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下见惑中的“见取见”。“见取见”，简单讲就是执著自己的见解是对的，别人的都是错的。司马认为莫言的作品，充斥着太多的社会黑暗，之所以得诺贝尔奖是迎合了西方人抹黑中国的口味。这就是典型的“见取见”。司马的文学修养与莫言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估计他连莫言的作品都没有读过吧，否则也不会有如此结论。
我们认识莫言，多是从张艺谋导演在1987年拍摄的《红高梁》开始的。该片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也是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张艺谋之所以看中这篇小说，就是因为它有一种地道的民族气质和民族风格，小说中的男女，豪爽开朗，旷达豁然，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欢乐。
那《红高梁》讲的什么故事呢？有没有司马所见的那么黑暗？它是以抗战时期的山东高密为背景，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历经曲折后一起经营一家高粱酒坊，但是在日军侵略战争中，女主人公和酒坊伙计均因参与抵抗运动而被日军虐杀的故事。小说塑造了我的奶奶、我的爷爷、罗汉大叔等一批中国普通老百姓群像，歌颂了他们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民族精神，也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心理、文化以及生存方式作出了思考。
莫言那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蛙》讲的是什么呢？《蛙》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并结合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精神世界。小说深刻反映了中国60年代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矛盾与懦弱。
2011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时间上看，是我们国内先肯定了这部作品的价值，然后才有国际上的声誉。既然我们都肯定了，为何还有一些人看不惯呢？这就是属于文学修养和认知上的差距。 司马显然在文学领域是浅薄无知的，他拿出了自己的论据：莫言曾说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为什么他不能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呢？言外之意，莫言应该像他那样直言爱国，大胆表现。如果你不把“我爱国”三个字说出来写出来，说明你心中有鬼。
现在我们回头看看莫言的原话是什么样子的：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香港公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时，作了《我怎么成为作家》演讲，演讲中，他这样说道：
“刚才校长阁下也说我是一个敢于讲实话的作家，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如果因为我说实话，授予我荣誉博士的话，我倒认为当之无愧……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如果有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所以我的小说发表以后，有的读者不高兴，因为我把人性丑的部分暴露得太过厉害，把社会上一些地方暴露得太真实了。对于这些触及人类灵魂、暴露人类灵魂丑恶的作品，他们觉得很受刺激。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后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这就是一个作家的风骨和坚守。 这是司马之流三生都无法做到的，理解都不可能。他用自己的“见取见”去概括别人的偏见，这本身就是一种愚痴。莫言的讲这话的前提是：自己有偏见，他就爱用这种形式去写，有什么不可以呢？从古至今，从四大名著到《呐喊》，多是以揭露和批判为主，因为揭露和批判的力量要远远大于歌颂，尤其是我们这个富足的时代，更容易迷失方向，更需要的是揭露和批判，唐山打人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没有人放出视频揭露，唐山人民还活在文明城市之中而自豪。
我个人而言，对文学形式的表达应该是多样化的。你可以学李白去赞美“云想衣裳花想容”，可以学习杜甫揭露“朱门酒肉臭”，也可以学王维佛性的“坐看云起时”，但你如果非要把坚持揭露黑暗就看成是负能量，就是抹黑中国，那只能说明你是见取见太深，已变成了邪见。何况你自己不也是一直在揭露联想黑暗操作吗？你不怕被美帝利用造谣我们多腐败吗？怎么只允许你揭露，就不许别人写了呢？
最后我想说，司马若要成长应先破见惑，如果不能破，就去怼一下作协：2000年以来，享受着国家福利，为什么却创作不出一部歌颂伟大祖国的经典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