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驅動下青年群體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困境與路徑創新

作者：徐涵（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凌楚杭（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來源：《青年記者》2025年第5期

導 讀：

探究主流價值觀的精準傳播不僅是青年教育的重要任務，更是確保社會和諧發展的關鍵舉措。因此，明晰當前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面臨的挑戰，並有針對性地提出優化策略，顯得尤為迫切。

一、引言

截至2024年12月，我國30歲以下的青少年群體已佔全體網民數量的30.6%[1]。青少年群體大規模地湧入互聯網，正在顯著改變互聯網用戶的年齡結構，「年輕態」逐漸成為互聯網發展的重要特徵。

智能傳播技術的介入重塑了新聞傳播行業的固有局面，技術逐漸代替人類承擔著傳統傳媒行業中信息篩選者、內容創作者、用戶互動者等多重身份。久而久之，傳播結構去等級化、去中心化的特徵不斷凸顯，信息傳播的吸引力和覆蓋面空前擴大，但由此帶來的傳播主體嬗變，給網絡環境下的信息傳播帶來了更多不可控性。在技術驅動的今天，以主流媒體為載體的主流價值觀傳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多重衝擊，無論是利益驅動下算法濫用帶來的地位邊緣化，還是網絡圈子壁壘引發的青年認知偏差，無一不在挑戰着主流價值觀的主導地位。

瞄準青年群體的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從個人層面來看，青年階段是個體價值觀形成的關鍵塑造期，其思想尚在發育階段，對信息的辨別能力有待加強，如何精準地引導他們，將符合主流價值觀的信息內容準確推送給他們，關乎個體的健康成長。從社會層面來看，青年群體作為社會發展的主力軍，其價值觀念的發展將直接影響到社會的凝聚力與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探究主流價值觀的精準傳播不僅是青年教育的重要任務，更是確保社會和諧發展的關鍵舉措。因此，明晰當前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面臨的挑戰，並有針對性地提出優化策略，顯得尤為迫切。

二、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概念

儘管社會心理學領域關於價值觀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2]，但在當時並未對價值觀的概念達成共識。隨着學界對價值觀本質的持續探討，這一概念逐漸從個體心理層面擴展到社會文化維度。直到20世紀4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洪（Kluckhohn）指出，價值觀是一種顯性或者隱性的、對於什麼是值得的意識與觀點，它是個人或群體的特徵，影響人們對行為、手段和目的的選擇[3]，這在研究者中達成了共識。隨着對價值觀概念的進一步辨析，20世紀70年代的社會心理學家普遍認為，價值觀是比態度更抽象、更一般的具有評價性、選擇性、規範性的深層心理建構，是文化成員合理的信念體系。至此，價值觀的內涵已從個體認知升華為集體文化心理的核心要素，這為後續研究主流價值觀奠定了理論基礎。

要深入探討主流價值觀所面臨的傳播困境，首先需明確其核心定義。主流價值觀是反映一個國家意識形態和社會道德的基本取向，也是反映一個國家主流社會的基本意願[4]，包括「意識形態、歷史傳統、民族精神、宗教信仰、道德風尚和生活方式等」[5]。通俗地說，主流價值觀是社會中絕大部分人予以認可並奉行的價值觀[6]，它經過了社會長期的考驗並獲得了廣泛認可，具備了科學性、先進性和主導性的特徵[7]。這表明，主流價值觀是國家權力機制和廣大民眾認同的產物。但隨着信息技術的更迭，受眾分化愈演愈烈，主流價值觀傳播的精準性成為問題。精準傳播的概念源自廣告分發中的「精準營銷」，是指廣告商將目標信息精準傳達給特定的受眾。有學者結合現代傳播學理論，將精準傳播定義為傳播者根據目標受眾制定有針對性的目標和策略，實現信息的準確傳達，提高傳播效能[8]。大數據和智能傳播技術的介入賦予了「精準」一詞新的含義，信息傳播者也開始追求技術驅動下新的傳播控制決策。探究對作為「數字原住民」的青年群體實現主流價值觀信息準確傳達的困境與突破，其意義遠遠超出了傳統技術層面的革新，更是應對多元價值衝突、增強後代意識形態凝聚力的必然選擇。

三、技術重構主流價值觀傳播格局的現實困境

媒體是主流價值觀傳播的重要載體，其中的新媒體憑藉雙向信息流通模式在傳播主體的規模上遠遠超過傳統媒體，成為培育和弘揚主流價值觀的重要陣地。儘管智能技術賦能信息傳播已取得顯著成效，但技術重構下的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結構性挑戰。下面，從「技術—結構—個人」三個維度剖析精準傳播鏈條中潛在的現實困境與挑戰。

（一）算法黑箱對主流價值觀的稀釋弱化。算法推薦技術中「流量為王」的底層邏輯逐漸打亂了主流價值觀以往的價值層級。過去傳統媒體主導下的傳播場域，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主流價值觀的核心地位。但隨着智能傳播技術的推廣，信源和傳播渠道不再單一地由傳統媒體壟斷，新媒體催生出扁平化傳播環境，這種雙向信息流動模式解構了原有的以傳統媒體為中心的傳播格局，傳統媒體話語權受到衝擊。同時，追求個性化、輕鬆化氛圍的青年一代，對微博、B站、抖音等雙向可自主選擇傳播路徑的媒介平台也更為青睞[9]，平台內的海量網絡信息降低了主流價值觀的傳播密度，呈現出「去中心化」的特點。正是這種特點使青年對主流價值觀的共識達成更為困難，其內容價值也就更容易被稀釋、淡化[10]。

算法的底層邏輯是基於完播量、點贊量、轉發量構建的多維權重計算模型，本就高熱度的娛樂性內容在算法作用下如虎添翼，嚴肅化的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卻是雪上加霜。愈發趨於低俗化、娛樂化和碎片化的網絡傳播環境與主流價值觀傳播的長期性、持續性和系統性背道而馳。如今，算法推薦下信息價值排序的技術危機已經在青年群體中潛移默化地形成系統性的「泛娛樂化」傳播偏向，從娛樂領域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各個領域。以B站為例，「鬼畜」作為一種對已有文本的改造和再生產[11]，是青年群體對社會現象看法的個性輸出與表達。這本是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交融的有益嘗試，但隨着傳播範圍的擴大，其內容和形式也逐漸出現偏差。為了追求流量效果，創作者將鬼畜製作延伸到對歷史人物、經典文化等的醜化、扭曲，隨意篡改客觀事實以求獲得爆點，以至引發社會價值觀的偏差和混亂。「泛娛樂化」思潮對各領域信息傳播的侵蝕，消解了主流價值觀的嚴肅性與厚重感，使得主流價值觀難以有效精準傳達，嚴重妨礙青年群體正確認知與價值觀念的形成[12]。

（二）圈子間的價值區隔與圈內的理性消解。「圈子」概念的本土化應用可以追溯到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一書，他認為傳統的社會結構是人們以「自己」為中心、經由血緣和地緣關係連接的同心圓[13]。媒體技術的更迭改變了信息交流的方式，形成圈子的因素也突破了傳統血緣和地緣關係的界限，被定義為人們以情感、利益、興趣等維繫的具有特定關係模式的人群聚合[14]。青年群體自我身份認同的需求與圈子所提供的自我歸屬感和自我認同感高度契合，圈子也逐漸成為青年群體的安全港灣。我們承認圈子化所帶來的群體社會認同是其存在的價值，但圈子間的衝突也是圈子化的另一個結果——不同人群的分化與衝突的加劇[15]。這種圈子間的分裂現象給整合社會共識提出了新的挑戰。在平台算法的加持之下，不同圈子內的受眾接收着高度同質化的信息，儘管信息傳播主體趨向多元化，但信息擴散的渠道越來越定向，信息繭房加固着本就存在的圈子壁壘，隔離異己表達後的網絡環境影響到圈內青年群體認知的形成，群體觀點難免偏激與固化，不同圈子間形成的區隔和意識形態分化更為嚴重[16]。辛艷艷等人基於「中國青年網民社會心態調查（2009—2021）」的相關數據通過實證研究發現，青年群體的圈層效應和群體分化很可能促進非主流社會思潮傳播的精準化[17]，影響青年正確價值觀念形成的同時，也阻礙了主流價值觀的精準傳播。

圈子間是多群體的價值區隔，圈子內則是青年群體理性能力的弱化。實現青年對主流價值觀的認同是精準傳播的根本目的，但泛娛樂化信息悄然滲透到圈子內部，它們憑藉情緒性信息的超高個體喚起效率，達到凝聚用戶注意力的目的，讓用戶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對所述對象的認知[18]。與此同時，圈內個體的緊密連接進一步放大了情緒傳播的效果，致使情緒主導正在取代青年一代的理性判斷。「飯圈」作為圈子文化的典型代表，利用「傳銷式話術」將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捲入其中，打着對流量明星愛的旗號鼓動身邊的粉絲群體近似瘋狂的「打榜」應援，這種高強度組織化的追星活動嚴重影響到他們正確價值觀的形成與發展。《半月談》調查了全國2萬餘名中學生，在關於「國家面前無偶像」的題目選擇中，僅有不到40%的群體認為「毫無問題」，也就是說在超過六成的青少年價值觀里，偶像催生出的個人主義已經凌駕於家國情懷之上。

圈子化帶來的群體分化導致不同的圈子之間產生區隔，主流價值觀難以突破圈子壁壘精準觸達目標群體。與此同時，圈子內情緒傳播的效果加劇，使得部分青年群體喪失理性判斷的能力，哪怕接受到主流價值觀內容，他們也難以轉化為自我認同，精準傳播的效果大打折扣。在價值區隔和理性消解的共同作用下，面向青年群體的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鏈條陷入惡性循環，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認知行為割裂下的數據假象。在傳統的認知行為模式中，人們通常遵循「認知、評估、決策、行動」的線性過程，智能傳播技術的出現正在顛覆這種固有模式，出現了認知與行為割裂的「去個體化」現象。「去個體化」現象是指在互聯網時代符號化、匿名化等特性的作用下，個體的自我導向功能與責任感在群體影響下逐漸消失，個體所受到的來自外界的規範約束壓力降低，使得行為與認知態度被分離[19]。生成式AI根據用戶指令在極短的時間內對海量信息進行篩選得到的二手內容，簡化了傳統認知行為過程中的評估與決策環節，部分用戶在僅對信息有大致瀏覽與初步了解的情況下就觸發了轉發行為，而此時用戶本身並未形成深入的認知。與之類似，算法推薦機制和信息碎片化的特點，使得青年群體更容易受到情緒化內容或熱點話題的影響，從而在未進行深入思考的情況下迅速採取行動，這種「秒轉秒忘」的現象屢見不鮮。

「去個體化」背景下的傳播效果評估也面臨新的困境。儘管目前包括歐美髮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尚未形成一套公認的傳播效果評估體系，聚焦於主流價值觀傳播效果的精確測量更是尚未成型。但綜觀學界目前採用頻率較高的評估體系，點贊量、轉發量、評論量等數據被廣泛視為衡量傳播效果的核心數據，並用以實現主流價值觀在個體內達成認知的量化操作。但年輕人「刷屏不認同、點贊不深思」的行為認知割裂已經成為常態。此外，亞文化語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種認知割裂的現象，其中「玩梗式傳播」的信息表面化和淺層次傳播，也昭示着傳統的易量化數據已經無法準確反映青年群體的真實認知和主流價值觀傳播的真實效果。可見，依靠傳統的易量化數據作為主流價值觀傳播效果的衡量依據已難以準確評估青年群體對主流價值觀的真實態度和認知變化，需進一步探索新的評估方法。

四、面向青年群體的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策略重構

（一）並駕齊驅：算法馴化與價值引領的協同構建。推薦算法的出現本是為了從具有極強噪聲的稀疏關聯矩陣中挖掘有用的信息，包括獲知那些用戶靠自身無法發現的「暗信息」。實際上，信息篩選的結果也是算法傾向的體現。主流價值觀地位爭奪是在商業化利益背景下「流量為王」與價值導向的抗衡，其地位邊緣化是抗衡失敗的結果。智媒時代的用戶注意力演變為平台明碼標價的商品，技術開發者為求暴利無腦擁簇。但如今，利益導向的算法技術弊端盡顯，解決技術濫用下的群體文化發展方向出現偏移和道德下滑成為燃眉之急。

1.算法技術的價值賦能。任何技術都承載着價值，推薦算法本身就是形塑社會的無形之手。任何技術都離不開人類的支持，算法背後的邏輯本質上就是人類邏輯的再現，算法呈現的價值取向即設計者的價值傾向。也就是說，算法自設計之初便內嵌着價值觀，存在着價值負荷，具有着正向價值和負向價值的雙重屬性[20]。所以，給算法上好價值課是解決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有效途徑。構建價值導向的技術方案，一是要從源頭確保算法設計者具備較高的政治站位，始終堅持正確的價值觀念，自覺將主流意識形態嵌入代碼的字裡行間；二是要在算法優化階段充分發揮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整合和規範作用，不斷調整優化後的信息合集，儘可能彰顯積極、正向的主流價值取向；三是要在算法控制階段實現「人機協同」，儘管如今的算法推薦已經開始充當信息把關者的角色，但面對虛假、複雜、隱晦的負面信息，仍需要「把關人」的精準檢索過濾。以人機協作實現雙重保障，着力實現主流價值觀的精準傳播和信息傳播生態的長期、穩定、正向發展。

2.主流媒體的算法轉型。如果說給算法上好價值課是技術層面確保主流價值觀核心地位的基礎，那麼給主流媒體上好算法課才是實現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直接手段。主流媒體作為主流價值觀傳播的核心陣地，其受眾群體之龐大、宣發實力之強勁不言而喻。隨着網絡技術的迭代升級下信息與受眾的分流，技術正不斷撬動着主流媒體的優勢地位，主流價值觀的傳播危機也日漸擴大。要奪回主流價值觀的話語權，必定要主動向算法推薦技術靠攏，完成自身平台的轉型升級，着力打造主流價值觀引領百舸爭流的局面。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主流媒體應努力實現從跟隨者到引領者的角色轉變，探索「黨媒算法」的可行方案，從源頭出發找到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最優解。

（二）雙重路徑：跨越圈層話語與重塑圈內生態。雙管齊下，標本兼治。提升青年的理性認知能力，培養其多元信息的甄別意識，是實現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前提；打破圈層話語壁壘，創新主流價值觀的「青態化」傳播是確保價值觀傳播效果的關鍵。這樣一來，既能確保主流價值觀在青年群體中落地生根，也能增強主流價值觀的精準傳播效能。

1.話語轉譯打破圈層壁壘。事實上，圈子的形成是網絡傳播的必然結果，圈子形成的話語壁壘本身也並不可怕，這些相對封閉的話語體系實現了圈內交流的最低成本。話語之間的爭奪才是影響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關鍵因素，與過去主流媒體話語權的絕對主導地位不同，互聯網時代的競爭是相對的。其中，以亞文化為趣緣形成的圈子，展現出了超強社會動員能力和單向輸出的話語壁壘，嚴重影響到社會共識整合。

立足於主流話語，其一要主動承擔話語轉譯工作，總結亞文化網絡等青年群體流行的話語表達技巧與特點，生產適合青年胃口的主流價值觀信息內容。適合青年取向的內容是可以打破圈層壁壘，維持主流話語的青年態信息生產模式，做到持續向圈內精準輸送優質內容。其二，掌握主流話語的媒體要利用好新媒體技術扳手，密切連接新興技術與權威報道內容，以跨媒體姿態強勢出擊，再度彰顯主流話語體系的強勁優勢[21]。

2.保障理性重塑圈內生態。治標更要治本，着手整治圈內問題才是長久之計。重塑圈內理性生態是解決跨圈層對話難的根本。一方面，保障圈子內部的權力地位合理分配，重點培育圈內「理性節點」。圈內「理性節點」類似於常規網絡中的意見領袖，掌握着群體內部的話語權。「理性節點」的培育重點在保持對圈內文化高度認同的前提下，建立起價值判斷「雙重視角」，以防範圈內情緒化傳播引發波動時群體理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平台層面也要充分發揮智能技術的驅動作用。青年群體中圈子的物理呈現形式在網絡中相對固定，多為類似於豆瓣小組、微博話題的興趣社群。平台與相關監管部門應合理運用開放式圈內的公開數據信息，利用大數據追蹤圈內青年群體的認知變化。面對圈內討論中潛在的非理性傾向，利用技術推送討論話題，打造認知緩衝區，引導青年完成自我認知校準，提高群體的理性認知能力。

（三）範式創新：實現青年群體主流價值觀的可計算傳播。儘管在數字文明與智能傳播的雙重變革下，主流價值觀傳播已然經歷了從經驗驅動到數據驅動、從模糊感知到精準調控的轉向，但量化指標的淺層含義與群體認知深度之間存在偏差，傳統傳播效果評估體系的局限性依舊凸顯。破解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精準性」測量的難題，關鍵在於構建一套適應智媒時代青年群體傳播特徵的新型評估框架，突破淺層數據的量變，觸達深層認知的質變，實現從「傳播效果測量」到「認知軌跡追蹤」的範式轉型。

為了適應青年群體在認知行為上的割裂，研究者可以嘗試對其進行縱向分層，搭建「接觸—反饋—內化」的三階測量模型。其中，接觸層是個體點贊、轉發等表層行為，具體指向個體社交臨場感的實現；反饋層是二次創作、評論延伸等中層行為，具體指向個體淺層認知的形成；內化層是更深層次的認同形成，需要測量者通過個體延時反饋和持續性行為才能加以驗證。在實際操作中，因內化層的長期性特徵，測量者需根據傳播周期設置數據採集時間節點，完成對不同層級的數據收集工作。其中，表層行為的測量可以採集點擊量、點贊量、轉發量等用戶低門檻行為的數據；中層行為的測量可以利用文本話語分析追蹤評信息、二次創作內容的情感與話題契合度；深層認同的測量則是一項系統性、長期性的工程，需要測量者對個體開展行為追蹤，以統計主流價值觀的再現頻率。三階測量模型實現了儀式性參與和實質性認同的有效區分，為確定主流價值觀的精準傳播成效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測量方案。

除了計算模型的優化，精準傳播的測量也可以在測量方法上拓寬智能技術的應用，以求更精準地捕捉情感和認知反應。比如使用腦電測量技術，以實驗的形式實時捕捉青年在接觸主流價值觀內容時的即時神經生理反應，從生物層面更精準地評估個體在當下的認知和情感認同程度。

五、結語

智能技術對主流價值觀的精準傳播帶來的是機遇，也是挑戰。作為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重點對象，青年群體的網絡使用習慣與群體特質也影響着精準傳播的能效。為了明晰其中的現實困境，從技術、結構、個體三個維度看，當前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正面臨著算法權力異化、圈層結構下的認知壁壘，以及認知行為習慣轉變引發的數據假象等諸多難題。進一步探討破解現實困境的思路，一是要完成對算法等技術工具的馴化，使其轉變為價值引領的得力助手。二是要注重圈層的生態治理，要做到跨越圈層壁壘，也要做到深入圈層內部，推動主流價值觀在不同圈層內落地生根。精準傳播效果的測量作為傳播的最後一環顯得尤為關鍵，解決認知行為習慣轉變下的數據測量難題，探索「可計算」的精準傳播範式。未來，青年群體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探索仍有待進一步深入。例如，嘗試構建動態評估體系，並應用於實證研究以期為面向青年群體的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提供更有力的數據支撐。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新時代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研究」（批准號：23FXWB005）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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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徐涵，凌楚杭.技術驅動下青年群體主流價值觀精準傳播的困境與路徑創新[J].青年記者，2025(05):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