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雅楠
2026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住屋公积金制度改革”。这一提法在过往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未曾出现。
中国的住屋公积金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1991年，上海借鉴新加坡经验推出住屋公积金制度。1992年，北京等城市相继在房改方案中规定了住屋公积金制度。1994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住屋公积金制度。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数度出现住屋公积金这一关键词。
1997年，公积金第一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鼓励企业主动用自己的财力，积极补充公积金和资本金。
2007年—2009年，公积金连续三年进入政府工作报告。当时，房地产市场开始火热，供不应求的矛盾凸显，公积金管理也有待完善。
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强化社会保障基金、住屋公积金等社会公共基金的监督管理，严禁侵占挪用。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住屋公积金制度。
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选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进行试点，把部分住屋公积金闲置资金补充用于经济适用住屋建设。
公积金最近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是在2015年。报告提出，继续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医药卫生、养老保险、事业单位、住屋公积金等领域改革。
对比来看，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住屋公积金的分量明显加重了。不仅如此，在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深化住屋公积金制度改革”也被单独提及，紧随其后召开的全国住屋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又6次提及公积金。
住屋公积金在新的时期需要呼应新的时代任务了。
住屋公积金制度与上亿人的钱包息息相关。《全国住屋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住屋公积金缴存额超过3.6万亿元，有超过1.76亿人在向这个资金池注入资金。截至2024年底，全国住屋公积金缴存余额达到10.9万亿元。如此体量的资金无疑会对房地产市场和普通家庭的住屋消费起到重要作用。
住屋公积金制度运行约30年，它所处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就业形态也越来越多样化。进行住屋公积金制度改革，有着迫切和现实的要求。
首先，公积金的贷款额度有限。在很长时间里，公积金主要用于支持商品房购买。在商业贷款利率高达5%—6%时，公积金3%出头的利率具有明显优势，但面对一二线城市动辄五六百万元的屋价，公积金120万元左右的贷款额度明显不够用。而当下，商业贷款利率下降，与公积金的利差缩小，公积金的优势不再显著，这更加影响了公积金的使用效率。
近期，地方政府因城施策的调控措施也在不断提升公积金的贷款额度。如2月25日，上海五部门联合印发的“沪七条”，就将首套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160万元提升至240万元，叠加多子女家庭等因素上浮后可达324万元，实实在在降低了入市成本。
其次，住屋需求发生变化，公积金适用范围需要扩展。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租购并举到好房子建设，老百姓的住屋需求在发生变化，这对公积金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不能只是一个贷款工具，还应覆盖租房、装修、住屋条件改善等更多场景。
这种变化已经发生。2024年，全国有2257万人提取公积金用于租房，提取金额272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两成和三成。在住屋条件改善领域，也有6万多人提取20多亿元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屋改造。
第三，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需要被纳入制度体系。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群体，往往难以参与传统的单位代缴模式，但他们的住屋需求同样存在，甚至更为迫切。
2021年，住屋和城乡建设部批复重庆、深圳、广州、苏州、常州、成都六个城市作为首批试点，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屋公积金制度试点。此后，试点城市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24年末，试点城市累计有超过100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其中24万人已经通过租房、购房等方式实际使用公积金。
此外，部分地区公积金提取手续繁琐、异地转移不畅等问题，也有待于从制度上获得改善。
总体而言，公积金改革有几个重点值得关注：一是贷款额度提高；二是覆盖人群扩大；三是使用场景丰富；四是提取效率提升。这是一个关乎上亿人的制度，它的调整，无疑会影响无数家庭的生活，而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更多人能够更好地解决居住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