有怨气。但你要理解，那时候粮食都不够吃，你爸又固执地认为女孩不值钱...＂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所以就可以把我送人？＂我平静地问。
＂我...我也不想的。＂她的眼圈红了，＂后来我们去了广东，你爸做小生意，慢慢有了起色。我一直想回来看你，但又怕你恨我们...＂
＂那您现在为什么回来？＂
她沉默了一会，低声说：＂实话跟你说吧，你哥哥前几年赌博欠了一屁股债，那些债主逼得紧，我们得另想办法。你舅舅托人介绍了个对象，对方家里有个钢铁厂，条件好得很。如果你愿意...＂
原来如此。
不是心生愧疚，也不是突然想起有个女儿，而是他们需要一个女儿来完成某种交易，来解决儿子欠下的赌债。
＂您觉得合适吗？把一个从未养育过的女儿，当做解决困难的筹码？＂我的声音因为压抑而显得有些发抖。
母亲急忙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是真心为你好。你在这小地方能有什么出息？那个男孩是个厂长儿子，家里条件好，以后你就不用当老师了，可以过上好日子。＂
我站起身来：＂谢谢您的好意，但我在这里过得很好。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学生，还有我的外公。＂
她似乎没想到我会拒绝，脸上露出了失望和恼怒的表情：＂你外公都这把年纪了，能照顾你多久？你不为自己想想，也该为他想想。他辛苦了大半辈子，难道你忍心看他晚年还要为你操心？＂
这句话刺痛了我。
是啊，外公已经六十多岁了，本该安享晚年，却因为我不得不每天起早贪黑。
他的腰越来越弯，头发全白了，连走路都有些颤颤巍巍。
这些年来，他从未对我抱怨过什么，但我知道他为我付出了多少。
当晚，我彻夜未眠。
窗外，夏夜的蝉鸣此起彼伏，像是我内心的挣扎和困惑。
月亮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那里面装着我从小到大收藏的＂宝贝＂：一个缺了角的小人书、一只断了腿的布娃娃、一枚褪了色的红领巾，还有外公用废旧报纸给我叠的千纸鹤。
这些看似毫无价值的东西，却承载了我整个童年的记忆和温暖。
第二天早上，外公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出门了。
我在厨房里发现他给我留的早饭——一碗小米粥，一个鸡蛋，还有两个用油煎得金黄的馒头片。
他知道我爱吃煎馒头片，每次都会多放些油，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奢侈的。
想到这里，我鼻子一酸，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上午，我去了学校。
这是暑假期间，学校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老师在整理新学期的教材。
我的办公桌上放着学生们亲手制作的小贺卡，祝贺我成为他们的班主任。
＂何老师，听说你爸妈从广东回来了？＂教导主任李老师走过来问我。
＂嗯，是回来了。＂我低头整理着教案，不想多说。
＂那你是不是要调走了？你爸妈在广东条件那么好，肯定想让你也过去。＂
我抬起头，看着李老师关切的眼神，苦笑了一下：＂我还没决定。＂
＂你是我们学校最年轻有为的老师，学生们都喜欢你。如果你留下，明年可能会有评优秀教师的机会。＂李老师拍了拍我的肩膀，＂但如果有更好的发展，我们也支持你。＂
我翻开教案，看着即将开始的新学期计划，心中渐渐有了决断。
那些稚嫩的笔迹，那些期待的眼神，还有那个每天清晨等在校门口的拾荒老人——这些都是我生命中最真实的部分。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供销社，鬼使神差地买了两瓶汽水和一包奶糖。
这是小时候我最馋的东西，每次考试得了好成绩，外公都会奖励我一瓶汽水。
回到家时，天色已晚，我看见外公正在院子里修补他的三轮车。
夕阳下，他的背影显得格外单薄。
听见我的脚步声，他抬起头，露出熟悉的笑容：＂回来啦？今天买了你爱吃的茄子，晚上炒个鱼香茄子。＂
就在这个平凡的瞬间，二十多年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外公教我写字时握着我的小手，外公在我发烧时连夜骑车去十里外的镇上买药，外公在我第一次上台表演时坐在最后一排默默鼓掌...
这些细微而温暖的片段，构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外公，您还记得这个吗？＂我从纸箱里拿出一个小风筝，那是外公在我十岁生日时给我做的。
风筝是用废报纸和竹条做成的，上面画着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
外公接过风筝，眼睛亮了起来：＂记得，这是你上小学三年级时，从一堆废报纸里找到的做风筝的教程，缠着我教你做的。＂
＂嗯，那天我们去郊外放风筝，您告诉我，人生就像风筝，要经历风雨才能飞得更高。＂
外公微笑着点点头：＂你记性真好。＂
＂外公，＂我递给他一瓶汽水，＂今天老师说，我可能会被评为优秀教师。＂
外公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眼角泛起了欣慰的泪光：＂好！我家淑芳就是有出息！＂
晚饭后，父母又来了。
他们带来了去广东的车票，说后天就走。
＂淑芳，你考虑得怎么样了？＂父亲问，语气中带着不容拒绝的自信。
我看了看外公，又看了看他们：＂我决定留下来。＂
＂为什么？＂父亲皱起眉头，＂我们给你的条件还不够好吗？那边工资比这里高几倍，生活也方便。＂
＂不是条件的问题。＂我深吸一口气，＂我只是觉得，家人不是用钱和物质来衡量的。家人是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依靠，在你迷茫时给你方向，在你快乐时分享你的喜悦，在你失败时鼓励你继续前行。这二十多年来，我的外公就是这样的家人。＂
父亲的脸色变得阴沉：＂你这是在埋怨我们当年的决定？＂
＂不，我不埋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而我现在也有我的选择。＂
母亲插话道：＂可是你外公已经老了，你总要为自己的将来考虑啊。＂
我笑了笑：＂正因为外公老了，我才更应该留下来照顾他。就像他年轻时照顾我一样。至于我的将来，我相信只要努力，在哪里都能过好。＂
＂还有，你们说的那个婚事，我也不会考虑。我还没有打算结婚，我想先把自己的事业做好。＂
母亲急了：＂淑芳，你别不识抬举！那可是钢铁厂厂长的儿子，多少姑娘求之不得！＂
＂我不是不识抬举，我只是不想成为你们解决困难的工具。＂我平静地说，＂我知道哥哥欠了赌债，你们急着把我嫁出去，是为了用彩礼钱还债。＂
父母瞬间沉默了，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
父亲沉默片刻，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既然你执意要留下，这些钱你拿着，算是我们这些年来的补偿。＂
我没有伸手：＂钱不是万能的。如果您真心想弥补什么，可以常回来看看外公，毕竟他是您的岳父。＂
他们离开后，外公坐在门槛上，点了一袋烟。
我蹲在他身边，像小时候那样靠着他的膝盖。
＂外公，您生气吗？可能以后就没人给您养老了。＂
外公笑着捏了捏我的脸：＂傻孩子，我养你是为了让你养我吗？那我不成了放长线钓大鱼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声在夏夜的院子里回荡。
＂外公，我打算明年参加自考，争取拿个大学文凭。＂我仰头望着满天繁星，＂然后报考重点中学的教师岗位。＂
＂好啊，我家淑芳就是有志气！＂外公的眼睛在夜色中闪闪发亮。
＂外公，等我以后挣钱了，给您买个收音机，再给您做身新衣裳。＂
＂淑芳啊，＂外公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发，＂外公这辈子什么都不图，就图你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其他的，都不重要。＂
那晚，我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纸风筝，飞在蓝天上。
风筝的线牢牢地握在外公手中，不管风吹得多猛，他都不会放手。
第二天清晨，父母来向我们告别。
他们要赶最早的一班车回广东。
临走前，母亲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淑芳，你...真的不考虑跟我们走吗？＂
我摇摇头：＂妈，我在这里很好。＂
这是我第一次叫她＂妈＂，她的眼圈瞬间红了。
＂那...你要是改变主意了，随时可以来找我们。＂她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地址和电话号码。
父亲则不苟言笑地点点头：＂既然你决定了，我们也不强求。但你要是在这吃了苦头，别后悔。＂
＂我不会后悔的。＂我平静地说。
他们离开后，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外公拿起他的扫帚，开始打扫院子：＂今天咱们吃饺子怎么样？馅儿昨天就剁好了，韭菜鸡蛋的，你最爱吃的。＂
我点点头，心里涌起一阵温暖。
这就是我的家，是那个拾荒老人用爱和汗水为我构筑的避风港。
＂外公，你教我修三轮车吧，我得学会照顾自己了。＂我说着，拿起了一把扳手。
外公笑了：＂好啊，这车都修了二十多年了，连螺丝都认识我了。＂
阳光洒在院子里，照在那辆破旧的三轮车上，也照在我和外公身上。
风吹过槐树，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与选择的故事。
多年后，我成为了县里的模范教师，还在社区办了个公益图书室。
每当有人问起我的故事，我总会说：＂我是被废品收购站的外公养大的，他教会我最宝贵的东西不在垃圾堆里，而在人心里。＂
而外公的三轮车，早已退役，被我漆成了鲜艳的颜色，放在图书室的门口。
每个来看书的孩子都知道，那是一个拾荒老人用爱心和汗水，推出来的通往知识和未来的路。
父母后来又来过几次，带着各种名贵的礼物，却再也没提让我去广东的事。
他们似乎终于明白，有些东西，比黄金和钞票更加珍贵。
那就是一个人的选择，和心中的爱。
外公常说：＂人这一辈子，没啥大道理，就是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
我想，这大概就是他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每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些渴望知识的眼睛，我就会想起外公说过的话：＂知识能让人变得更好。＂
而我，愿意将这份信念，连同外公给我的爱，传递给更多的人。
就像那只纸风筝，历经风雨后，依然能在蓝天上自由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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