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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插队期间，我暗恋了一名男生五年，最终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俩的爱无疾而终。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每当想起这段苦涩的青春时光，我心里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久久难以平静。
记得是1968年的12月份，我们二十七名同学乘坐同一辆卡车离开了青岛，开启了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
那天早早吃过早饭，七点钟我们准时来到学校门口集合，在相关负责人的安排下，按照分派名单，二三十人乘坐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八点整准时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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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最终来到了平度县三合山公社。在公社革委会食堂吃过午饭，我们十八中的九名同学被分派到孙家庄大队第七生产小队插队落户，前来接应的老乡把我们的行李绑在独轮车上，帮我们把行李推回了村子。
我们跟随推行李的老乡来到队部大院门口时，门口的乡亲们都鼓掌表示欢迎。孙队长让五名男知青住在了队部的一间房子里，我们四名女知青借住在了老乡家中，我和王玉芳住在了小队会计李吉年家。
孙家庄大队地处胶莱河畔，那里的耕地较为平坦，只有少部分山坡地，人均耕地三亩左右，乡亲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
胶东的12月份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地里没有什么农活，当时孙队长正带领社员们利用冬季农闲在村子西边的地头挖水渠（排灌沟渠）平整土地。当时国家提倡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哪个生产大队都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都在争先进当模范，谁也不敢怠慢。
安顿下来，休息了两天，我们也跟着社员们挖沟渠平整土地去了。
当时的天气很冷，地表冻土层达到了近二十公分，挖沟要先用尖镐刨开冻土层，劳动强度很大。孙队长看我们知青根本就没有力气挖沟，甚至连劳动工具都不会使用，他就让我们知青帮着到山上推石头的社员去拉车（独轮车）。
那个冬季，我们青岛知青可真吃了不少苦头，早晨出工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感到冻得瑟瑟发抖，上山拉车就要出一身汗，下山时我们还要在后面扯着绳子替推车的社员增加阻力减慢车速，天天都累的要命。那个漫长的冬季，我们付出了辛苦，也有所收获，我们九名知青都跟着老乡学会了推独轮车。
第二年春耕春播生产结束后，孙队长带领两名社员把队部的那两间房子拾掇出来，一间房子里搭建了火炕，一间房子里垒砌了灶台，等火炕烧干了，我们四名女知青也搬到队部来和那五名男同学一起吃住。我们九名知青算作一个生产小组，一名叫薛明凯的男同学担任小组长。
薛明凯是我们同校的同学，但和我不是一个班级，他长得个头挺高，浓眉大眼的，也很和善，只是当时我们女生和男生基本不说话，彼此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那年收麦子的时候，我不小心割破了手，鲜血直流，薛明凯看我的手流血不止，他掏出衣兜的手绢，就给我包扎了伤口，还替我割完了那几垄麦子。我虽然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但没好意思和他说话，竟然连一声谢谢也没说，只是深情地望了他一眼，就红着脸低下了头。
就是从那天起，我猛然对薛明凯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只可惜当时我才十八岁，还没到谈情说爱的年纪。更何况那个年代，还不提倡自由恋爱，那时年轻人处对象，基本都是找一个介绍人从中牵线搭桥。
那年冬季，过了腊月二十三，孙队长说都忙了一年了，让社员们都歇几天，好好过个年。孙队长也同意让我们知青回青岛过年，但过了正月十五就得赶回来，春耕春播前要把那十三亩地平整完，不能误了春耕春播。还有那条排水渠，虽然暂时不能用石头垒砌，但要和主渠挖通，免得雨季不能及时排涝造成粮食减产。
回青岛过年的时候，我们四名女生虽然和男生一起回的青岛，但一路基本都不说话，他们男生除了上下车帮我们拿一下行李，再也不理会我们。
当时我家离薛明凯家不远，就隔着一条马路，他家住的是简易二层小楼，我家住的是平房。正月初八那天我去百货商店买东西，在路口正好看到了薛明凯，其实薛明凯也看到了我，但他没和我打招呼，故意把头转了过去。我想和他打一声招呼，却没好意思开口。
正月十六一早回平度，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那天一早我就到路口等薛明凯，他来到我身边，帮我拎着那个提包就走，竟然连一句话都没说。到了车站，薛明凯就和男生一起说笑去了，好像忘了我的存在。不过上车的时候，他倒是没忘帮我拎提包。
1972年春天，公社供销社饭店要在我们插队知青中招一名女生去饭店当营业员，因为我平时劳动比较积极表现也好，孙队长就想让我去供销社饭店工作，因为当时我心里一直暗恋着薛明凯，我不想和他分开，就把到供销社饭店工作的机会让给了我的同学王玉芳。为此，孙队长还说我思想觉悟高，总是抢困难让方便。
不过也有人说我傻，说我脑子有问题，这样的好事争都争不来，哪有让的道理呀，毕竟到供销社饭店当工人比当农民强千倍，那可是吃国库粮的正式工啊。不光是乡亲们说我傻，就连薛明凯也在背后和那几名男知青议论我，说我缺心眼，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为了他才没去公社供销社饭店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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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4年夏天，在孙家庄七队插队落户的知青还剩下我们四个人，两名男生和两名女生。当时薛明凯也有机会招工进城，可他把两次机会都让给了别人，他到底是发扬风格还是为了我故意留下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那次在高粱地除草，一场大暴雨不期而至，社员们都拼命往家跑，薛明凯看我没戴草帽，他就把他戴着的竹编草帽给了我，接过我的锄头和他的锄头一起扛在肩上就往家跑去。
等我们跑回知青点时，雨过天晴，可我们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裤腿上还都是泥点子。我回到屋里把湿衣服换下来，就到院子里来洗衣服。我看薛明凯直接把湿衣服搭在了晾衣绳上，没有要洗衣服的意思。等薛明凯回到屋里，我就把他的衣服泡在了水盆里。
我刚要洗衣服，就看薛明凯端着脸盆出来了，他看我在帮他洗衣服，有些不好意思，看着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转身就回屋去了。在孙家庄大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五年，我那是第一次帮薛明凯洗衣服。
那年秋天，孙家庄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因为薛明凯是小组长，平时表现出色，乡亲们一致同意推荐薛明凯去上大学。那时上大学不光是推荐，还要参加文化课考试。薛明凯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试和政审，他成了孙家庄大队第一个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薛明凯去纺织工学院读书那天，我和其他两名同学一起送他到汽车站坐车，趁着薛明凯不注意的时候，我把我那支钢笔偷偷塞进了他的挎包里。我们三人把薛明凯送上车，客车开动了，薛明凯竟然没和我打招呼。
看着远去的客车，我心里很失落，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回到知青点，我蒙头大睡，午饭和晚饭都没吃。我的那位女同学知道我喜欢薛明凯，就对我说：“郝海燕，从今天起你就忘了他吧，他要是不去上大学，你俩还有可能。他上了大学，你俩也就不可能了。”
薛明凯离开孙家庄大队后，就如泥牛入海，再也没了消息，他没给我写信，就连那名男同学也没收到薛明凯的来信。
第二年春天，我被招工回城，成了青岛国棉厂的一名纺纱工人。当时我家的房子拆迁了，新家正好离国棉厂很近，我上班很方便。1976年夏天，我姑姑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一名外科医生。当年秋后，我俩就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我丈夫很随和，对我恩爱有加，我感到很幸福。
1978年秋天，我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了薛明凯，想想他对我的绝情和冷漠，我就装作没看到他，不想和他打招呼。薛明凯却主动跟我打招呼，还说他分配在了工业局工作。我问他结婚了吗，他说还没对象呢。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难受了一下，他都参加工作了，为什么还没对象呢？难道他是在等我？
到了1981年春天，我才得到了薛明凯结婚的消息，他娶了一名中学教师。参加他的婚礼时，我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薛明凯的对象竟然和我长得特别像。
薛明凯结婚后，我就和他断了联系，我不想因为他影响到我的婚姻生活，我也不想影响到他的婚姻生活，毕竟我暗恋过他好几年。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时常会想起当年下乡插队的那段知青生活经历，也时常会想起薛明凯，每当想起薛明凯，我心里就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久久难以平静。
说句实话，薛明凯虽然一直都没对我说过什么，他对我也没有过于热情的地方，可我心里却一直都没放下他。结婚后，我还时常会想起他，我总会想起当年他帮我拎提包的情景，也会想起他用手绢给我包扎伤口和大雨中把自己的草帽让给我戴的情景，我觉得薛明凯是爱我的，我也一直拿他当成我的初恋。
前几天我们当年一起插队落户的同学小聚，王玉芳问我：“海燕，你的初恋是谁啊？我还真没听你说起过自己的初恋呢。”借着酒劲，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的初恋是薛明凯啊，地球人都知道，你咋不知道呀？”说完，我看了薛明凯一眼，只见他的眼睛里泪花涌动，他猛然离开坐席去了洗手间。
那一刻，我心里就像被蝎子蜇了一下，有一种很痛的感觉。看到薛明凯流泪了，我有些后悔我不该口无遮拦，因为薛明凯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没见他流过眼泪。他为什么流泪？我心里一半清醒一半醉。下乡插队时我暗恋他多年，我不知他算不算我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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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往事如风，吹过的地方留下了岁月的痕迹，却吹不走心中那份深沉的眷恋。可一切的一切早已成为了过去，只能让那段苦涩的青春岁月永远留在回忆中。我的初恋，我的同学，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健康快乐，无忧无虑。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郝海燕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