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 | 我如何讲授《四书》

杨立华 | 我如何讲授《四书》

2020-01-29 23:23·思想与社会

我如何讲授《四书》

杨立华

很惭愧向大家来介绍这门课的经验，可能是因为这门课开得时间比较长。“《四书》精读”成为通识课是2010年，今年春季学期是第八次开课，在开课的频率上保持了稳定性。这门课作为中国经典课程，是典型的人文经典阅读课。其实我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分享，在这里我仅仅说一些对自己课程的理解。

首先是对“人文”与“通识”的一个理解，特别是对经典在通识课程体系中的意义的理解。我这段时间也在思考，《四书》这样的中国传统经典，“《四书》精读”这个课程对学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于我们理解大学、理解大学教育，对于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门课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的教学生涯还挺长，已经二十年了，我1998年毕业，然后就开始教书。所以我还真是看到孩子们从十七八、十八九岁如何一路成长到现在四十出头的年纪——我最早教的那些学生已经四十出头了。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就是本科的一、二年级对于孩子人生观的形成，或者说“三观”的形成非常关键。这段时间里需要能够真正意义上塑造好的“三观”。当然关于“好的”可能有不同标准，我定义这个“好的”是指积极的、正面的、奋进的，而不是消极的、懈怠的、颓唐的。这样的价值观的形成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我觉得“《四书》精读”这个课程有几个方面。首先《四书》是经典，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它的恒常性，就在于它始终有超越时代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只有真正意义上有经典阅读的力量相助，一个人才能够不为时风所左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四书》精读”这样的中国经典课程，也包括西方经典的课程，或者从总体而言就是人文经典课程，第一个方面可以概括为“大人之学”。什么叫“大人之学”？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理解，比如心胸大、格局大；但至少有一点，从时间的维度上讲，就是人格的普遍性。人格的普遍性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建立一生不变的、一以贯之的人生原则，能不能够既深入到时代当中，又超拔于时代之上、不为时风所左右、不为时代风气所转移，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开风气之先。我把这理解为经典能够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东西。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面，人文经典是“大人之学”。

第二点，人文经典是“切己之学”，特别是《四书》这样的经典尤其如此。“切己之学”的意义在于什么？我们阅读的是几千年前写成的经典，《四书》里面哪一部经典，包括我在最近一两年所讲读的《庄子》，这样的经典所思考的问题，与我们之间似乎有某种时代的隔阂。这个隔阂是多方面的，既包含了技术层面的生活节奏的变化，也包含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当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就是语言的隔断。这种隔阂带来的结果是，其实大部分孩子在接触这些经典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强烈的陌生感。怎么让这些经典中的道理真正能够给孩子的生活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让孩子能够从这样的经典中得到滋养，反过来又能用自己鲜活的生命经验来促进他对经典的理解？这就要求“《四书》精读”这个课程是“切己之学”：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去理解经典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用经典来支撑和解释我们自己生活的过程。所以孩子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课上所举的例子不少了，其实我一直不这么想，在上“《四书》精读”课的时候，我更多地会告诉孩子们说：“你看这个道理其实就在你身边，这个道理其实就是你生活当中最基本的道理，对不对？”举个例子，《论语》中讲不能“匿怨而友其人”，为什么？这个《庄子》里面也讲、《礼记》里面也讲，“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为什么《论语》里面讲交朋友，“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久而敬之”为什么在友谊当中如此重要？这就是第二个方面，“切己之学”。这两个方面是我对自己课程的一个体会，也是我期待它要达到的效果，期望它要承担的责任。这是我对“《四书》精读”这门课的一点理解。

图为清朝御制翻译四书

至于教学方法，我个人觉得因为“《四书》精读”是最早尝试“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形式的课程之一，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几个问题。首先，大课的内容应该如何定位？这其实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强调的一件事：由于我们本科生的课程量一直没有让人看到减下来的可能性，既然课程总的门数减不下来，那么其实孩子们平均在每门课上所用到的时间屈指可数，我们除一下就能知道。所以我常常对学生们说我的“《四书》精读”课是要考“良知”的，你们用多少时间我并不特别要求，当然我有特别狠的办法，考试所考核的绝大部分内容就是考背诵，占比百分之八十。我所讲过的条目，一学期下来一两万余字，需要全部背下来。

我经常说，不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之后，就能完全地获得理解，白话翻译之后的文字也不是经典。经典文本就像种子，一字不落地记在心里，在生命当中的不同阶段，它会生根，会发芽，会成长，不断的成长。即使学生们将来都忘掉了这个叫杨立华的老师，而仅仅记得老师“强迫”他们背的《四书》，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的课程上对他们的一些“强制性”的要求，也是比较大的挑战，孩子们都觉得压力很大。但有一点，我特别重视大课上的这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要把我希望给他们的东西给充足，从文字，经典文本的理解，相关的知识，到思想、价值。我从来不排斥价值灌输，我讲《四书》的时候没办法做到value-free，肯定不可能做到所谓“价值中立”。

第二个方面就是讨论。其实讨论班最主要取决于助教，所以助教团队的建设以及助教团队的连续性是很突出的问题。助教团队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怎么才能保证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助教队伍？“《四书》精读”课程的助教数量是比较多的，每学期的课程至少需要八个助教，也就是说每年我需要有八个足够优秀的助教来帮助我组织讨论班：选课同学一般有一百二十人，分成八个讨论班，每周讨论一次。关于助教团队的稳定性，最主要是靠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非常好的研究生培养传统，另外也要靠我这些年所带的一个学生社团——再早是汤一介先生做指导老师的——儒行社。这些做助教的学生不仅要念书，还要在寒暑假到固定的地方去支教，比如在河南洛阳伊川县的省元头小学进行支教活动。在支教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自己备课，也会举行读书会等等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些机制，至少到目前为止，有效地保证了助教队伍的水准以及稳定性。

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