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文版《红楼梦》（左）与《西游记》（右）。资料图
有一次我被人惹恼了，气急败坏之时，意大利朋友好心劝我说，你们孔子不是说了“坐在河边等着，敌人的尸体迟早都会漂下来”（siediti lungo la riva del fiume e aspetta, prima o poi vedrai passare il cadavere del tuo nemico）。我心想，宽厚仁慈的孔子哪能说出这类饱含恶意的话呢？琢磨了半天，莫非是意大利人误解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然而这句名言流传太深远了，深得人心，想要更正也鞭长莫及。就连“孔子”的意大利名号“confucio”都是之前耶稣会士翻译成拉丁语之后演变而来的，是“孔夫子”的音译，再也回不到“kongzi”了，而且“儒家”也按照“基督教”（cristianesimo）的造词法译成了“confucianesimo”（孔教），不然当时欧洲人很难理解。
这种误读我在很多书中都见过，有的更离奇，比如“烟花三月下扬州”就被某汉学家译为“三月我们去扬州看人放烟花（fuoco artificiale）”。不过这好歹逻辑通顺，可以自圆其说。这些例子说明，有时作者无心，译者随意，并不是每种阐释都能符合作者的意图。
《西游记》最初的意大利语译本是从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那里转译过来的，孙悟空译为“小猴子（scimmiotto）”，猪八戒就是“小猪 (porcellino)”，就是大家熟悉的三只小猪盖房子里的“小猪”，或者《小猪佩奇》里的那种猪，让人觉得莫名可爱，富有童话色彩。然而这和后面唐僧每次去打探消息说的“你相貌丑陋，不要吓着人家，还是我去问”又有些矛盾。
后来看到《红楼梦》里贾母被翻译成“duchessa”（公爵夫人），就能理解译者的用心，毕竟在意大利读者心目中，她就是位高权重的“公爵夫人”。
这种例子数不胜数，比如“葫芦庙”也成了“黄瓜庙”（tempio del cetriolo），因为葫芦在欧洲不常见。想想看，“葫芦娃”去了意大利，名字估计也得变成“黄瓜娃”。翻译里充满误解，译者的理解出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迎合读者的认知和常识。
欧洲文科高中在不遗余力阅读、翻译古希腊古罗马文本，学生一直叫苦连天，有的甚至想尽一切办法回避需要考拉丁语的专业，但这是提高人文素养的基本方法。有些当代意大利作家也热衷于此，比如阿尔多·布西（aldo busi）重写《十日谈》，把里面的众多表述“现代化”了，比如原文里的“全年安好”（buon anno）就成了“一年365天都有小薯片”（365 fiesta-snack），如果在中文语境下给中国青少年看，恐怕就成了“一年365天，天天都有辣条”。这种“翻译”也是一种“搬迁”，不麻烦读者，译者把古代的东西放到你眼前，很多人喜闻乐见。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改写的《伊利亚特》，原本第三人称天神视角成了第一人称，在史诗里被绑票、众多英雄都垂青的姑娘——布里塞伊斯开始讲故事，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我很美。那天在军营，王公贵族在分享战利品，阿伽门农看到我，想要占有我……”陌生化之后，倒是饶有一番趣味。不过话说回来，一个女人说“我很美”这种不常说的话时，的确会让读者有些惊异。巴里科的语言优美清新，读者对于这样轻省阅读古典作品的体验并不排斥。只是任何“改写”都有限度，如果处理得过于鄙俗，读者恐怕不会买账。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存活的文本都是当代文本，我们都难以避免用当时、当地的眼光去阅读。
不仅仅作品如此，物品也是同样的遭遇。我们有时看见唐代的墓葬用品唐三彩赫然摆在大厅里，还有几十年前的便壶被当成放酒瓶的冰桶，倒是感觉很和谐，不会多想。有一次我送给意大利朋友一些陶瓷汤勺，我去她家吃饭，发现那些汤勺排成一排放在桌面上，里面是色彩缤纷的开胃小点心，我也不能说汤勺不能这么用。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位朋友把精致的筷子插在头发里当发钗，也觉得别开生面。
我经常对我妹妹说一句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少壮”指的是她，“老大”当然是我，也是同样的行径，作者也只能听之任之吧。
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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