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一名小麦肤色的中国女留学生作为学生代表作了毕业演讲。
起初，许多人为这位自1636年建校以来，首次登上毕业演讲台的中国女生喝彩；
但很快便急转直下！
人们发觉：演讲水平赶不上rapper，空洞傲慢、矫揉造作的白左味儿比下水管都呛鼻子。
演讲不仅在老百姓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更让许多人当场祛魅：
“哈佛大学…就这？”
在茫茫多的评论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条莫过于——
“哈佛大学整这死出儿，再次印证了，中国高考的含金量还在提高。”
几十年来，它以最严谨、最公平的方式为国家筛选人才；
无数有志青年只需凭借勤奋与刻苦便有希望去改变命运。
不问出身、不看门第、不用参加华而不实的社会实践、不必请教授学者去写推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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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西方名校痴迷于用白左那一套傲慢与偏见为既得利益者加固护城河的时候——
中国的高中教育却悄然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利好！
国新办6月10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表示：
在基础教育领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
一是扩大总量：
紧盯高中学位不足这一突出问题，新建改扩建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
二是提高质量：
用5年左右时间，逐步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通过实施“县中振兴计划”；
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基本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平。
三是促进公平：
合理规划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招生规模，加快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
主要依据学生规模分配到区域内的初中，并向农村等学校倾斜，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以上每一个字，都看得人热血沸腾！
原因无他，国家队这一系列新动向让我们看到——
改善县中教育和农村地区教育，被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这早已不是高层首次明确振兴县中了。
早在2021年12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公布《“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严禁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师，全面消除56人及以上大班额，举办附属中学的部属高校面向100个县托管100所县中等具体要求。
今年3月份的部长通道，同样释放了重磅信息：
我国将推出“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把县中作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点突破点，要优化布局、师资配备，吸引和培养优秀教师到县中，使县中更好服务乡村学生。
国家之所以对县中教育投入如此大的精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一批学校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正在变得一言难尽。
县中，常常被一方百姓戏称叫县城里的“最高学府”，但是近年来，在升学竞争中却以肉眼可见的效率节节败退。
在绝大多数县城里，即便是曾经在当地颇有名气的那一两所也不例外。
我国共有普高约14200所，其中7200所是县中，县中在校生约1468.4万人，两项数据分别占全国总数的51%和近60%：
但是，全国县中一本率整体不足5%，甚至本科率也在年年下滑。
而一二三线城市的重点中学，往往能够通过品牌优势和办学实力在全省范围内掐尖招生。
长此以往，大中城市里的重点中学与县中之间在方方面面此消彼长，老师的教学动力，学生的拼搏氛围以及家长的期望值…便可想而知。
更加黑色幽默就是，不少身在县中的孩子自己都认为：自己成绩不行或者家庭各方面不给力才不得已在县中读书…
从这个角度看，这次教育部提出的解决高中学位不足、实施县中振兴计划、促进教育公平等一揽子方案，确实是对症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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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县中塌陷”的最核心社会经济动因，是城市化浪潮与房地产驱动的资源再分配机制的副产品。
从宏观层面看，县中塌陷是房地产语境下城市分化的切片。
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并驾齐驱。
当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优势渐渐被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取代——
必然伴随着人口、资本与高附加值行业向大城市高度集聚。
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3元；
202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4188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19元。
表面上看，城乡收入差从2.79倍缩小到了2.34倍，但实际绝对值的差距却从4027元扩大到了31069元。
倍数差是心理层面的，绝对值差是物理层面的。
因此，在就业牵引之下，县域青壮年劳动力批量进入大城市，其子女自然随迁，导致县域学龄人口减少；
经济能力比较能顶住劲儿的家庭为追求更优质教育，主动将孩子送往大城市，这就造成县中优质生源持续流失，办学吸引力下降。
这时候，县城经济的两本账已是愈发捉襟见肘——
由于县城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低端制造业甚至农产品加工为主要经济来源，税基薄弱，一般性公共财政收入天花板清晰可见；
薄弱的基本面与疲软的增量需求使得县城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样远低于大城市，指望卖地解决财政缺口越来越不现实。
而教育又属于妥妥的长周期、软投入，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政绩，因此常常成为被削减的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端和财政端作为配套，必然优先向边际效益最大化的地区倾斜。
至此，县中的处境被进一步削弱。
从微观层面看，县中问题的本质是书包房制度的延伸。
在一二线城市里，优质中小学与高单价甚至高总价的书包房形成深度绑定，并共同成为房企营销和地方土地溢价的重要筹码。
更高的财税收入与更高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意味着，有能力支付更高的硬件开支和更高的工资去聘请名师。
这就相当于优质教育资源被打包制造成了高溢价商品，其核心服对象是中产家庭。
从老百姓的直观感受来看，最直接的莫过于——
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向能支撑高屋价的城市核心区和产业新区集中；
为开发新城区，地方可能将优质公立高中外迁至新区或引入名校集团化办学；
非核心区以及县乡原有办学资源逐步稀释…
北京海淀区、深圳南山区、杭州滨江区、成都高新南、长沙岳麓区、苏州工业园区和高新区教育的异军突起，本质上都是以上逻辑的产物。
而塌陷的县中，实际上是学区房逻辑的另一种极端化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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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儿，可能有网友要问：
“既然县中问题是城市化与房地产分化的延伸，那何不顺应大势所趋？为啥还要提大力振兴呢？”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现实考量——
第一个考量在于，县中教育依然举足轻重。
我国大约有50%的高中属于县域高中，约有近60%的高中生在县中念书。
无论绝对值还是所占比重，都可谓举足轻重。
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利、为他们创造更好的上升通道，既有利于体现教育公平，又有利于服务未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如果你一味觉得县中各种不行，就该顺其自然，那这些孩子可能就真的可能顺其自然。
但如果你能用更加积极的目标去看待县中，就会发现县中少年其实是巨大的人才资源库。
尤其近些年来的生育率，大家都看在眼里。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重视人数和比重都很庞大的县中少年，显然是有问题的。
从城市化进程、工业化进程与房地产开发的角度看，未来县中少年才是一二线城市的主力增量。
咱们的粉丝朋友可以观察观察周围年收入在10-30万的中等收入群体，绝对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县城或是县中走出来的。
从房地产的视角看，这部分群体对于刚需住屋以及改善型住屋的需求，明显比已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更为迫切。
随机对比几组数据你就明白了——
2024年上海新房购房者中，非沪籍占比63.66%。上海籍认购占比36.34%；
深圳新房购房者中，广东省内户籍仅占38.2%，其余61.8%均为外省户籍；
南京新房购房者中，南京购房者占比仅37.6%，外地购房者占比超过60%；
成都新房购房者中，成都本地购房者占比约47%，外地购房者占比53%；
长沙新房购房者中，长沙本地购房者占比约40%，外地购房者占比近60%…
所以，我们可以给一个相当直白的结论：
今天守住县中教育，等同于为未来巩固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
第二个考量在于，避免县城资产价格塌陷。
众所周知，在仅3年多的房地产深度调整过程中，许多一二线城市经历了20-40%不等的波动。
像杭州、苏州、南京、宁波、佛山等地的刚需房源，许多非核心地段十年房龄住宅已经将至100-150万；
反观许多县城核心地段屋价，目前还能牢牢卡在7000-8000/㎡，相较于大城市，县城屋价反而更加坚挺。
还真别说为什么县城楼市有价无市，价格不是千万个买家和千万个卖家决定的吗？
县城屋价能扛住这个价格，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县城房东债务率不高，没那么缺钱；
第二，县城住屋需求依然在，还有人买单。
事实上，县城楼市正在扮演一个十分微妙的角色——
对一二线城市来说，它是值得参考的“价格茅”。
对于县城居民自己来说，县城房产已经成为升舱置换的利器。
可问题是，如何保障县城房产在具备流动性的同时不至于出现价格塌陷呢？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乡镇甚至农村摇人！
有过乡镇或农村生活经验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乡们去县城买房的动力一共就仨：
念书、娶媳妇儿和相互攀比。
攀比是自发的，农村青年娶媳妇儿很难立竿见影；
但读书需求需求规模最大，政策端定向拉动边际效益最明显，当然要从这方面着重入手！
毕竟，对于老乡们来说，孩子读书并不能像外地求职那样说走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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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队要对县中振兴动真格了。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我们在追求公平、避免县城和县中在城市化的成熟阶段出现塌陷的过程中，还需要尊重一个基本现实——
人才向上流动，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向循环；
避免县中塌陷，客观上维护了人才向上的后备军。
原因无他，核心一二线城市，在就业资源和教育资源上的优势仍旧一骑绝尘。
这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必然！
让我们来看看几座表现有些极端的城市吧！
譬如说深圳。
产业始终卡位头部且壁垒较高，人口结构全国最年轻且人地矛盾也最为尖锐。
尽管南山区以及福田区百花、香蜜湖、八卦岭、华强北四大学区长年天价；
尽管能在深圳拥有一套板板正正的商品房对大多数人来说依然可望不可及…
但就是架不住深圳的流入人口长年维持在全国前列。
时至今日，深圳依旧是全国范围内最具价值确定性的城市。
譬如说南京。
作为富裕省份的强二线省会，机关单位与国有企业存在感极强。
像拉萨路、力学路、琅琊路、长江路、瑞金路、中央路等“小初双优质学区”更是远近闻名。
即便这些年经历过深度调整，但城市基本面整体依旧高居前列，长期来看依旧是家庭资产的优质压舱石。
譬如说长沙。
跻身万亿俱乐部多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高居中部各省会城市榜首。
坐拥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爱尔眼科、华菱钢铁、芒果传媒等重量级企业，创造了大量中高收入岗位。
这座批量生产快乐的城市，在教育上的重视甚至让人感到震惊——
长郡、雅礼、湖师大附中、长沙市一中四大名校远近闻名，对全省莘莘学子具有无以言表的吸引力。
对于长沙的经济基本面、教育医疗公共服务配置以及房产品交付力来说，它的资产价格确实被严重低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