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在《易经》中反复出现，是个神秘的数字，首次出现于《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其后《震卦·六二爻辞》与《既济卦·六二爻辞》中，又重复出现“勿逐，七日得”。
“七日来复”，在西方文化上则体现在《圣经·创世纪》的记载中，耶和华费六日造天地日月人与动植物，第七日休息，这就是七日一周之说，与《易经》“七日来复”意义大体相同。
胡兰成在其《易经与老子》一书中说：《易经》这样的书是殷周交代之际所形成的。并称《易经》中“七日来复”之概念，是受殷民族多与阿拉伯民族有关系的影响。
先暂且抛开“七日来复”这一观念到底是谁受谁的影响而产生的不谈，胡兰成所说“《易经》这样的书是殷周交代之际所形成的”，这一观点就是错误的。
《周礼》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一曰《归藏》，一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后世对这句话的传统理解，《连山易》为夏代《易》，《归藏易》为商代《易》，《周易》为周代《易》。
《易经》成书的时间至夏代，就已经比胡兰成所说“成书于殷周交代之际”，早了一千多年了。而且，笔者于《央视终于讲《周易》了，也谈《易经》占筮是与非》一文中，也详细讨论了《易经》绝非成书于一个时代或一人之手，《易经》是上古先民生产生活智慧的大总结。
还有，咱们的人文始祖炎帝，号神农氏，又号连山氏，这绝非巧合，是夏代《连山易》继承于他的前代的明证。
从《周礼》的记载看，《易》卦一卦六爻的表达形式，至少可以追溯到《连山易》中了。
“七日来复”之概念，就是对《易》卦一卦六爻的表达形式的总结，因此我们不用追究《连山易》中有没有明确的“七日来复”概念。《易》卦六爻虽没有第七爻，但《易经》是以卦、象、爻的动态方式展示问题，《既济卦》后是《未济卦》，六十四卦运动相连无始无终，六爻过后不存在的第七爻，是下一卦的开始，“七”既是结束也是开始，所以说“七日来复”。
生老病死，寒来暑往，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必定的周期性，鬻（粥）熊曰：“运转亡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世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畴觉之哉？”
《易经》以“七日来复”提醒处于“往来相接，间不可省”中的个体人，要特别注意永恒存在着的“必定的周期性”，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成为一名智者。
七日一个周期，在东西方文化上是不期而遇的巧合，还是谁受了谁的影响而形成，显然难以得出确论，胡兰成的结论是因为“殷民族多与阿拉伯民族有关系，才将“七日来复”写进了《易经》中”，既无确实之证据，也无文献上的支持，近现代国内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怀疑我国历史与我国古文化的言论，胡兰成的结论，应该是受到了这些言论的影响。
我国的历史与古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唯一不容置疑的，笔者的这句话，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验证。
书籍的传播与流传，必然要受书写工具的限制，五千言的《道德经》出现的年代，非常值得注意，《道德经》以前的书籍《周易》，除掉后世添加的《十翼》外，原著的《卦辞》加上《爻辞》，只有4500字左右。
现在看到的《尚书》是合集，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组成，分别均在五千字以内。
《道德经》成书的年代及以前，书籍的文字是用刀刻在木板与竹片上的，超过五千字的书很难传播与流传。
墨出现后，增加了书籍字数的容量，开始出现了超过一万字的书籍，但也不应该突破五万字的上限，只有纸张出现后，才能有超过十万字的书籍。
无论是东方的木板与竹简书籍，还是西方的莎草纸书籍，大部头的书籍装订与流传都不可能实现，如果有人不信，可以通过实验去验证，书籍的字数必须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任何违背历史条件的书籍，都应该受到质疑，而中国古籍的字数发展与历史条件相符。
古老的《易经》，为了最大限度地突破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用最隐晦的文字配合卦、象、爻的动态展示，来实现容纳最大的信息量，因此孕育了中国古文这种独特的文辞表达形式，我们古文出现的目的，就是要以最简短的文字，来表达更丰富的内容，古文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了我们历史文化的悠久。
笔者以上所陈述的两个关键点，是证明我们历史文化真实性的有力证据，我们这个民族，忠于自己的历史，忠于自己的文化，因此有五千年传承不息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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