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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姚一群在單位里組織聽講座。這次講座請到了年過八旬的「紅色特工」沈安娜，在講座中將由她向職工們講述中央特科的情報員們隱蔽戰線的鬥爭史。
晚年沈安娜接受記者採訪
但是，當姚一群聽到沈伊娜和舒曰信時，發現這不是父親有提到過的兩個人嘛？
隨後，姚一群心存疑慮：「難道父親是中央特科的特工？」
講座結束後，姚一群急匆匆地趕回家向父親姚子健講述了今天的所見所聞。
姚子健聽了之後，先是一怔，然後眼睛逐漸濕潤起來。
姚一群詢問父親，是不是當過紅色特工？
對於兒子的提問，姚一群的父親卻顯得有些迷茫，沒有拒絕，也沒有承認，而是含糊地說自己也不知道。
這個答案讓姚一群更為好奇，他隱隱覺察到父親年輕時候的工作一定不簡單，於是心裏便打算第二天去尋找沈安娜老人仔細了解情況。
姚一群如願聯繫到了沈安娜，在說了自己父親以前的一些事情後。
沈安娜沉思了一會兒，然後回應，等我彙報中央！
這個姚子健到底是什麼身份？為什麼能認識被稱為「按住蔣介石脈搏」的沈伊娜？
姚子健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蘇省宜興市，他的父母都是生意人，不過他小時候家裡的經濟並不是很寬裕。但是父母很清楚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從小他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學校的他勤奮好學，在14歲的時候順利考入了上海勞動大學的中學部。他之所以選擇報考這裡，是因為這所學校不僅不收學費和飯錢，還會每年發放一套衣服。
在那裡讀書期間，除了學習課堂上的知識，他也接受了先進思想的熏陶。
九一八事變後，學校里的同學們都群情激憤，準備出去遊行，給南京國民政府施壓。姚子健也跟着一塊去了。沒成想：南京國民政府壓根不把這些學生放在眼裡，不僅派出軍警強行驅散我們，還包圍了學校，責令學校立刻解散。
沒辦法，師生們只好告別彼此，重新找地方或者讀書，或者工作。就在這時，姚子健收到了家中的一封來信，回到家裡，在附近的某所學校當了一名代課老師。
雖然做老師讓姚子健獲得了安穩的生活，但是他卻心懷家國，想為風雨飄搖的國家貢獻出自己的力量。
為了實現自己的抱負，姚子健離開了三尺講台重新啟程。1933年姚子健被南京中央陸軍測量學院錄取，並選擇了製圖專業，這也為之後給我黨提供超高比例的，國民黨絕密軍用地圖打下基礎。
姚子健畢業之後在印製地圖部門工作，在這裡他遇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黨人舒曰信。
姚子健在年少時就懷有一顆救國救亡的熱心，然而，自蔣介石1927年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大批中國共產黨黨員被抓捕、殺害，為了保留革命力量，黨員基本已全部轉入地下工作，姚子健不知道怎麼去和黨組織取得聯繫，入黨的事一直遙遙無期。
在這個特殊時期，他一心想要加入共產黨，無異於在用自己的腦袋開玩笑。只能說，他是真心革命的。
因此他在得知舒曰信的身份之後，十分渴望能夠加入我党參加革命事業。
他告訴舒曰信：「我想加入你們的組織，我什麼都能幹。」
舒曰信也很了解姚子健的為人，知道他是一個很踏實可靠的熱血青年。
但是當時的舒曰信也才剛加入組織不久，關於姚子健加入的事宜需要經由上級批准。
在舒曰信的引薦下，姚子健見到了當時在上海負責地下工作的魯自誠，這位久經革命的老前輩一眼就看出了這個年輕人以後必成大才，於是就批准。
自從加入我黨後，他愈發地想為我黨做更多的事。
在一番思考後，姚子健找到了領導，謊稱自己的眼睛患有疾病，因為疾病影響，已經無法從事之前的印刷工作了。
姚子健本想被調到更接近軍事機密的地方，卻意外被領導調到，保管和收發軍用地圖資料的部門。
這下算是歪打正着，他負責保管的軍用地圖對我黨來說，可是有重大用處。
有了這些絕密的地圖，國民黨軍隊接下來的動向，就能被我黨牢牢掌握了。
於是，我黨根據姚子健的情況，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工作方法，以便地圖的安全運送。
彼時國民黨對內部人員的審查並不嚴格，所以就充分地利用了這個漏洞。
當時只要去取地圖都得登記部隊番號，這些番號姚子健就偷偷記了下來。
然後對方取走什麼地圖，他就留存一張一樣的地圖。
在國民黨的眼裡，姚子健就是個「貪酒好色」的人。
因為他每周都要到上海去遊玩，到了上海就專找酒色的場所。
當時國民黨的檢察人員，知道他的「脾性」，所以往往都不會盤查。
據回憶，姚子健在有人取地圖時，就將地圖備份，進行運送，一般會選擇周末，每周六晚上，姚子健都會偽裝成政府工作人員，踏上去上海的路，找到自己的接頭人舒日信，或者同為中共黨員的妻子沈伊娜。
當然，他不只是運輸地圖，他還會將相關的地圖取用信息進行匯總，然後一併交給上級。
只是當時的他只知道自己要負責傳遞情報，並不知道自己已經從屬中央特科，是當中的一員了。大名鼎鼎的中央特科，是周恩來總理組建的情報機構，既然任務是搞情報，前提自然是最大限度地保密，所以姚子健並不知道，自己乃是特科成員，只知道上線是一位名叫「舒曰信」的人。
有時舒曰信被其他工作絆住了手腳，他的妻子就會代為前往，姚子健只知道她姓沈，卻不知道她正是沈安娜的姐姐沈伊娜。
當初沈安娜會潛伏進國民政府高層，就是因為本來應該承擔這項工作的姐姐懷孕了，沈安娜擔心姐姐的安危，自願代替姐姐勇入國軍高層。
姚子健
局勢愈發緊張，姚子健跟隨部門撤退到武漢，他的上線轉而由一位神秘的「熊先生」擔任。兩人從來沒說過話，只通過在紙條上寫字交流。
可以說，在1934年到1938年這四年時間裏，姚子健潛伏在國民黨心臟，為黨組織帶來很多有價值的情報，魯自誠後來曾經說：「我1934年介紹姚子健入黨，他在敵人營壘里收集軍用地圖和情報，為中央紅軍粉碎國民黨『圍剿』和長征勝利做出了貢獻。對他那段工作，組織上多次給予充分肯定。我可以為他寫證明材料。」
直到1938年，隨着抗戰形勢的不斷改變，姚子健向組織提出申請，希望能夠奔赴前線。幾個月後姚子健帶着兩張簡簡單單的紙條前往延安，紙條內容非常短，但卻是對姚子健工作的極高肯定，紙條上寫着：「姚子健有抗日熱情，已經為黨工作多年」，而紙條的落款卻不是保證人的真實姓名字，而是「小開」二字，這正是潘漢年當時在共產黨內部非常機密的代號。
後來這兩張紙條分別交給了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和時任抗大校長的林彪。
在組織安排下，在延安抗大及中央組織部接受系統化學習後，被派往魯蘇豫皖邊區繼續開展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姚子健先後擔任南京市副市長、電子工業部雷達局十院紀委書記等職，日子過得也算安穩。
只是，到了特殊時期，姚子健早年曾在國民黨陸地測量總局工作的經歷則成為了「造反派」眼裡的罪狀。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姚子健又聯繫到了當年他的入黨介紹人魯自誠。
有了魯自誠的證言，造反派此後再也沒糾纏過姚子健。
他也曾好奇過自己曾經的真實身份。
到了2001年，姚子健的兒子姚一群，偶然聽中央特科的前輩，講述當年的特工歲月……那特科老前輩，提起了「舒曰信」的名字……
姚一群帶着疑惑，回家之後問父親姚子健：「您說過舒曰信，既然舒曰信是特科成員，那您應該也是特科成員。」
不久之後，姚子健便在姚一群的帶領下，來到了沈安娜家。姚子健不僅見到了沈安娜和她的丈夫華明之。在見面之後，姚子健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以前在上海見過華明之就是當年的「李先生」！
在三位老人一番深入交談之後，沈安娜最終確認了——姚子健當年確實是中央特科的紅色特工。當時，沈安娜說：「老哥哥，你的情報工作屬於『王世英—王學文—舒曰信、沈伊娜』這條線，你的這段經歷，應該屬於中央特科！」
姚子健從1934年卧底國民黨，到得知自己是特科成員，已經過去了六十七載的悠悠歲月。
在沈安娜的幫助下，姚子健的身份得到了有關部門的確認。這位滿頭白髮的老人從電子工業部雷達局退休後，一直關注着國家的發展，儘管他已經頤享天年，可始終牽掛着國家。
2018年1月12日這位中央特科的老戰士因病逝世，他的逝世也意味着那個時代的落幕。
因為是最後一位逝世的特科成員，所以被稱之為：中央特科最後一位特工！
這位中央特科最後的戰士，他的付出和奉獻是毋庸置疑的。
他陪伴着黨走過一個又一個艱難的時刻，也共同感受過現如今的安穩歲月。
作為一名曾經的紅色特工，姚子健老人經歷過艱難的革命戰爭年代，卻並不向組織提過任何特殊要求，同時也始終沒有停留在自己英雄的光環中，這種崇高的革命精神也值得當代青年人去學習和發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