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要看清他们的做人准则,以便区别对待。讲给君子和小人的道理有所不同,不然只会弄得是非不分,被人讨厌。

世界上有大道理,有小道理,有讲给君子听的道理,有讲给小人听的道理。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待君子要讲仁义,讲道德,讲礼仪,讲形而上的道理,君子能懂,也能照着这样的标准去实行。对待小人就要讲究形而下的利益和道理,讲究世俗的牟利手段,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讲究升官发财的门径。要是对君子讲究利益,对小人讲仁义,就会适得其反,容易被误解。
君子能理解小人的苦衷,也能理解小人为什么重视利益,而小人却不理解君子为什么要重视仁义道德,为什么要讲究大而无当的天道。君子的着眼点是大方面的,一般都会涉及安邦定国,平天下,要用道德教化让人们懂礼节,知荣辱,知道如何通过合法的手段获得财富,而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小人本身并非都是卑鄙小人,而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没有文化,目光短浅,只能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再远的地方就看不到了。倘若他们能够接受道德教化,就会安守本分,老老实实种地。倘若对他们讲究仁义,只能是对牛弹琴,因为他们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对仁义无法理解,只有让他们吃饱穿暖了,才能谈仁义。可是,在封建社会,能让老百姓一年到头吃饱穿暖本身就不太容易,主要是官僚机构庞大臃肿,需要大量农民供应为数众多的官员们消费。官员本身不直接参加劳动,却能够坐享其成,还要私自加税,甚至要逮捕一些抗税不缴的老百姓。那时候,农业生产效率低,没有现代化的机械,也没有现代化的把农业科学知识,大多数老百姓都靠天吃饭。赶上旱季,即便老百姓用了水车也不是很管用,收不了粮食,还要交税,当然交不起了。但是,官府会催逼,还会动用武力。于是,那些作为小人的农民只能逃荒要饭,或者揭竿而起了。
当然,封建社会有存在的合理性。在发展平稳期,大多数人都能吃上饭,但还不至于人人富裕,家家衣食充足。小人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因为他们大多没什么财产,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获得财产,甚至为获得一定的财产不择手段。而君子们大多衣食充足,甚至过上了权贵的生活,却并不耽于眼前的蝇头小利。也就是说,经济条件决定了君子和小人的追求。即便有“不食周粟”的君子,也大多只是张扬仁义,张扬个性,有种士大夫的风范,却不会轻易与小人为伍。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说出了君子和小人的区别,“穷”就是窘迫、不得志的意思。当君子窘迫、不得志的时候,就要洁身自好,注重提高个人修养和品德,遵守道德的同时,要谋求眼前的利益,不然连生存都成问题,还怎么做君子,教化别人?“达”就是得志显达,君子在得志显达的时候,就要想着把善发扬光大,让天下人都能得到好处。但是,君子被饿死怎么办?虽然有“君子固穷”的说法,但君子之所以是君子,是因为能坚持自己的操守,而不肯轻易放弃。而小人没有自己的操守,只是为了生存,就要干各种形而下的事,而不会专注于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构建。

杨恽报孙宗会书引董仲舒之言:“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说得很明白,君子追求什么,小人追求什么,一清二楚。但君子似乎看不破这个道理,每到世风日下的时候,就要在道德方面用力,打算“兼济天下。王安石论末世风俗说:“贤者不得行于道,不肖者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理。”他要行周公之礼,以匡正世道风俗,却在变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弊端,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小人行无道,获得很多利益,而君子自以为行大道,借助道德力量去除积弊,时间长了,小人就会增多,而君子日渐稀少。也就是说,在社会积弊严重的时候,只是靠君子宣扬道德来拯救世道,基本上就是痴人说梦。当然,应该提倡君子的修为,提倡道德教化,但有几个人能达到君子的水平?
儒家道义本身就比较高远,对君子的要求已经超出生死之外,甚至要“舍生取义”,饿死也不食周粟,叫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此一来,气节就变得非常重要,超出生死之外,也就没几个人能达到了。用圣贤的标准来要求君子,而对于小人,除了教化却无能为力,是不是会助长小人的气势,从而削弱君子的风范?毕竟还是小人多,君子稀少,只是对君子说义,对小人说利,长此以往,君子也会变成小人。有儒家的道德教化,还要有法家的严格法律,才能做到表里互通互用。不然,只会形成道德教化的表面现象,而维持教化的官员本身就是贪官污吏,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当然也就不适合作为君子的范本了。

不过,对君子还是要讲一些利益的,对小人讲一些道德,并没有什么不妥。究其实,还是都讲利益关系,毕竟谁也不是圣人,都要依靠形而下的利益存活,不然活不下去了,还讲道德,是不是一种心理变态的表现?先有吃喝,能够生存,再说君子的仁义道德,不然道德就是空中楼阁,一点用都没有。君子讲道德是因为君子不愁吃喝,要是饿他几天,再看他是否还讲道德,就知道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了。把古代标榜君子的官员以及皇帝都饿上几天,看他们还讲不讲仁义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