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反映''文革''前乡村中小学教育真实状况的文章很少，能读到的宏大叙事，大多聚焦于教育如何受''文革''冲击。殊不知，''文革''前的乡村中小学，照样有另一种不忍卒忆，因为，我亲历过那段时间的痛。这种痛，相信绝不是我个体的，而是农村50后群体记忆，只不过因为这个群体，目前大多处于文盲半文盲的弱势，无能力用文章来述说心中痛楚罢了。
1957-1963，六年小学生涯中，我和不少同学逃课之频繁，现在忆来会怆然泪下——我们人生中带有特殊印记的这六圈年轮，也刻录着共和国特殊时期的''气候水土''，现作些原汁原味的回忆，也许对了解或研究该时期我国基础教育，不会没有意义。
一年级任''班主席''，但不到一年被''革职''了
1957年，我八虚岁，揣着母亲特意为我蒸的两个鸡蛋，背着书包上学了。
我所上的小学是座庙，解放后改成五村孩子共读的完全小学。学校分为初小部和高小部。初小部为一至三年级，以复式班的建制接纳最邻近两村的孩子入学，高小部为四至六年级，离校稍远（最远的2.5公里）的另三个村校的学生，在本村完成三年级学业后，到我校带饭走读，继续完成四至六年级学业。这样，我校就具有了高小各年级独立建班的学额——我之所以先交待学校状况，是想让大家了解，这样的学校是否具有我国当时农村小学教育的样本意义。
记得那个时候小学的学业测评，采用前苏联的5分制，即3分为及格，4分为良好，5分为优秀，老师对作业的批改，没有精细到0.5分的百分制题目量化，而是结合正确率凭主观给分，按后来的百分制估算，大约87以上给5分；87分以下73分以上给4分；73分以下60分以上给3分；59分以下的酌情给2分甚至1分，判为不及格。
那时只要3分以上，老师就对学生笑咪咪的，不会批评，学生没有学业压力。
印象中，那时没有单元测试，更没有期中期末考，即使有学年考，绝大多数只要在3分以上，都升级。那些极少数长期1分2分的，作兴留级，于是同学们会嘲讽其为''留级胚''——这种称呼侮辱性极强，好在可以随意辍学，''留级胚''碍于面子，往往就辍学了。
尽管不知哪一年，5分制终于又改为百分制，但考试仍旧没有压力。写本文时我尽力回忆当年学业负担，但记忆库空空如也，也许恢复了百分制的同时，取消了留级制，师生仍都不看重分数，不像现在，一切围着分数转。
那时候辍学只在学生或家长的一念之间，像果树因肥力不济，会随时落果一样，学生稍有不愿上学，大多数家长就遂其所愿——家里多一个帮手，少缴一二元学杂费，何乐不为。那时老师基本鲜有家访，更没有因学生学习不好上门告状或动员辍学者复学——学生辍学他们也淡然处之，任其自然。于是，当时小学流生率几乎每年是百分之十几，能熬到六年后毕业的，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笔者注：只要去调查一下，就会发现目前农村七十多岁的老人，十人中没上过学的1-2人，入过学读了几年就辍学的3-5人，真正能读到小学毕业的才2-3人。而2-3人中能升入初中的，更少了——这是农村50后的学历现状，由此笔者体会到，后来的教育立法，国民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性强制教育，真的是一种社会进步）
当年我的作业本上，几乎都是4分5分，于是常被姓周的女校长拿到全校大会上展示，而我至今仍不明白，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十分认真，那些作业只是按老师要求完成而已，也许当时我的父亲也是教师，在距家乡二十里外的新碶中心小学工作，可能业务出色，在全区教师中有点''翘楚''感，但我不明白我一入学就得到老师们的关注，是否与我父亲在本地区小教界的影响有关。
总之，我上小学后，受表扬的机会很多，不久成了''班主席''（当时不叫班长），经常在众人面前出头露面，在台上领操下口令什么的，一时倒成了''名人''，校内校外，无不得到捧奉——那时是我小学六年中的高光阶段。
俗话说，登高跌必重，出头的椽子先烂。1957年底，父亲出事了，很久没有回家，我先是从学校老师的窃窃戳戳中预感到什么，因为他们往往远指着我议论，当我走近又就停止了，显得极不自然。再接着，那天放学回到家，母亲肿着眼睛，似乎哭过，看到我，装得若无其事，只一件件整理着父亲的衣服。在一旁神情落寞地打草鞋的叔叔，悄悄告诉我，父亲已被划为''右派''，到宁波福泉山农场去劳动了，托人捎话过来，叫母亲送些生活用品过去。进山的路很远很陌生，草鞋是走山路时必须穿的。
第二天一早，母亲把我和尚不懂事弟妹托给了奶奶，毅然决然地出门了……
''坚决打退右派分子进攻！''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学校礼堂的墙壁上，新增了这些标语。
几天后，那位经常在学校全体师生大会上展示我作业表扬我的周姓女校长，出现在我的教室里，与班主任''戳戳''了一会，然后站上讲台宣布：
''同学们，根据上级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我们今天调整一下班主席（班长），我提议，让劳动能手王某琴担任班主席！''
王某琴是坐在最后排个子特别高的女生（也许是迟上学），家庭成分是贫农，但成绩不咋的，人很实在，力气大，劳动好，放学后为家里打猪草，背着半身高的草篮，三个同学也比不了她……
于是，校内外传起了一个不是号外的号外：
''阿开被'革职'了！
''什么原因？''
'''他阿爸是'右派分子'呗''
'''什么是'右派分子''呢？''
''红眼绿头发的人！''有人自作聪明地想象着解释。
…………
校内校外，我被''革职''的消息一时成为热点新闻。本来对''革职''的含义懵懵懂懂的我，一下子就''身体力行''了——不过我也无所谓，因为''班主席''本来就不是我刻意追求来的，是老师们选中的，是那位姓周的女校长拿着作业本在大会上表扬出来的，对我顽劣的童性，反倒成了羁绊。
于是，我安慰自己：不当''班主席''也罢，我本来就不想……
（补记：1967年我已务农，忽一日村里高墙刷出一条与农民毫无关系的大标语：''沈某风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人们很惊奇，议论中我了解到，沈某人在1957年靠反右猛打猛冲上位，成了大碶区中心小学校长兼全区小教系统负责人，但1966年''文革''开始，他又成了小教系统造反派攻击的第一号人物，被批斗关押，深夜趁人不备，颈系重石跳入拘禁处院子的深井中——这些糊涂案后来都只能不了了之，唯当时在沸沸扬扬中，我倒终于知道，当年我学校姓周的女校长，原来就是沈某风的老婆）
被歧视中，捡到四两饭票成了我加入逃课联盟的通行证
我被''革职''后，抜了毛的凤凰不如鸡。任''班主席''时，我常协助老师督促过那些赖作业、逃值日，违纪律的同学，因而他们心里对我种着刺，现在六个月大，六个月小，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
班里有个郑姓同学，平时待人行事过早成人化，地方上绰号''老乱''（老三老四的意思，宁波话''乱''和''卵''同音，所以疑是''老卵''，起绰号者意在讽蔑，即小小年龄嘴这样''老''使人反感），他第一个在同学中绘声绘色描述我父亲被批斗的经过（也许有知情人向他详细说过关于我父亲受批斗的情景），但他当然不是表达对我的同情，而是号召同学们也''批斗''我——于是，放学后，我被他们拖到校外的山上一次次''批斗''，主要方式就是在我的衣领里塞毛毛虫，投放一把把山蚂蚁……
次数多了，有些老师当然知道，但都装着没有看到——即使有同情的，也不敢出面制止。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三年饥饿时期来临了，食堂里日趋稀薄的粥和越来越少的定粮，人们兴奋点转移到了抵抗饥饿感上……
''冲！冲！冲！读书装头疼，吃饭打冲锋！'' 放学后，同学们争先恐后向食堂冲，我也自然是行列中的一员。
一天，在蜂拥中，身边一阵吆喝，冲过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其中被簇拥在中间的一个，名叫高云祥。
高云祥是高年级学渣的老大，很霸道，全校学生没有不怕他的，他由于品性不正，有个绰号，被人称为''云祥匹''（这''匹''字，宁波方言中是脏话，含义难以启齿，蒋介石也骂过''娘稀匹''，懂者自然懂。''娘稀匹''和''云祥匹''中的''匹''字同义——起绰号的，肯定恨高云祥，故辱之）。他身边还有哼哈几将，其中一个叫方高弟，人强壮，头脑简单，绰号''牛高弟''，意即牛皋的弟弟。他因自小声带发育不良，讲话嗡声嗡气含糊不清，常受同学嘲笑，自从投靠了高云祥，谁都不敢再嘲笑他了，于是他对高云祥更忠心不二，每天跟在屁股后如影随形，自诩周仓服侍关公……
有他们路过，谁敢不让路？我自然知趣地避在一旁。悠忽间，我看到方云祥身上弹出一个小纸片，飘飘忽忽落在我的脚边，捡起一看，是四两饭票，我刚想喊，但这一拨人已绝尘而去……
当我跑进食堂，高云祥正站在售饭窗口，翻着所有口袋，急惶惶抓耳挠腮。我把饭票送还给他后，他很感激，竟说了句：''以后谁敢欺侮你，找我来好了！'' 如影随形的方高亮马上响应，向排在后面的同学瓮声瓮气地宣布：''大家听到了没有？''
饭窗口站满着曾经''批斗''过我的同学，尤其是那个被称为''老乱（或''老卵''）的郑姓同学，连大气也不敢出了，很显然，他们被高云祥的表态镇住了。
从此后，我的日子消停多了。高云祥又拉我加入了以他为头的逃课联盟，我先是发现了他们在校内的一个隐秘小天地——紧邻学校有一排过去庙祝居住的房子，房子里叠满了一年前造水库用过的木轮车，因为水库停建，这些房子成了库房，外面上了锁，没人照看，想不到成了高云祥组织逃课的秘密聚集点。云祥带领逃学联盟的铁杆们，从木栅翻进去，在纵深处腾出一片空地，悄悄地打牌、下棋……凡准于进去的，须守约三条：一是必须高云祥的铁杆拥趸，二是不许轻易告诉人，三是不许在里大声喧哗。
在这个别有洞天里，但凡各年级第三节课教室里的失踪者，原来都隐遁在这里，两年多时间里，居然没有被学校发现。
当时的老师，大概也饿得没有心思上课，对学生逃课，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多在黑板角上记下逃课者：张三李四王五陈六……算是尽了监管责任。但记归记，班主任从来不追究，因为黑板上的名字，当日就被值日生擦了……最多的时候，上午第三节课每班逃课率，达到五分之一——逃课是流生的前兆，凡逃课者，早晚会辍学，教师知道这个规律，所以懒得管。
但老的逃课者辍学了，新的逃课者又产生了，一茬一茬像韭菜……
由第三节课逃课，发展到半天一天地逃
我心野了，就再也收不回。跟着高云祥，上午第三节逃课，下午更没有心思上课了，于是，我跟着逃惯课的他们，每星期总会有一二个下午在外面游荡。我们学校周边有三个寺，是我们逃学后的好去处，一个叫阿育王寺，一个叫灵峰寺，还有一个叫永福寺。
灵峰寺就在学校望得到的灵峰山半山腰，沿着之字形的山路，二十分钟即到，因为离学校最近，所以去的次数最多。这个寺院最有名的是葛仙翁（传说是晋时的炼丹化学家葛洪），他纶巾道袍，端坐在大殿上。我们游寺时，在他的面前逗留最久，因为我们地方流传着很多葛仙翁为老百姓治病救人的故事版本，因此很敬仰他。每每这时，他仿佛也在凝视着我们，似在责问：''怎么，今天又逃学了？''
每当这时，我内心也会涌起几分隐隐的不安，在葛仙翁塑像面前感到难为情……
阿育王寺在学校南方三公里处的一座山岭上。这些地方去的次数虽没有灵峰寺多，但却是我们逃课记忆中最有趣的地方。
首先是山门两旁的松树林——树大合抱，郁郁葱葱，松涛阵阵，树上的松鼠憨态可掬。树下小孩一喝叫，它就惊慌乱穿，跳跃时在树与树之间的空中划出一条条美丽的弧线，拖着的长尾巴在空气中微微摆动，调节着平衡和方向，然后轻盈地落在另一株松树上，躲在树桠上盯着我们看……
阿育王寺山门的正入口（那时寺门在岭的最高处，现在的山门已移至宝幢一侧）有个大大的方形放生池，池水中鱼龟成群，且还有人在不停地放生……天真烂漫的我们，往往看得留恋忘返。
三幢大殿，一个比一个精彩，第二大殿的后侧，那个''死而不死''的卧佛，安祥的面容和睡姿，让我们敬畏。我们一边瞻仰，一边旁听热心人讲解卧佛的故事，遐想无穷。
第三大殿最有神秘庄严感。有一次正好赶上方丈双手捧着一尊高约尺许的红木塔，名曰舍利塔（育王寺镇寺之宝），正在给几个施主（居士）观看塔中的佛骨灵光，我们几个小孩也好奇地站在一旁，感到神乎其神。虔诚的观看者双手合十，跪着往木塔的小孔向内张望，有的说，我看到里面有幽光，有的说，我看不到。看到的喜不自禁，看不到的，失望溢于言表……而我们几个小孩子，能遇上这样的场合，旁边僧人说，也是幸运之人。
逃课是一种锻炼，胆子会越练越大，有时干脆连上午都不想去学校了。但不去学校，书包没地方放，背在身上又累赘，高云祥动出一个脑筋，把书包塞到路面''过桥石板''下，尽情玩一天后，晚上回家时取出背回家。
大家认为是好主意！
我们的家乡靠山，山脚下的路，有很多用单块石板搭成的小桥，简称''过桥石板''，桥下的孔，供下雨天山上冲下来的水通过，所以晴天时过桥石板下是干的，只有老鼠或蛇出没，低矮的空间刚好能塞进几只书包，洞口有柴草遮着，谁都发现不了。
于是大家早上在大人眼前背着书包出门，汇合后把书包塞到过桥石板下，然后轻轻松松想到哪玩就到哪玩。傍晚从石板下取出书包，装模作样地放学回家，这样的整日逃课，几乎每星期都有。
大概对我们肆无忌惮地逃学，天发了怒，有一次，突然下起了雷雨，山上急湍而下的水，把我们的书包瞬间从过桥石板下冲了出来……
傍晚回家，母亲问我书包咋这么湿，我答，不小心落到溪坑里了——由于父亲长期不在，母亲既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又须照顾比我小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对我的管看，自然松得多，她根本觉察不出我经常逃课，且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我想，要是老师能及时家访，通知家长孩子有逃课现象，我可能不会继续滑落下去的，可惜……
（补记：凭良心说，那个时候说教师消极怠工也是不客观的，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工农商学兵，都须服从统一领导，按围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转，学生今日参与大炼钢铁，明天参加农忙秋收，后天参加插红旗抜白旗创造亩产万斤粮的''放卫星''活动宣传……老师有时候疲于奔命，精力完全偏离了教书育人，只忙于应付。这是浮夸风，命令风刮进教育界的结果）
逃课更深层原因，是因为饥饿
三年的困难时期，人均定粮越来越低，发育成长中的我们，每天处于半饥饿状态（因为我们地处浙江，粮食形势全国还算不上最差），食堂分给每个人的饭票，只能维持半饱，有时寅吃卯粮，十天的饭票八天吃光了，于是，逃课去寻找能填饱肚子的东西——我想，老师对我们睁一眼闭一眼，大概也是体谅我们饥饿，因为他们有时候也饿得扶着讲台吐黄水，等下课。
冬天，田野上无吃的东西可寻，只能去生产大队仓库偷油菜籽饼——各位看官别误解，不要以为有个''饼''字就是食物，油菜籽饼是油菜籽打出油后的用来肥田的渣，只是在榨油机上被压成饼的形状而已。
我曾数次参与偷菜籽饼，虽然像阿Q一样，只是在外面协助的小角色，但也提心吊胆——因为毕竟是偷东西。云祥带头谋划，我望风，牛高弟在仓库后挖墙洞，然后瘦小者爬进去，扔出几个菜籽渣饼，厚寸许，大如小锣。我们盗亦有道，不想偷太多，得手后补上墙洞，大家衔枚疾走，快速逃离现场，然后在偏静处''分赃''——用石头敲碎大饼，掰成巴掌大小，云祥独得两份，其他一人一份，然后作鸟兽散，各奔东西，躲着去啃战利品。黑不溜秋的菜籽渣被榨油机压得很硬很硬，闻起来香，啃起来又苦又涩，啃着啃着，口干，又俯伏在溪流中大口喝水。
肚子是暂时填饱了，但第二天拉大便可吃苦头了，肛门像堵着石头，花了好大劲才憋出来一小块，有人蹲在地上嗷嗷叫着用手抠——因为菜籽渣饼火气大，便秘的苦头唯吃者自知。
晚春初夏，大地里能吃的东西就多了，有覆盆子、茅茎、刺脑，还有将要成熟的地作货（农作物的统称），云祥领着大家钻庄稼地。有经验者告诉我，豌豆和蚕豆要吃未成熟的，这样甜味足，生涩味轻，大头菜要挑嫩的，嚼起来松脆，最方便的是抜莴苣，剥掉皮像吃甘蔗，甚至哪种玉米或高梁秸秆有甜味，什么形状和颜色的萝卜最宜生吃，都有一套一套的经验……
逃课享口福最宜在深秋。秋风乍起，漫山遍野有叫不出名的野山果，红的黄的黑的褐的，几乎不约而同向孩子们招手。野山栗在风中老透裂开，在枝条摇曳中，咖啡色的栗粒纷纷落在山坡上，几个时辰就能捡得衣袋装不下。我最爱吃那沉甸甸的黑饭果（一种我叫不出书名的黑色野果，粒略小于玉米，味甜），结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黑得发亮，折下一枝，成串入口大快朵颐，十几分钟就使人打起饱呃……
有一次因亏空了几天饭票，接连吃黑饭果，连拉出来的大便都是黑的，肚子疼得难受，母亲发现我的大便颜色，惊慌失措起来……好在肚子疼了数个时辰，不疼了，想拉大便，结果''呼拉''一声拉出一大堆死蛔虫，约有十几条，白晃晃怪吓人。可能我长时间吃不洁食物，肚子成了蛔虫孶生乐园，而黑饭山果刚好有驱虫作用，替我做了次肠胃大扫除——如是这样，谢天谢地！
父亲发现了我的劣迹，痛打后替我补课
1962年夏天，我小学五年级暑期，父亲摘帽回来了，自然第一时间过问的是我的学业。
当他了解了我几年来的真实情况，勃然大怒。我在被暴揍中夺门逃出，蹿进了高梁地。伏天的高梁地密不透风，近乎四十度，两小时后实在受不了，蹿出后逃到奶奶屋里去，还没进门，肚子剧烈地疼起来，倒在地上打滚。奶奶见我颈上皮肤紫紫的，凭经验知道我发痧了，而且是最厉害的一种——绞肠痧，要痛死人的。
于是，赶紧请内行人来驱痧。驱痧又称祛痧，是很有手劲者用手掐住发痧者颈上和腰间的经络用力掐，发出''咯咯''声，越重越有效，被掐者会痛得杀猪般地嚎叫。
父亲毕竟是父亲，看着我的痛苦相，心软了，我用患绞肠痧和挨祛痧筋之疼，躲过了父亲的暴打。从今以后，再也不敢与逃课者为伍了——但同学告诉我，学校逃课的队伍仍在日益壮大，老的辍学了，新的参与者更多……
父亲对我一对一补课，效果明显，甚至我偶然听父亲私下向母亲夸赞：''是块读书的料！是块读书的料！'' 连续两遍。
经过一年努力，我在六年级时期，补上了三四年逃课的知识亏空，小学升初中考试中，终于挤进前30%，被中学录取了。
1963年9月，我迈进了邬隘中学。报到这一天，我留意到六年前一起入小学的两个村近二十名同龄人，升入中学只我一个。一股悲怆和失落在我心中涌起，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他们的学历，有的永远停留在小学低段，有的止步于小学中段，其中三四个熬到小学毕业的，只我一个人升到初中，唉……
这就是''文革''前我地农村小学教育的实况，时间是1957-1963，那时，''三面红旗''正在高高地飘扬着。
2023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