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处》
＂妈，我们明天就回去吧，哥这条件确实不好，我怕您住着委屈。＂
我手中的碗差点掉在地上，水龙头的流水声掩盖了我急促的呼吸。
厨房和客厅只隔着一道薄薄的墙，弟弟周建军的话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剐着我的心窝。
夏天的夜晚，知了在窗外的老槐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屋里的老旧电风扇＂吱呀吱呀＂地摇着头，却扇不走这闷热，也扇不走我心里的苦涩。
我叫周建国，今年刚好六十岁，前年从机械厂退休的。
那是1998年的六月底，东北老家的母亲和弟弟第一次来南方看我，那时候南方的夏天就像蒸笼一样，湿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在这个中等城市已经生活了整整二十三年，从一个满怀希望的年轻小伙子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退休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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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是弟弟打来的，那是六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小区的树荫下和几个退休老头下象棋。
＂哥，我想带妈去看看你，她念叨你好久了。＂电话那头，弟弟的声音透着一种我读不懂的情绪。
听到这消息时，我高兴得差点把手中的棋子捏碎，当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开始收拾我那两居室的老房子——擦桌子、扫地、刷马桶、换床单，忙得满头大汗，像个即将迎接新媳妇的毛头小伙子。
这房子是单位在九十年代初分的，那时候还算是个福利不错的国企，如今厂子早就不景气了，很多老同事都下了岗。
八十年代末的老楼，没电梯，楼道窄，墙皮剥落，冬冷夏热，但总算是有个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
我把家里唯一的一瓶花露水喷在蚊帐上，想着这样母亲晚上能睡得踏实点。
又去菜市场买了些新鲜的蔬菜和肉，那天菜价不便宜，我看着柜台上标的价格，心里直嘀咕，但还是咬牙买了最好的。
母亲今年七十八岁了，鬓角全白，佝偻着背，但腿脚还算利索。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背着一个同样褪了色的老式蓝布包，那是我小时候就见她背着的。
包里装着东北的山野货——松子、木耳、蘑菇，还有一些腌制的咸菜疙瘩。
这些东西，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就是最好的美味，每年秋天，母亲都会带着我和弟弟进山采摘这些宝贝，说是比城里人吃的山珍海味还要鲜美。
＂建国啊，你这些年过得咋样？＂母亲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眼睛里噙着泪水，上下打量着我。
她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沟壑，像田地里的犁沟，每一道都记录着一段艰辛的岁月，但她的眼睛仍旧明亮，像是夜空中的星子。
＂挺好的，挺好的，妈，您看，我这不是有房子有工作嘛，比起那会儿饿肚子的日子，现在可太好了。＂我笑着说，搀扶着母亲坐到那张陪伴我十多年的旧沙发上。
弟弟周建军比我小八岁，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老，五十多岁的人，头发已经半白了，额头上的皱纹也刻得很深。
他在老家的拖拉机厂工作，跟我一样是个普通工人，那厂子近几年不景气，听说都发不出工资了，但好歹是国营单位，饿不着。
他拿了一瓶东北产的白酒和几包烟，说是特意给我带的，那烟是＂红塔山＂，比我平时抽的＂大前门＂可高档多了。
＂哥，你这么多年没回家，妈天天念叨你呢。＂弟弟边放下行李边说，眼神在我的小屋子里扫来扫去。
我点点头，心里有些愧疚，也有些不自然。
这些年忙着在南方打拼，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不是不想回，实在是路费贵，又请不下假，再加上心里那点不愿让家里人看到自己混得不如意的自尊心在作祟。
每次打电话回家，我都说工作忙，厂里走不开，其实是怕回去被人问东问西：＂二十多年了，在南方混得咋样？房子买了没？攒了多少钱？＂
这些问题，我都回答不上来。
出去的时候，村里人都是羡慕的眼神，都以为我去南方定能淘到金，可谁知道，外面的世界哪有那么容易闯。
工厂里加班熬夜是常事，干得最久的一次，连续工作了三十六个小时，困得眼睛都睁不开，手都在发抖，生怕出了差错。
九十年代初，厂里效益好的时候，我还能攒下点钱，每个月按时给家里寄一百多块，电话里向母亲报平安时，总是报喜不报忧。
现在工厂不景气，加班少了，收入也少了，每个月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我还是坚持着给母亲寄钱。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桌子我能做的最好的菜——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还买了半斤五花肉炖了一锅白菜粉条，那是母亲最爱吃的家乡菜。
我特意买了两瓶啤酒，弟弟开了他带来的白酒，一家人围坐在那张摇摇晃晃的小餐桌旁。
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她说：＂好些年没这么团圆过了。＂
我心里一酸，想起了那年离家时，母亲在村口送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没掉下来，只是一遍遍叮嘱我：＂出门在外，多长点心眼，别吃亏。＂
酒过三巡，母亲和弟弟吃得很开心，我也喝得微醺，话就多了起来。
我讲南方这些年的变化，讲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讲自己如何从厂里的一线工人慢慢熬到了小组长的位置，讲同乡老李买了辆摩托车，在城里招摇过市。
当然，我没有讲那些不堪的日子——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八个人挤一间房，连个放私人物品的地方都没有；干活时手被机器轧伤，疼得整夜睡不着觉；厂里效益不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只能靠借钱过日子......
饭后，我主动去厨房刷碗。我的手在温水中搓着碗，回忆着刚才团聚的温馨。这时，我隐约听到了客厅里母亲和弟弟的对话。
＂妈，我们明天就回去吧，哥这条件确实不好，我怕您住着委屈。＂
＂建军，你瞎说啥呢？你哥不容易，一个人在外打拼几十年，能有这个家已经很不错了。他每月还按时给我寄钱，比你们对我都好。＂
＂我不是那个意思，妈。我就是觉得哥这屋子太小了，您住不舒服，连个空调都没有，这么热的天，您受得了吗？＂
＂我啥苦没吃过？这有啥不舒服的。你看你哥这么多年，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比起咱家那些个邻居家的孩子，能有个房子就不错了。想当年，村里多少人羡慕你哥来南方，现在那些人都买楼房、开小汽车了，可你哥......＂母亲的声音低了下去。
＂那些都是吹牛的，谁家真能那么好。＂弟弟嘟囔着，＂就是觉得哥一个人在这边，怪可怜的。＂
＂你别瞎说，你哥有志气，不像村里那些游手好闲的。你记住，别嫌弃你哥。＂
手中的肥皂滑落，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住，喉咙发紧，眼睛发热。
当年离家时，我对母亲拍着胸脯保证：＂妈，您放心，我去南方打工，那边机会多，工资高，我一定能出人头地。等赚了钱，就给您买大房子，让您享享福。＂
那时候，电视里总播放南方发达城市的新闻，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让我这个乡下小伙子心驰神往。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给母亲的只有每月那点寄回去的钱，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村里有的人家确实发达了，听说老张家的儿子在深圳开了家小厂，买了小汽车；老王家的闺女嫁到了上海，住进了十几层的高楼。
每次听到这些消息，我都感到一阵阵的自卑，仿佛自己辜负了所有人的期望。
弟弟的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这些年自欺欺人的真相：我不过是个混得不怎么样的普通工人，连弟弟都看不上我的生活条件。
那晚，我躺在客厅的小沙发上，把床让给了母亲和弟弟。天花板上的霉斑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就像我心里隐藏多年的自卑。
窗外偶尔传来几声狗叫，远处工厂的汽笛声时断时续。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起了1979年临走时，村里人羡慕的眼光；想起了每次给家里寄钱时，信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描绘；想起了每次打电话时，对自己生活状况的粉饰......我在心里揣摩着：母亲和弟弟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厂里效益不好，连着三个月没发工资。我饿得实在撑不住了，就去给一家装修队打零工，搬水泥、和沙子，干得腰酸背痛。回到宿舍，泡一包快速面，就着咸菜，是一天最丰盛的一餐。
那时候，我也想过放弃，回老家算了，但一想到村里人的议论和母亲期待的眼神，我就咬牙挺了下来。
现在想想，我这一生，好像就是在别人的期望和自己的现实之间挣扎。
第二天早上，弟弟果然提出要带母亲回去。他找了个借口，说厂里临时有事要处理，必须赶回去。
我心里明白，他是嫌这里条件差，不想让母亲多受罪，但我没有挽留，因为我知道那些话是真的—我这条件确实配不上一直对我抱有期望的母亲。
＂建国啊，你自己在这边多保重。＂母亲临走时拉着我的手，眼里带着不舍，＂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熬夜对身体不好，别太拼命了。＂
这些话，是她送我离家时说的，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字不变。
＂妈，您回去也保重身体。＂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母亲手里，那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这点钱您拿着，要啥就买啥，别省着。＂
母亲推辞着不肯收，我硬是塞到了她那个旧布包里。她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是几十年操劳留下的印记。
弟弟在一旁欲言又止，脸上的表情复杂。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小屋子，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开口。
车站的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目送母亲和弟弟上了回东北的长途汽车，直到车子消失在视线尽头，我才转身离开。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一家商场，橱窗里摆着各种新潮的电器和家具。我站在橱窗前，看着那些我买不起的东西，心里空落落的。
送走母亲和弟弟后，我回到空荡荡的家，坐在沙发上发呆。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照在地板上，显得特别刺眼。屋子里好像一下子变得更加破旧了，或者说，我以前从没有用外人的眼光看过它。
墙角的墙皮脱落了一块，电风扇转得吱吱作响，桌上的饭菜残渣还没来得及收拾。我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空气中盘旋，像我此刻混乱的思绪。
也许弟弟是对的，我应该让他们早点回去。这里确实不是个适合老人家休养的地方。
收拾母亲住过的房间时，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日记本和一个信封。信封里正是我昨天给母亲的钱。我有些疑惑，翻开了日记本，手开始颤抖。
那是母亲的日记，字迹歪歪扭扭，一看就是老人家用尽心力写的。小时候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是我教她认识几个简单的字，没想到她现在能写这么多了。
里面详细记录着我这些年寄回家的每一笔钱：
＂1985年3月，建国寄来100元。买了5斤猪肉，剩下的存起来。＂
＂1986年10月，建国寄来120元。给建军买了件棉袄，他长高了，旧的穿不下了。存了80元。＂
＂1990年8月，建国寄来150元。给建军买了双鞋，剩下的存起来。建国这孩子，自己肯定也不容易，可总是记挂着家里。＂
＂1992年春节，建国回来了，给我带了一条围巾和一双棉鞋。他瘦了，说是在南方工作太忙。我做了他爱吃的饺子，他一口气吃了三大碗，说是想家里的味道了。＂
＂1995年6月，建国寄来200元。全部存起来，给建国攒钱买新房子用。他上次打电话说厂里效益不好，我听出来他声音很疲惫，可他还说一切都好，怕我担心。＂
一页页翻下去，心中的酸楚越来越浓。原来这些年，母亲把我寄回去的大部分钱都存了起来，舍不得花。
她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我猜想她可能还是那样，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下钱来给儿子们攒着。
日记里还有一些对我的牵挂：
＂听说南方下大雨了，不知道建国那边怎么样，他住的地方会不会漏雨？＂
＂村里老张家的儿子从南方回来了，开了辆摩托车，可神气了。村里人都说他发达了。建国肯定比他强，只是不爱显摆罢了。＂
＂今天电视上说南方那边流感严重，我担心建国会不会生病，他一个人在外面，病了没人照顾。＂
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着：
＂1998年6月，要去看建国了。这些年攒的钱带上，一共12800元。建国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这钱给他添置点家具，或者攒着换个大点的房子。别让孩子受委屈了。＂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坐在床边，捧着那本朴素的日记本，感觉心被什么东西撕裂了。
母亲把我这些年寄回去的钱几乎全部存了下来，为的是要给我买房子，而我却一直以为自己在孝顺她。
我想起母亲那双粗糙的手，想起她那件褪了色的蓝布衫，想起她总是说＂我不缺啥，你们过得好就行＂的话。
她哪是不缺啥，分明是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们，却不舍得给自己留一点点。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窗外下起了雨，雨滴打在窗户上，发出＂嗒嗒＂的声音，像是在敲打我的心。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起。我擦了擦眼泪，走到客厅接电话。是弟弟打来的。
＂哥，我...我想跟你道个歉。＂电话那头，弟弟的声音有些哽咽。
＂啥事啊？＂我强忍着情绪问道。
＂昨天晚上的话，我不该那么说。我不是看不起你的房子，我就是...就是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弟弟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些年，妈一直念叨着要来看你，是我一直找借口拖着不带她来。我...我是害怕看到你过得比我好，又怕看到你过得不好...＂
＂建军，你...＂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哥，我知道你每个月都给妈寄钱，而我在家，有时候连妈要买个药都舍不得给钱。妈一直说你是个有责任心的好儿子，我...＂弟弟的声音哽咽了。
我突然明白了那天晚上听到的对话，并不是弟弟在嫌弃我的生活条件，而是他的内疚和母亲的维护。
泪水再次涌出眼眶，我想起了那些年，每当村里人夸我在南方混得好时，弟弟总是低着头不说话；每当母亲念叨我时，弟弟总是岔开话题；每当我寄钱回家时，弟弟总是找借口说工厂效益不好，拿不到工资......
＂建军，我刚才发现妈把我这些年寄回去的钱都存起来了，她说是要给我买房子用的。＂我哽咽着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我知道，妈一直把钱攒着，说是给你的。我劝过她，她不听，说你一个人在外打拼不容易...＂
＂你早就知道？＂我有些惊讶。
＂是啊，妈把钱都藏在她的针线盒底下，她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早就发现了。我...我有时候会偷偷拿一点去买酒喝，后来又觉得对不起妈，对不起你，就会加倍地还回去。＂
我们俩沉默了一会儿，各自消化着这份来自母亲的深沉爱意和彼此之间的亏欠。
＂哥，咱妈是个好妈，我们......＂弟弟的声音哽咽了。
＂是啊，咱妈是个好妈。＂我也哽咽了。
雨越下越大，打在窗户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响。我想起小时候，每逢下雨，母亲总会把我和弟弟护在身后，自己却淋得湿透。
＂哥，春节我带妈再来看你，咱们带妈出去玩几天，好好陪陪她。上次我们只在你这儿待了一晚上，妈走的时候还不舍得呢。＂弟弟最后这样说。
＂好，就这么定了。我这边有个同事，前两天还约我去黄山玩呢，到时候咱们一起去。＂
＂嗯，就这么说定了。对了，哥，你知道我为啥这么着急带妈回去吗？＂
＂为啥？＂
＂我怕你留我们多住几天，给你添麻烦。我在厂里也不好请假，厂里都快倒闭了，这次能请到假已经不容易了。＂弟弟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愧疚。
＂你瞎想什么呢，这是你哥家，什么添麻烦不添麻烦的。＂我笑骂道，心里却暖暖的。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雨。雨帘中，街道上的行人匆匆而过，有的打着伞，有的披着雨衣，还有的干脆淋着雨跑。
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心中多年的重负和自卑变得轻了许多。
原来，在母亲眼里，我从来不是个失败的儿子；在弟弟心里，我也不是个需要被嫌弃的哥哥。
我们都以为自己亏欠了对方，却不知道，正是这份亏欠，编织成了最坚韧的亲情纽带。
外面的雨停了，夕阳从云层中探出头来，给湿漉漉的街道镀上了一层金色。
我拿起母亲的日记本，轻轻抚摸着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决定把它和那些钱一起寄回去。
这些钱，不是我的，是母亲几十年来的心血，我不能要。但我会用自己的双手，给她创造一个更好的晚年。
房子的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承载了多少爱与期盼。
我摸出烟盒，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于是我拿起弟弟留下的那包＂红塔山＂，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在夕阳的余晖中缭绕。
人间亲情，从来不是由房子的大小、钱财的多少来衡量的，而是心与心之间那道看不见的桥梁。
夕阳的余晖洒在我布满皱纹的脸上，那一刻，我仿佛看到母亲和弟弟站在远方向我微笑，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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