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父亲病危，没钱治只能回家，赤脚医生上门：让我试试，不要钱

“娘，爹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我望着炕上昏迷的父亲，心如刀绞。

母亲红着眼圈，手中的湿毛巾拧出血色的水。“卫生院说没救了，让咱们把他接回来...”

她话未说完，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

打开门，一位背着药箱的陌生中年人，正踏着厚雪站在门口：“听说有患者？我是新来的赤脚医生，让我看看吧。”

01

1972年腊月二十七，天还未亮，窗外便开始飘起了鹅毛大雪。这样的天气，往常我早早地就会钻进被窝，等着天亮。可今天不同，我被一阵痛苦的呻吟声惊醒。那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格外刺耳。

“爹，你怎么了？”我掀开蚊帐，看见父亲蜷缩在炕边，冷汗涔涔，脸色如纸般煞白。

“没事，小勇，你继续睡吧。”父亲强撑着露出一丝笑容，但那笑容在痛苦的扭曲下显得更加吓人。

母亲已经起身，手忙脚乱地点燃了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父亲的样子更加骇人——他紧紧抱着肚子，嘴唇发青，身体不停地颤抖。

“老周，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肚子又疼了？”母亲跪在父亲身边，声音里满是焦急。

“没事，可能是昨天吃坏了肚子。”父亲勉强说道，声音虚弱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们家的情况，放眼整个大队，恐怕都是最困难的。

爷爷在我七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整整五年没能下床，家里的积蓄全都花在了药费上。奶奶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在我九岁那年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家里的重担全都落在了父亲一个人身上。

父亲是村里出了名的硬汉，平日里不管多重的活都抢着干，就为了多挣几个工分。母亲也不闲着，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回来还要纺线织布，贴补家用。即便如此，我们家还是负债累累，连年的灾害让收成不好，借的钱更是越来越多。

“老周，你这样我害怕啊！”母亲的声音颤抖着，“要不，我去叫大队长来看看？”

“别，大半夜的，打扰啥啊，再说了，外面下这么大的雪...”父亲话没说完，就又是一阵剧痛，整个人蜷缩得更紧了。

我站在一旁，害怕得直发抖。从来没见过父亲这个样子，他在我眼中永远是那个坚强的、无所不能的大人。可现在，他却像个孩子一样无助。

母亲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去找大队长。她披上厚棉袄，蹚着齐膝的积雪，消失在漫天雪花中。我守在父亲身边，看着他痛苦的样子，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别哭，小勇，爹没事的。”父亲强忍着疼痛，伸手擦去我脸上的泪水，“爹见过这么多风风雨雨，这点小病算什么？”

我点点头，但心里清楚，父亲这次是真的病得不轻。往常他再难受，也不会让母亲半夜去找人帮忙。

大约半小时后，母亲带着大队长和两个社员回来了。他们合力将父亲抬上了临时搭建的担架，准备送往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

“小勇，你在家好好的，听话。”母亲急匆匆地嘱咐我，“锅里有粥，你自己热热吃。奶奶家就在隔壁，有事就去找他们。”

我看着他们在雪地中越走越远，直到完全消失在茫茫白色中。那一刻，十一岁的我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恐惧。

第二天一早，我便赶到奶奶家。奶奶虽然不是我亲奶奶，但自从我亲奶奶走后，她一直把我当亲孙子看待。听说父亲病了，她立刻烧了一锅热水，让我洗把脸，然后又给我煮了一碗热腾腾的米粥。

“别担心，你爹是个硬朗的人，不会有事的。”奶奶安慰我，但我能从她紧皱的眉头看出她也很担心。

上午，邻居张叔来了一趟，带来了母亲托人捎的口信：父亲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已经做了手术，但因为送医太晚，有些发炎，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手术费用...”张叔欲言又止。

“多少钱？”奶奶直接问道。

“五十块。”张叔低声说，“还不算后续的药费和住院费。”

五十块！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我家一年的收入也就百来块，平时省吃俭用，还要还债。这五十块，简直如天文数字一般。

奶奶沉默了片刻，然后从柜子深处取出一个小布包，倒出了所有的积蓄，一共七块三毛钱。

“给，先拿去应急。”奶奶把钱塞给张叔，“你告诉他娘，家里的事别担心，我来照顾小勇。钱的事...再想办法吧。”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人纷纷伸出援手。有送粮的，有送菜的，还有主动来帮忙做家务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拿出来帮助别人的东西并不多，但大家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每天放学后就急匆匆地赶回家，希望能听到父亲回来的消息。母亲偶尔会托人捎个口信，说父亲情况时好时坏，高烧一直不退。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心中的担忧越来越重。

十天后，母亲回来了一趟，脸上布满疲惫和忧虑。她告诉我，父亲的病情没有明显好转，医院需要更多的钱来购买特效药。

“我已经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人，只凑了二十块。”母亲疲惫地说，“卫生院说，如果再交不上钱，就...就只能...”她的声音哽咽了，没能说完。

那晚，我听见母亲在屋里低声啜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坚强的母亲如此脆弱。我紧紧抱住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安慰。

在那个年代，贫穷不只是一种生活状态，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踏上了返回卫生院的路。四天后，她回来了，身后跟着被抬在门板上的父亲。父亲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精气神。

“医院怎么就把人放回来了？”奶奶急忙迎上去，帮忙把父亲安顿在炕上。

母亲的眼中满是绝望：“医院说已经尽力了，给下了病危通知书。说...说回家也许还能见最后一面。”

一股寒意从我脚底直冲头顶。病危通知书意味着什么，即使是十一岁的我也明白。那一刻，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

父亲被安置在炕上，整个人昏昏沉沉的，额头滚烫，眼睛紧闭，呼吸急促。母亲手忙脚乱地给他擦汗、喂水，但父亲的状况看起来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大嫂，我去给你爹烧柱香，求他老人家保佑。”奶奶说着，擦了擦眼泪，匆匆出门了。

村里人听说父亲被送回来了，纷纷前来探望。看到父亲的状况，大家都沉默了。没人愿意说出那个残酷的可能性，但每个人的眼中都写满了同情和无奈。

晚上，母亲坐在父亲身边，轻声哼着小曲，就像哄我入睡时那样。我躺在另一边的小炕上，辗转难眠。窗外的雪仍在下，寒风呼啸，似乎在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唱着哀歌。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着的，只记得梦中一直有父亲健康时的笑容。他站在田间，挥洒着汗水，对我笑着说：“小勇，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别像爹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第二天清晨，父亲的情况似乎更糟了。他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额头上的汗珠不断地往下滚落，嘴唇因为高热而干裂。母亲整夜未眠，眼中布满血丝，但仍然不停地照料着父亲。

村里的老人们轮流来看望，有的带来了自家珍藏的草药，有的带来了祖传的秘方。大家都想尽自己的力量帮忙，但父亲的病情始终未见好转。

中午时分，大队长来了。他看了看父亲的情况，皱着眉头对母亲说：“林嫂，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要不，我找人去县城再找找医生？”

母亲摇摇头，眼中满是绝望：“去过了，县医院说需要更好的设备和药物，可那要更多的钱。我们家已经...已经没有能力了。”

大队长叹了口气，拍了拍母亲的肩膀：“节哀顺变吧，林嫂。老天爷有时候就是这么不公平。”

我站在一旁，听着大人们的对话，心如刀绞。在他们眼中，父亲的命运似乎已经注定。但我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的父亲，那个在我眼中无所不能的大人，怎么可能就这样倒下？

下午，外面的雪终于停了。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父亲消瘦的脸上。他看起来是那么平静，仿佛只是睡着了。母亲坐在一旁，默默织着毛衣，那是准备给父亲保暖用的。

“娘，爹会好起来的，对吗？”我小声问道。

母亲停下手中的活，望着窗外刺眼的雪光，久久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是轻轻的敲门声。

“谁啊？”母亲起身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身穿厚实的棉袄，肩上背着一个皮包，手里还拎着一个布袋。

“你好，听说有人病了？可以让我试试吗？不收钱。”男子问道，声音温和有力。

“您是...”母亲疑惑地看着这个陌生人。

“哦，我是新来的赤脚医生，姓李，叫我老李就行。”男子自我介绍道，“我今天刚到大队报到，听说你家有人病重，刚好路过就过来看看。”

母亲犹豫了一下，侧身让李医生进了屋。

李医生看起来五十多岁的样子，身材魁梧，脸庞黝黑，眼睛却炯炯有神。他将皮包和布袋放在一旁，先是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径直走到父亲的床前。

“病了多久了？”他一边问，一边熟练地检查父亲的情况。

母亲简单地讲述了父亲发病的经过，以及在卫生院的治疗情况。李医生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手上的动作却没停下。他先是测了父亲的脉搏，又摸了摸额头，然后掀开被子查看父亲腹部的手术伤口。

“嗯，阑尾炎术后感染，引发了腹膜炎。”李医生皱着眉头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高烧不退，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弱。”

“李医生，还有救吗？”母亲声音颤抖地问道。

李医生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继续检查。他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老式听诊器，仔细地听了父亲的胸腹部。然后又查看了父亲的舌苔和眼白。整个过程中，他的表情始终严肃，但手法却十分轻柔，生怕惊动了病人。

“有救，当然有救。”李医生终于说道，语气中带着一种令人安心的确定，“不过需要立即行动，再拖下去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

母亲的眼中瞬间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但很快又暗淡下来：“李医生，我们家实在是...没钱了。卫生院说需要特效药，可那药太贵了...”

李医生摆摆手，打断了母亲的话：“别担心钱的事。我先把人救活再说。”

他转向我，微笑着说，“小伙子，能帮我个忙吗？去河边帮我挖点新鲜的芦根回来。记得，要带根须的那种。”

我立刻点头，抓起一把小铲子就往外跑。冬天的河边几乎全被冰雪覆盖，要找到芦根并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河岸边有一片芦苇丛还露出地面。我奋力刨开冻土，终于挖出了几根带着须的芦根。

当我气喘吁吁地回到家时，李医生已经从背包里取出了不少草药，摆在桌上分门别类。他接过我带回的芦根，满意地点点头，又从布袋里拿出一个砂锅。

“借用一下你家的灶台。”他对母亲说，然后开始动手淘米洗药。

母亲赶紧帮忙生火，我则被派去打水。整个下午，我们的小屋里弥漫着草药的苦涩气味。李医生一边熬药，一边观察父亲的情况，不时用湿毛巾为父亲擦拭身体，降低体温。

“这药熬好后，每两小时喂一次，一次一小碗。”李医生嘱咐道，“另外，我这里有针灸的工具，可以帮助退烧镇痛。”

说完，他从包里取出一个小布包，展开后里面是排列整齐的银针。我好奇地看着，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李医生先用酒精棉球擦拭父亲的特定部位，然后快速而准确地扎入银针，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随着针灸的进行，父亲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呼吸也变得平稳了一些。这是自他被送回家以来，第一次看起来不那么痛苦。

“针灸只是暂时缓解症状，关键还是要靠药物治疗。”李医生解释道，一边收起银针，“这个方子是我师父传下来的，专治高热不退和内脏感染。”

当天晚上，李医生坚持留下来守夜。他拒绝了母亲准备的床铺，只是坐在父亲床边的椅子上，时不时检查一下父亲的情况，并按时喂药。

“李医生，你也休息一下吧。”母亲心疼地说。

“没事，我习惯了。”李医生笑了笑，“在军队里，经常要熬夜照顾伤员。这点辛苦算什么？”

我躺在小炕上，听着大人们的低语，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李医生的出现，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给了我们绝望中的希望。

第二天，父亲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额头不再那么滚烫，呼吸也平稳了许多。李医生继续为父亲针灸，并熬制新的药汤。这一次，药方略有调整，据说是根据父亲病情的变化而改的。

“李医生，真是太感谢你了。”母亲感激地说，“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李医生笑着摆摆手：“别这么说。医者父母心，看到病人好转，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

“至少让我给你做顿饭吧。”母亲坚持道。

李医生没有再推辞。中午，母亲烧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白菜炖豆腐，虽然简单，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已经是很丰盛的款待了。

吃饭时，我们才了解到更多关于李医生的事情。他原来是从北方来的，因为家乡闹灾荒，辗转来到了这里。之前在邻村当赤脚医生，近日被调到我们大队。

“说来也巧，我本来是明天才到任的，但听说这边路不好走，就提前一天出发。没想到路过你们家，听到有人说起你父亲的病情，就顺道来看看。”李医生解释道。

这个偶然的巧合，让我感到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安排。如果李医生晚来一天，父亲可能就...我不敢想下去。

下午，李医生需要回自己的住处一趟，取一些必要的药物。临走前，他详细交代了照顾父亲的注意事项，并保证傍晚会再来。

李医生离开后，父亲竟然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虚弱地环顾四周，似乎在寻找什么。

“老周，你醒了？”母亲惊喜地扑到床前，握住父亲的手。

“水...”父亲艰难地吐出一个字。

我赶紧端来温水，小心翼翼地喂父亲喝了几口。父亲的眼中满是疑惑，似乎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回到家里。

“你病得很重，医院...医院说治不了了，就让我们把你接回来了。”母亲哽咽着解释，“幸好有位李医生路过，他说能治好你。”

父亲微微点头，又闭上了眼睛，似乎这短暂的清醒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但这一次，他的眉头不再紧锁，呼吸也更加均匀，看起来像是陷入了安稳的睡眠，而非之前那种昏迷状态。

傍晚，李医生如约而至，带来了新的药材。看到父亲已经能短暂清醒，他显得很满意。

“很好的迹象。”他一边为父亲把脉，一边说，“热度退了不少，脉象也趋于平稳。如果一切顺利，两三天内就能脱离危险期。”

母亲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那是喜悦和释然的泪水。我站在一旁，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李医生又一次留下来过夜，保证能及时应对任何突发情况。他像前一天一样，拒绝了床铺，只坐在椅子上打盹。半夜，我被一阵低语声惊醒，发现父亲再次醒来，正在和李医生小声交谈。

“李大夫，真是太感谢你了。”父亲虚弱但清晰地说。

“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李医生温和地回答，“你好好休息，别多想。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体力。”

我想起身，但又怕打扰他们，只好静静地听着。

“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父亲艰难地说，“实在是拿不出钱来...”

“我说了，不要钱。”李医生打断他，“你就安心养病吧。等你好了，帮村里多干点活，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样的慷慨让人难以置信。但李医生说这话时的神情，却是那么自然，那么真诚，仿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天，父亲的情况有了显著改善。他能坐起来喝水吃粥，说话的声音也有力了不少。李医生再次为他针灸，并调整了药方，减轻了一些苦味重的药材。

“药太苦了，病人会抗拒。现在情况好转，可以适当减轻药性。”李医生解释道。

这一天，村里不少人前来探望。看到几天前还被下了病危通知书的人现在能坐起来说话，大家都惊讶不已。李医生成了村里的焦点，不少人请他看病，询问各种疑难杂症。

“李医生，我家老头子腰疼好几年了，你能看看吗？”

“李医生，我家小孙子总是咳嗽，有什么好办法吗？”

面对村民们的请求，李医生总是耐心解答，有时还会开些简单的方子，告诉他们可以用哪些常见的草药来缓解症状。

“别忙坏了李医生。”母亲对村民们说，“他刚来咱们大队，还有很多事要安顿呢。”

但李医生似乎不以为意：“没关系，能帮上忙就好。”

在李医生精心照料下，父亲一天比一天好转。腹部的伤口开始愈合，高烧完全退了，胃口也渐渐恢复。到了第五天，他甚至能下地走几步，虽然还需要搀扶。

“太神奇了。”村民们议论纷纷，“这李医生的医术真是高明。”

不仅是医术，李医生的为人也赢得了村里人的尊敬。他不计报酬，不分昼夜地照顾父亲，还常常自掏腰包购买药材。在那个贫困的年代，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尤为珍贵。

腊月三十那天，父亲的情况已经足够稳定，能够坐在炕上和家人一起吃年夜饭了。虽然桌上的菜很简单——一碗白菜炖豆腐，一盘咸鸭蛋，还有一小碟腌菜，但对于差点失去希望的我们家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团圆饭了。

李医生婉拒了我们的邀请，说要回家和妻子一起过年。临走前，他留下了一包草药，嘱咐继续服用一周，直到完全康复。

“李医生，这恩情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父亲握着李医生的手，眼中含泪。

“别这么说。”李医生笑着拍拍父亲的肩膀，“能救一条命，是我的福气。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机会相处。”

看着李医生的背影消失在飘雪的村道上，我眼眶忍不住的发热，这位素不相识的赤脚医生，不仅救了父亲的命，也挽救了我们整个家庭。

春节过后，父亲的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尽管冬日的寒冷依然侵袭着我们的小屋，但一家人的心却是暖的。李医生每隔几天都会来看看父亲，带来新的药材，或者只是坐下来聊聊天。

“李大夫，你说我啥时候能下地干活啊？”父亲急切地问。家里的田地荒着，债务在增加，这些都让他心急如焚。

“别着急。”李医生严肃地说，“至少还要休养两个月。你现在下地，伤口一裂开，前功尽弃。”

母亲接过话茬：“老周，你就听李医生的。田里的活我来干，家里不差你这一个劳力。”

父亲叹了口气，默默点头。在那个年代，一家之主不能干活，意味着收入的大幅减少，这对本就困难的家庭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看到母亲疲惫的身影。她天不亮就出门干活，天黑了才回来，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脸上的皱纹也多了几道。但她从不在父亲面前表现出疲惫，总是笑着说：“今天队里分了几个鸡蛋，给你补补身子。”

李医生似乎看出了我们家的困境，常常借着看病的名义带来一些食物——自家种的蔬菜、邻居送的鸡蛋，甚至偶尔还有一小块肉。每次父亲推辞，他就笑着说：“这是药引子，不吃怎么好得快？”

正当我们全家咬牙支撑的时候，意外的好消息降临了。

那是开春后的一个傍晚，母亲在收拾院子，准备种些蔬菜。她在角落挖了约莫半尺深的小坑，意外挖出了个铁盒。

“这...这是...”母亲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的手微微颤抖：“这可能是母亲留下的。她走的时候说过，家里还有点积蓄，但我们一直没找到。”

我们数了数，有十枚银元和五十多块钱。在1972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足够还清家里的债务，还能给父亲买些补品。

“老天有眼啊。”母亲热泪盈眶，“这下咱家总算能喘口气了。”

第二天，李医生照例来看望父亲。听说我们发现了埋藏的钱币，他由衷地为我们高兴：“这是好事啊，周大哥可以安心养病了。”

父亲坚持要拿出一部分钱付给李医生，作为医药费和报酬。但李医生再次婉拒了：“我说过不要钱，就是不要。你们把这笔钱用在恢复生活上吧，那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这笔意外之财，家里的境况确实好转了不少。母亲还清了大部分债务，给父亲买了些滋补品，家里的伙食也改善了。我甚至得到了一套新课本和几支铅笔，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奢侈。

父亲的恢复也超出了预期。到了三月底，他已经能下地慢慢走动，甚至帮忙做些轻微的家务。虽然还不能干重活，但精神状态比以前更好了。

“李医生，你这医术真是绝了。”父亲感慨道，“换了别人，这病怕是早就...”

“别这么说。”李医生打断他，“是你命不该绝。再说了，你这身子骨本来就结实，底子好，恢复得快也正常。”

春耕时节，我们家的田地再次迎来了耕种。虽然父亲还不能下地，但母亲已经不再是孤军奋战。

村里人知道我们家的遭遇后，纷纷主动来帮忙。大家一起干活，说说笑笑，田地很快就耕种完毕。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家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父亲完全恢复了健康，甚至比从前更加珍惜生命，不再拼命地透支身体。母亲的笑容多了起来，脸上的皱纹也似乎少了几道。

1976年，我高中毕业，幸运地考上了省城的医学院。这个消息在村里引起了轰动，我成了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

1980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县医院工作。这让我能经常回家看望父母，也能和李医生保持联系。每次回村，我都会向李医生请教医学问题，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

“老一套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他谦虚地说，但眼中却流露出欣慰的神色。

1999年的春天，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传来——李医生因病去世，享年86岁。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语，眼泪无声地流下。母亲则在一旁低声啜泣，不停地念叨着：“恩人啊，咱们家的大恩人啊...”

李医生的葬礼很简单，但来送行的人却挤满了整个村子。人们自发地带来鲜花和祭品，表达对这位德高望重的赤脚医生的敬意和怀念。

送别李医生后，我决定辞去县医院的工作，回到乡镇卫生院。虽然条件艰苦，收入降低，但我觉得这才是李医生希望看到的——一个不忘初心，扎根基层，为乡亲们服务的医生。

父亲支持我的决定：“李医生当年就是这样，把最好的医术带给最需要的人。你能继承他的衣钵，他在天上也会欣慰的。”

岁月如梭，转眼间到了2022年。父亲已经82岁高龄，虽然满头白发，但依然硬朗，每天还能下地干些轻活，照料自家的小菜园。

五十多年前那场险些夺走他生命的重病，如今已经成为家族的传奇故事，被一代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