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觀念與技術的流變中，唯有家庭的存續，才使『永生』成為可能。」
——申琦、朱俞霏：《二進制墓碑：數字永生背後的代際死亡觀》，《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1期，頁103-112。
本期評議：陳新宇 梅劍華 黃典林
文本摘選：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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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來自2026年第7期（總第22期）。作者申琦、朱俞霏與15個家庭（每個家庭包含1位父代和1位子代）進行了圍繞「數字永生」的對話。如何與逝去的親人告別，又如何重新建立聯結，是我們這一生終將面對的課題。數字永生通過「播放」、模仿或再造逝者的音容，使人的生命獲得某種延續，它與中國人傳統的生死觀形成一種特殊的張力。兩位作者在訪談中發現，父代與子代對數字永生的理解與接受度存在着顯著差異。
以下內容由《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授權轉載。摘要、參考文獻及注釋等詳見原刊。
作者｜申琦 朱俞霏
一、問題提出
戰國時期祝福死者圖《人物龍鳳圖》局部（佚名）。
人生在世，生死大事。死亡是個體生命的終點，也是社會延續的起點。如何理解死亡，不僅關乎個體對生命意義的把握，亦對家庭情感維繫和社會文化傳承產生深遠影響。
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使其成為一種「懸置」的生命狀態。從古代煉丹術追求長生不老，到現代醫學對抗衰老和疾病，為破解死亡帶來的不確定性與恐懼，人類藉助技術來突破生命有限性的努力從未停歇。今天，數字永生通過大數據採集個體語音、圖像、語言風格及情感模式，結合算法建模，使死亡不再意味着徹底終結。在我國，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創建逝者數字形象逐漸成為一種趨勢。2024年9月，南開大學已故首任校長張伯苓的數字形象出現在校慶典禮上並與現任校長「同台對話」，場面感人。而著名音樂人包小柏通過人工智能「復活」已故女兒，亦引發社會關於數字永生倫理邊界的熱議。
2024年至21世紀末，中國預計年均人口死亡數將高達1600萬人。數字永生作為一種新興技術實踐，已逐步構建起涵蓋數據採集、人格建模與虛擬維護在內的完整產業鏈條，並衍生出多元化的服務形態，如在港交所上市的內地「殯葬第一股」福壽園推出「雲上天境」服務。未來數字永生可能成為個體和家庭應對死亡焦慮、紓解心理壓力的一種新選擇；同時，它也將引發更深層次的情理衝突與張力。當技術能夠讓逝者再現、模糊生死邊界時，死亡對個體、家庭及社會意味着什麼？死亡是家庭事件，尤其在中國，受儒家價值觀如家族延續、孝道倫理與社會和諧的深刻影響，國人形成一種基於家庭的生命與死亡觀。本文將立足家庭這一核心場域，深入觀察家庭內部父輩與子代對於數字永生的態度，進一步探討其背後所蘊含的死亡觀，為理解數字時代的生命倫理和死亡文化提供經驗支撐。
二、文獻綜述
（一）死亡觀
死亡觀是指人們對死亡本質、價值和意義的根本觀點和看法。在儒家、道家、佛教等哲學與宗教思想的影響下，中國人逐漸形成了獨特的「生死互滲」的生死理念。儒家以現世倫理為核心，將死亡看作是「生之延續」，強調通過積極規劃現世生活來實現人生價值。道家以自然法則為根基，將死亡視為生命的自然組成部分，主張順應自然以獲得精神解脫。佛教作為宗教,則在哲學思辨之外提供超越性維度，以「輪迴轉世」重構死亡本質，認為肉體死亡是生命的階段性轉換，賦予死亡以超越性精神意義。此外，技術也在不斷影響人們對死亡的認知與實踐。從家族族譜到影像照片，從上墳祭祖到網絡葬禮與哀悼，技術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情感聯結以及記憶保存方式，亦影響着人們對「在場」與「缺席」的感知邊界。數字永生加速這一變化，使逝者不僅能長期存在於虛擬空間，還能讓生者與逝者數字形象實時互動對話。然而，數字永生也可能模糊生死界限，並引發社會關於生、死、來世的爭議。
近年來，有關死亡觀的研究多集中於青少年與老年人群體，既有研究認為，青少年作為未來的社會主體，其死亡觀可能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通過網絡哀悼行為分析z世代死亡觀，研究發現，z世代認為真正的死亡是被遺忘而非肉體消亡，雖然恐懼死亡但整體對死亡持洒脫態度，並將對死亡的思考轉化為現世積極生活的動力。相對而言，老年人更可能面臨自己和親人離世等壓力性生活事件，也更容易產生對死亡的恐懼，如何應對生命終點，是當代社會老年人面臨的重要議題。他們的死亡觀不僅直接關聯個人、家庭層面的臨終選擇與死亡質量，更深刻影響集體記憶的延續與文化價值觀的代際傳承。當代中國老年人的死亡觀受傳統思想影響，普遍「不怕死」，有些人不僅不諱死，甚至「往往出生殯，先期為送終文」。此外，老年人的死亡觀受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多種因素影響。
電影《天堂回信》（1992）劇照。
（二）數字永生
永生常被寬泛地用來表示永恆。自古以來，人類一直在尋找肉體或靈魂永生的途徑，或以某種「自我救贖」的方式獲得新生，或藉助醫學將肉體凍存，期待醫學進步後得以重獲新生。數字永生是人死後主動或被動地以數字形式延續其存在的技術實踐。gordon bell與jim gray根據技術發展水平，將數字永生分為單向型與雙向型。雙向型數字永生能夠實現虛擬數字人與現實世界中人類的交互，相關技術在社會中已有一定程度的應用，如藉助ai技術「復活」已逝親友或著名人物。
目前，有關數字永生的研究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數字永生背後的技術問題。既有研究認為，數字永生的核心技術是以逝者生前的影像、對話記錄等數字痕迹為素材，依託人工智能技術，模擬逝者生前的交流習慣。二是，對數字永生虛擬人主體性與倫理困境的反思。從數字身份、虛擬意識與虛擬人格三個維度來看，虛擬人並不具備真正的主體性。此外，虛擬人還面臨數據權利歸屬爭議、對逝者人格權的侵犯以及資源負擔過重等多重倫理困境。三是，數字永生所引發的情感補償問題。既有研究指出，大多數人選擇使用數字技術將親人「復活」，本質是通過虛擬交互滿足未竟的情感需求，維繫與逝者的情感聯結。然而，這種聯結也可能使生者遭受創傷，帶來持續性哀傷、情感疏離或對現實社交的迴避。
電視劇《人生刪除事務所》（2018）劇照。
既有研究已關注到，對數字永生的爭議並非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擔心技術會扭曲死亡的終結性、削弱對逝者的真切懷念以及消解對生命的敬畏。一項針對日本老年人群體的研究發現，僅有8%的受訪者希望在死後通過虛擬的方式將自己「復活永生」。有關中國年輕人的研究發現，「極客」群體更能接受數字永生。此外，盡責開放和外向性人格特質、宗教信仰與數字永生接受度呈正相關。這種不同文化、不同群體間的態度差異，說明數字永生的接受度並非單一心理或技術問題，而是嵌入個體生命歷程、文化語境、媒介使用經驗與社會角色中的複雜實踐。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一是，從研究群體來看，既有成果多聚焦青年或老年單一年齡段，分析特定群體的死亡觀，缺乏對家庭內部跨代際的分析。二是，從研究內容來看，現有關於數字永生的研究多集中在技術可行性與情感倫理擔憂等方面，較少涉及公眾對數字永生的態度。鑒於數字永生的實現可能會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有必要考察人們對這一新興技術的看法。三是，從研究視角來看，既有研究常將死亡視為個體事件或宏觀的文化現象，忽視了家庭作為中國人理解和回應死亡、傳承生死觀念的核心場域。數字永生作為直接介入「死亡」的新興技術，如同一面稜鏡，能夠折射出日常生活中人們未曾言明的對待死亡的觀點和看法，為理解家庭內部不同代際間的死亡觀提供了關鍵的觀察窗口。
基於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一是：家庭中不同代際如何看待數字永生？二是：家庭中不同代際數字永生看法背後的死亡觀為何？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收集
本研究以半結構化深度訪談為主要方法，聚焦家庭內部子代與父輩兩個群體，觀察他們如何看待數字永生及背後蘊含的死亡觀。為建立信任關係並確保樣本同質性與異質性的平衡，研究通過滾雪球抽樣選取受訪者，樣本選擇充分考慮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與喪親經歷等關鍵變量，以儘可能覆蓋不同生命歷程與家庭情境下的代際群體。本研究共納入15個家庭，每個家庭包含1位父代和1位子代，最終研究樣本包括15位父代（45~60歲）和15位子代（17~35歲）。所有受訪者信息均作匿名化處理，同一家庭中父代以字母a標識，子代以字母b標識，男性與女性分別以m和f表示，阿拉伯數字表示家庭號。各年齡層人數分佈基本均衡，在喪親經歷、家庭結構、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差異（表1）。
表1：訪談對象基本情況一覽表。
研究圍繞不同代際對數字永生的態度及其中蘊含的死亡觀設計半結構化訪談提綱。主要問題有：「您聽說過『數字永生』嗎？」如果沒有聽說過，通過展示一段簡要的文字說明、視頻或者典型案例介紹，確保受訪者在基本理解概念的前提下繼續參與訪談。「您怎麼看待數字永生？」「如果有機會您會為自己和家人使用數字永生嗎？」「您認為『死亡』意味着什麼？人離世後，生命可以用某種形式延續嗎？」等問題。問題設計兼顧情境性與開放性。半結構化訪談有助於研究人員獲取特定經歷或主題的詳盡信息，同時讓受訪者藉由回答開放式問題構建自身敘事。訪談過程中依據實際情況適時調整問題，構建無偏見的交流環境，使訪談雙方能夠自在地進行詢問、回應。此外，根據每位受訪者的具體特徵及其訪談回答狀況，適當追問或對訪談問題進行增減。
（二）基於紮根理論的數據分析
研究採用紮根理論對30份訪談資料進行分析，在對訪談文本逐份編碼分析到第26份時，發現沒有再出現新的編碼結果（表2、表3），繼續對剩餘4份訪談文本編碼進行飽和度檢驗，結果並未發現新概念或範疇，因此可認為本次編碼達到理論飽和。
開放性編碼是先將收集到的全部資料拆分成獨立片段，為每個片段提煉對應的概念，再按照新的邏輯思路，將新形成的概念重組，用原始資料與新概念進行對比驗證，最終整理出相應範疇。第一步逐字逐句閱讀所有文本資料，在閱讀過程中對所有語句進行抽象化，並對其進行命名貼標籤。第二步將含義相近的文本歸為一類，再進行初始化概念編碼。本階段共提煉出21個初始概念，其中從父輩訪談資料中得到9個，用「a」表示；從子代訪談資料中得到12個，用「b」表示。
表2：開放性編碼建構的初始概念。
在表2的基礎上，筆者對21個初始概念進行抽象化，形成初始範疇。如「情感慰藉」「遺憾補償」等，都屬於父輩情感補償和療愈的範疇，由此可將所有初始概念總結為14個副範疇。其中，父代有7個，用a表示，子代有7個，用b表示。將14個副範疇進一步提煉、歸納為4個主範疇，如表3所示。為保證編碼信效度，兩名研究者獨立完成編碼，隨後對兩人的編碼結果進行對比，保留相同意義的編碼，對有爭議的編碼展開討論並修正，使結果具有可信度。
表3：主軸編碼結果。
四、研究發現
（一）「存思」和「守真」：不同代際對數字永生的態度
1.「存思」：父代溫和接納數字永生
在15個家庭中，11位父代明確表示願意在清明祭奠等特定情境下使用數字永生，以寄託對逝者的哀思。其中6位表示，接受在自己離世後以數字形式繼續存在，剩餘4位雖未直接表示接受，但也未予否定，而是對數字永生的倫理或實現方式提出顧慮。整體看來，父代對數字永生呈現出相對溫和的接納態度。
態度作為一個多維度的概念，由認知、情感和行為傾向三個成分構成。父代對數字永生的認知呈明顯的「去技術化」特徵，這與其媒介使用經驗相關。作為20世紀60—70年代出生的一代，父代處於從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的過渡期，技術發展進入「黑箱化」的階段，人們無須理解其運作原理即可完成操作。這種以功能使用為導向的技術社會化過程，使他們形成實用主義技術認知。大多數受訪父代（9位）的媒介使用以微信社交、短視頻瀏覽為主，強調技術的可用性。他們將數字永生視為照片、影像等靜態紀念形式的更新版本。如「以前是相片，現在能直接說話動起來」（af4、af3）。這種媒介認知使他們傾向於將數字永生視為傳統紀念方式的延伸，而非對生命倫理的挑戰，降低了技術的陌生感與威脅感。
電影《天鵝輓歌》（2021）劇照。
從情感維度看，父代將數字永生視為彌補未竟遺憾、延續情感哀思的手段。15位父代中，有8位（54%）提到希望借數字永生與逝者「再見一面」（am7）、「再說一句話」（am8），寄託自己對「逝者」的思念。父代對數字擬像的技術細節通常不進行深入辨析，亦不苛求其與逝者形象完全相似，因而更容易藉助數字技術與逝者建立並維持情感與關係聯結。如，af9在短視頻平台上看到用ai生成的母親動態影像，畫面中母親神情溫和。儘管af9的女兒認為該視頻製作較為簡單，但af9本人仍感到慰藉，並表示：「你看，奶奶笑起來了，我沒見到她最後一面，這個挺好的。」此外，有3位受訪者（20%）受佛教影響，將死亡視為「另一種存在」（af1），認為「他在另一個世界生活」（af12）。數字永生創造出的「虛擬在場」，被轉化為一種與彼岸世界溝通的新途徑，也是「慎終追遠」在數字時代的延伸。
在行為傾向層面，超七成的（11位）父代表現出情境化與限度性的使用意願。他們願意在清明節等紀念性時刻使用數字永生表達哀思，但不希望其過度介入日常生活。「偶爾一次可以，但長期就沒意思了，人走了就是走了」（af3）。此外，受「談死色變」的傳統死亡文化影響，有3位受訪父代明確反對為健在的親人製作數字人形象，「我不想為健在的親人（尤其是兒女）設想這種事情，人活得好好的，想這個幹嗎」（af4）。
2.「守真」：子代拒絕接受「虛擬數字人」
在15位子代受訪者中，有10位（67%）對數字永生持遲疑態度，其餘5位（33%）明確拒絕為已逝親人或自己使用該技術。這可能與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媒介使用經驗密切相關。整體來看，子代受訪者教育水平普遍較高（14位為本科及以上學歷，1位高中在讀），具備較強的媒介素養與技術理解能力。有11位子代能夠清楚地解釋數字永生技術的原理，區分數字人與真實生命之間的本質差異。「是在個體尚在世時，系統通過採集其行為軌跡、思想表達與生命經歷等多維數據，進行持續訓練與建模，從而在個體去世後生成一個高度擬人化、具備個體特徵的虛擬數字人」（bm7）。子代深知技術生成內容的虛構性，並警惕其可能引發的情感操控風險，他們對「算法製造的情感真實性」（bm20）保持懷疑。其中8位受訪者表示，難以將虛擬數字人看作是真實的親人。「數字人的回應是算法生成操控的，我無法把這些回應當成親人說的話」（bm8）。此外，有6位受訪子代認為，數字永生會干擾自然的哀傷過程。「經歷過親人去世，活着的人更需要學會從巨大的哀傷中走出來。在我看來，追求數字永生是將對親人的想念引向了一種畸形的安慰」（bf9）。哀傷是個體將情感從已失去的客體中撤回的心理歷程，這一過程若受阻，則可能演變為病理性憂鬱。
在行為傾向方面，有6位子代表示接受影像等靜態形式的數字遺存，但對具有語音交互功能的虛擬數字人則持明確拒絕態度。以bf4為例，她在大學期間經歷父親離世，儘管知曉ai「復活」逝者的案例，卻始終拒絕嘗試。「我怕自己會依賴上假的那個『他』，這是對逝者的不尊重」。在子代看來，數字人僅僅是「鏡像存在」，這種「似是而非」的錯位感，反而會「削弱虛擬交互的沉浸感與神秘感」（bf1）。此外，當數字人形象極度接近真人卻存在細微偏差時，用戶與其情感互動越深，內心不安與恐懼感會越強烈，產生恐怖谷效應。「我之前給奶奶做過，但是那個形象又像又不像的，有點嚇人」（bf9）。
綜上所述，父代傾向於有條件地將數字永生作為表達未竟情感、寄託哀思與傳承家族記憶的工具；子代則更強調生命與真實關係的不可替代性，他們願意接受靜態的「數字存在」，但對高度擬人化、交互式的「虛擬數字人」持拒絕態度。這種態度差異，不僅受年齡、媒介使用經驗等因素影響，更源於不同代際對死亡這一根本問題的理解和回應方式不同。
明代沈周《落花詩意圖》局部。
（二）「有命」和「有界」：不同代際對數字永生態度背後體現的死亡觀
1.「生死有命，以禮載思」：父代集體性死亡觀
父代對數字永生的溫和接納，體現出「生死有命，以禮載思」的集體導向性的死亡觀，即承認生命的有限性、接受死亡的必然性，同時強調通過儀式寄託思念、傳承家族倫理。這種觀念弱化了死亡的終結性色彩，賦予死亡以道德完成與文化傳承的精神意義。
在對「死亡」本質的理解上，父代普遍將死亡視為生命循環中的自然環節，而非終點。15位受訪者均認為死亡是「自然且不可避免的事件」（af6），其中10位父代強調死亡只是「肉體的終結，但精神仍以另一種方式存在」（af13），5位認為死亡是「一切的中介（包括肉體和精神）」（am2）。
一方面，這種對死亡的「延續性」理解，受其所處的生命發展階段與傳統鄉土文化的共同影響。老年超越理論（gerotranscendence theory）認為，老年期可能伴隨着對生命意義的超越性理解，包括宇宙超越、自我超越和社交超越三個維度。其中宇宙超越表現為對生死界限的看淡、對時空連續性的感悟，以及與更大存在的聯結感。受訪父代多處在這一心理轉變期，他們開始從對生命「長度」的執着，轉向對生命「整體意義」與「聯結感」的追尋，能坦然接受肉體消亡的必然性，堅信精神與情感可以超越物理生命而存在。
另一方面，中國鄉土文化將「人—土地—祖先」的循環關係視為生命秩序的核心，生、老、病、死被理解為與土地循環相呼應的自然過程。身體通過喪葬回到土地里，形成入土為安的觀念。「人死了，就要入土為安，落葉歸根」（af12）。隨後通過祭祀儀式，逝者進一步融入家族與社會的延續鏈條，最終實現超越肉體的永生。「吃年夜飯的時候，會在父母的相片前放好碗筷、點根煙，讓子女給他們磕頭，這時候我就覺得他沒走」（am7）。這不僅是對逝者的懷念，也強化了家庭內部的情感連接與延續。還有受訪者會主動規劃身後事，認為「總是要死的，我早點處理，也少麻煩孩子們」（am11）。這種態度體現出他們對死亡的坦然接受、以家庭為中心與為子女考慮的家庭責任倫理。與既有研究中認為老年人在面對死亡時有一種更加積極和開放的態度的結論相吻合。在父代看來，死亡並非不幸的終點，而是物質歸土、精神留世的過程。
在死亡的價值層面，13位父代認為死亡具有家庭與社會整合功能的價值。死亡並非單一個人事件，而是「終—殯—葬—祭—傳」的家庭集體性事件。傳統殯葬儀式將「分離」具象化。一方面讓生者反覆確認死亡事實，完成認知轉換。「我抬着棺材去墓地的路上，止不住流淚，這時候我確認我再也見不到奶奶了」（bf9）；另一方面通過喪葬與祭祀，生者得以在社會關係中重新確認自我角色，完成從私人哀傷到集體情感的轉化。傳統的哭靈、燒紙等儀式，為生者提供情感宣洩通道，讓個體感受到「與逝者的情感聯結沒有被切斷」（af12），「通過燒紙來和媽媽說說話」（af4）。
在父代看來，儀式的核心並非「讓逝者收到供奉」，而是為生者提供情感安放的空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死後的喪葬、祭祀活動具有社會整合功能，家庭成員通過共同參與祭祀、守靈、追思，在情感上形成共鳴，完成家庭情感的再次凝聚，以及家庭道德秩序的再次確認。am10是家中次子，兄妹四人長年在外地工作。「只有在每年清明回老家祭祖時才能見上一面。說是給老人上墳，其實是讓我們這些後輩還能有個見面的機會」。妥善安葬逝者並定期開展祭祀活動，不僅關係到個人是否盡孝，更關係到家族的延續與社會秩序的維繫。「經常祭拜，這樣子孫才能平安、家業才能穩。」（am7）這也反映出父輩以家族為中心的生命倫理觀念。
在死亡的意義層面，訪談中15位父代都表示認同「生當盡責、死當無愧」（am8）的善終理念，其中「責」是以家庭和血脈傳承為核心。中國社會重視社會關係與家族延續，將「盡責」視為生命價值的根本所在。對父代而言，個體生命的意義並不止於生存本身，而在於履行家庭與社會的道德責任，實現「生有所依、死有所安」。「人活着就是為了家，一代代都是這樣的，我現在的任務就是把兒子的婚事安排好，等他成家生子，我就沒有牽掛了，走得也沒有負擔了。」（am15）這種助力子代成家、為父代養老送終的觀念可以具象化為「成德」，待這些任務達成，個體倫理生命便得以豐裕，能坦然地面對死亡。在此意義上，死亡不僅帶有悲傷的情感色彩，還蘊含某種「喜」的成分。這種「喜」來自家庭觀的動態性與延續性，即家庭會超越個體生命的長度而綿延不絕，個體生命的終結，象徵著其匯入家族的歷史長河，以精神的形式庇佑後代。
《黑鏡》第二季（2013）第一個單元故事《馬上回來》劇照，女主正在將男友生前照片上傳到社交平台「復活」。
2.「生死有界，哀而不擬」：子代個體性死亡觀
子代普遍將死亡理解為一個必須由個體獨自面對的終極性事件，其死亡觀呈現出個體性導向特徵。子代以理性態度承認死亡的終極性與不可逆性，強調生死之間不可逾越。對子代而言，死亡並非家庭和生命循環中的環節，而是個體須直面並賦予意義的絕對終點，他們從死亡中汲取生命動力，體現出以自我實現和關係真實為重的價值取向。
在死亡本質層面，八成子代受訪者（12位）將死亡視為生命絕對意義的終止，將死亡比喻為「容器破碎，便不能再復原」（bf4）。這種去神秘化的認知，一方面源於其成長過程中的科學理性教育背景，另一方面與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死亡避諱文化及他們自身生命階段的「死亡遙遠感」有關。日常生活里，幾乎沒有人會主動談論與死亡有關的任何話題。「我們會刻意避開這方面的話題」（bm14），相關討論大多出現在突發災難、重大疾病等極端情境中且通常停留在「珍惜生命」（bf10）的勸誡層面。此外，在父母健在、年紀尚輕的狀態下，死亡對子代而言是一件遙遠而模糊的事情。「我對死看得無所謂。主要是我現在年紀還不到，爸媽都在，覺得死亡離自己很遙遠，對死亡的恐懼感沒有那麼強，可能過幾年我的想法又不一樣了。」（bf13）這種與死亡之間的「安全距離」，削弱了死亡對子代的情感衝擊，數字永生更像一個「偽需求」而非必需品。
電視劇《上載新生》第一季（2020）劇照。
在死亡價值層面，子代形成了以個體權利保障與社會公平維繫為核心的雙重維度。一方面，子代將死亡視為個體生命自主權的最終體現，高度重視臨終階段的生命質量與尊嚴。超七成（11名）的受訪者將臨終階段的生命質量作為評判死亡價值的關鍵標準，認為不僅要「好好活」，更要「好好死」。bf4在回憶外公被疾病折磨的經歷時，坦言曾希望他「早點解脫」。並且，多位受訪子代尚無子女（9位求學、4位新婚未育），無需承擔家族延續壓力，其價值觀從「家族責任優先」轉向「個體權利優先」，逐漸擺脫「為家庭」的傳統生活倫理，轉而以自我生活體驗為核心。另一方面，子代亦從社會層面理解死亡的價值。死亡的不可逆轉性與懸置性，使其超越了世俗社會中的財富、地位等差異，成為唯一無法延緩或異化的「終極公平」，讓個體在終極意義上回歸同一尺度。「不論貧富貴賤，最後都一樣。」（bm8）當生命無法完成的，死亡卻讓其達成，這或許就是死亡賦予生命的最終意義。
在死亡意義層面，13位子代將死亡視為生命有限性的直接體現，認為死亡的意義在於促使人們直面生命的有限性，強調「活在當下」（bf3）。這種「好好活」的認知，與現代社會的個體主義轉向相關。隨着傳統家族結構逐漸瓦解，代際間物理空間分離與情感弱連接使「血脈延續」的傳統生命哲學倫理日漸式微。「生命的質量」重於「生命的長度」（bm4），「善生」重於「善終」，「關鍵在於怎麼去享受生命的過程」（bm7）。此外，城市化進程中日益加劇的生存壓力與資源競爭，強化了子代對生命有限性的感知。他們更關注自我體驗、感受與內在幸福，而非身後他人評價。「我覺得死後就什麼都沒有了，所以更要活好當下，別留遺憾。」（bf14）唯有向死而生才能獲得生命的意義。
（三）「情牽」與「情止」：不同代際數字永生態度背後體現的情感需求
1.「情牽」：父代借技術維繫與逝者的情感聯結
父代將死亡視為生命在精神與倫理層面的延續，將死亡儀式視為寄託思念、維繫家族認同的持續性實踐。數字永生，恰以其虛擬在場、擬真交互與永久存在的特性，回應了父代在數字時代「慎終追遠」的情感需求，從而成為實現「情牽」的新媒介。
情感的建立與維繫依賴面對面的互動與身體在場。進入數字時代，情感聯結的方式發生轉變，媒介技術開始承擔起跨時空的情感橋樑作用。數字永生通過模擬逝者的言行，創造出「虛擬在場」的效果，使生者能與逝者開展對話互動，填補因關係斷裂產生的情感空缺。「通過ai，我還能和他聊聊天，就像他一直在我身邊一樣。」（af4）從功能視角看，數字永生技術為喪親者提供了一種可及的、持續的情感陪伴。這可以理解為一種源於技術的社會支持形態。社會支持理論認為，穩定的社會關係能為個體提供情感慰藉與安全感。數字永生正是在逝者物理性缺席的前提下，通過程序化的交互來模擬精神和陪伴支持，幫助生者在心理上重建、維繫與逝者的關係，以緩解孤獨與失落。
喪葬、哀悼儀式是為了化解死亡造成的關係斷裂。通過集體性的儀式，家族成員得以在共同的悲傷中再次凝聚情感，完成對逝者的情感寄託。然而，傳統儀式常受時空限制，「只有在清明才會專門上墳，平日里就看看相冊」（am7）。數字永生通過創造持續的「虛擬在場」，為哀悼提供了新的載體與情景。虛擬數字形象取代墓碑成為逝者的「新符號」，藉助虛擬數字人開展的哀悼過程更具有交互性，且不受具體時空限制。生者與逝者「數字人」之間的對話內容可被系統長期保存，每一次互動都會形成可追溯的記錄，並構成後續對話延續的基礎，從而營造出一種持續深化、看似緊密的聯結感，能夠滿足父代情感寄託的需求。
動畫片《尋夢環遊記》（2017）畫面。
記憶不僅是個體身份的延續，更是社會關係與文化傳承的重要紐帶。真正的死亡源自徹底的遺忘，15位父輩均持有「雁過留聲，人過留名」（am8）的觀念，體現出他們渴望被家族記憶與敘事所接納的情感延續需求。在他們看來，唯有被記住，個體生命的意義才得以延續。數字永生恰好為這種「延續」提供了新的載體，這種載體能夠讓自己在家族的敘事中「繼續存在」，以另一種方式陪伴後人、參與家庭生活。「等我走了，孩子們還能看到我、聽到我說話，就像我還在家裡一樣。」（am15）
2.「情止」：子代理性區隔技術對情感本真的侵擾
子代將死亡視為生命的絕對終結，強調關係的真實性和情感的本真性，對用技術模擬並替代真實人際交互的做法持明確拒斥態度。數字永生通過算法生成的虛擬存在、擬真交互與無限延長的數字在場，背離了子代對關係本真性、記憶完整性以及個體主體性的核心需求。
電影《比如父子》（2025）劇照。
人類情感歸屬以親密關係為核心，而信任是維繫親密關係的基礎。信任的建立既依賴互動的長期性與具身性，也離不開交往對象情感表達的真實性。子代成長於高度媒介化和算法主導的社會中，對「虛擬數字人」背後的符號編碼與算法模擬過程具有高度辨識能力，難以對其產生信任感。「數字人只能做到視覺的欺騙，無法代替真正的先人。」（bm2）即便數字人在視覺和行為上高度仿真，其情感表達仍受限於算法的有限性與機械性，無法重現真實關係中的豐富性與不確定性。「僅僅通過社交媒體和聊天記錄是不能還原一個人在網上衝浪時的心理活動的，一個人的遣詞造句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包括同一個意思對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表達方法。」（bf4）子代認為親密關係應建立在真實交往與具身的共同經歷之上，數字永生語境下的互動交流已異化為算法驅動的情感空殼，難以形成真實情感歸屬。「數字形象雖然可以代替父親回答我的問題，但有時候我判斷不出來和我說話的到底是父親，還是算法操控。」（bf10）
死亡即終結。生者若想與逝者重建聯繫，需依託宗教、禱告或紀念活動等方面儀式，將情感與價值賦予儀式參與者，獲得精神與情感寄託。數字技術將儀式壓縮為人機交互間的個體行為，使情感表達陷入孤立，可能加劇生者孤獨感，導致情感失去應有寄託與支持。「線上哀悼雖便捷，卻缺失了家人共同跪拜、焚香、追憶的儀式感。」（bf9）此外，記憶是生者與逝者維持聯結的精神紐帶，記憶並非靜態信息復現，而是生者在生活情境中通過主動回憶與敘事協商，動態建構逝者形象的過程。數字永生將逝者變為可隨時調取、互動的虛擬形象，看似延續，實則將其片面化、模板化，無法囊括社會交往中積累的集體記憶與情感脈絡。「奶奶的形象是我們一家人共同緬懷、慢慢拼出來的，而不是靠一個系統直接呈現給你的。」（bf15）當算法大規模介入記憶，記憶的真實性可能受到侵蝕，甚至引發「象徵性失憶」。「我應該相信自己記憶里的他還是屏幕里的他？」（bm9）
數字永生為人類提供了正視死亡的契機，它像一面鏡子，映照出代際之間對愛、記憶、關係與生命的不同理解。父代於禮中求序，於情中留念，子代則在真誠中追問，在剋制中劃界，他們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看待生命，回應死亡、安放思念、表達愛意。
電影《吉祥如意》（2020）劇照。
五、結語
數字永生用0、1代碼生成「二進制墓碑」，既是算法生成的數字存在，亦是當代人用以安放思念的情感載體。對當代中國家庭而言，這種由技術生成的「不朽」墓碑既可能維繫親人之間基於血緣的情感，又悄然滲進「死生亦大矣」的傳統死亡觀。數字永生作為直接介入死亡的技術實踐，可能因其虛擬性、交互性與可持續性，影響甚至衝擊以身體在場、死亡儀式和集體敘事為核心的傳統死亡文化。
中國人在面對死亡與告別時，通常以家庭為單位，家庭成員通過共同參與儀式，不僅有效疏導哀傷情緒、緩解心理壓力，也進一步強化彼此之間的情感聯結。與此同時，儀式行為本身承載着重要的社會與文化意義。中國人高度重視他人評價與社會期待，因而在儀式中尤其講究流程的完整性與細節的莊重性，力求通過儀式的圓滿維繫家族的社會聲譽與道德形象。隨着科學技術日益嵌入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新興技術的數字永生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成為家庭應對死亡的新手段，並成為家庭表達哀思與延續紀念的新儀式，但其潛在的文化衝擊亦需審慎審視。一方面，數字永生對逝者的再現潛藏着風險，它可能扭曲真實的生命記憶，構建出一種脫離實際的「超真實」敘事，甚至因其虛擬的、持續性的「在場」，削弱原本依靠實體儀式所維繫的血緣與社會聯繫；另一方面，若技術過度自動化「記憶」這一原本需由後代主動承擔的孝道實踐，則可能弱化年輕一代對家族歷史的情感投入與敘事責任，進而侵蝕以「慎終追遠」為核心的倫理傳統。
明代沈周《田椿萱圖》局部。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始終是中國家庭與社會存續的精神與合法性根基。中國人通過祭祀先祖、傳承家族敘事與家風家訓，形成跨世代的文化認同和精神延續。這不僅強化了代際間的文化和情感紐帶，更增加了中華民族整體的內在凝聚力。死亡是重大家庭事件，對中國人尤其如此。因此，對數字永生的理解決不能停留在抽象的技術倫理層面，必須回歸家庭場域，考察代際間如何理解，回應死亡的本質、價值和意義。這些觀念深刻影響着家庭建設與社會的和諧，每個小家內關於死亡的觀念、儀式等都會凝聚為中華民族內部的力量，鑄就更為緊密的民族共同體。真正的死亡，始於被遺忘。在觀念與技術的流變中，唯有家庭的存續，才使「永生」成為可能，這也正是中國文化中的生死智慧。
【文獻出處】申琦、朱俞霏：《二進制墓碑：數字永生背後的代際死亡觀》，《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6年第1期，頁103-112。
作者/申琦 朱俞霏
本期評議/陳新宇 梅劍華 黃典林
文本摘選/羅東
海報設計/師春雷
導語校對/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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