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一觸即發!伊朗為何突然服軟?美伊背後40年博弈內幕

波斯灣的空氣,再度緊張了起來。

就在不久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威脅稱,伊朗若繼續在核問題上「耍花招」,將面臨「極其嚴厲的回應」。

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也放話稱,美軍已做好「強力打擊伊朗」的準備。

與此同時,4月12日,一場異常敏感的「間接會談」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悄然上演——這標誌着自2018年美方單方面撕毀伊核協議以來,美伊之間首次重啟談判。

而更令外界驚訝的是,那個以「強硬、反美」著稱的伊朗政府,居然同意與美國重啟接觸,且在短時間內接連進行了四輪談判。

這一系列變動被不少輿論解讀為:伊朗「服軟」了。

然而,事情真有這麼簡單嗎?

四十年的老對頭

在今天的國際政治舞台上,很少有哪一對國家關係能像美國與伊朗一樣,持續了四十多年幾乎沒有間斷的敵對狀態。

但讓人意外的是,這兩個國家並不是一開始就是敵人。

事實上,在上世紀中期,伊朗曾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冷戰期間,為了防止蘇聯勢力向南滲透,美國選擇與伊朗結盟。

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主導了一場政變,推翻了伊朗民選總理摩薩台,幫助當時的巴列維國王重新掌權。

從此以後,美國開始全方位扶持伊朗政權,不僅提供大量的經濟與軍事援助,甚至還支持伊朗發展核能,計劃幫助其在全國建造多座核電站。

但這段親密關係並沒有持續太久。

1979年,一場席捲全國的伊斯蘭革命徹底改變了伊朗的政治軌跡。

巴列維國王被推翻,宗教領袖霍梅尼上台,建立了以什葉派伊斯蘭教義為基礎的神權政府。這場革命不僅顛覆了伊朗的統治秩序,也將反美情緒擺在了伊朗政治的核心位置。

緊接着,一件震驚世界的事件徹底撕裂了美伊之間的外交關係。

1979年11月,一群伊朗學生衝進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扣押了52名美國外交人員,持續長達444天。

這就是著名的「伊朗人質危機」。

儘管事件最終得以平息,但對兩國關係造成的打擊是根本性的。1980年,美國正式與伊朗斷交,此後雙方關係持續緊張至今。

進入1980年代,美伊之間的敵意迅速擴散到整個中東地區。

兩伊戰爭期間,美國雖然沒有明面參戰,卻在暗中扶持伊拉克,用來牽制伊朗。

而伊朗則依靠自己的宗教影響力,扶植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哈馬斯等什葉派或反美組織,在多個戰場與美方展開間接對抗。

1983年美國駐黎巴嫩貝魯特海軍陸戰隊兵營遭遇自殺式爆炸,1988年美軍又擊落伊朗655號民航班機,造成近300名平民死亡——類似事件不斷加劇了兩國之間的仇恨情緒,也使得雙方民間對彼此的印象逐漸僵化。

到了21世紀,情況並未好轉,反而愈演愈烈。

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開啟全球反恐戰略,將伊朗列為「邪惡軸心」國家之一,指責其支持恐怖主義、破壞地區安全。

而伊朗方面則認為,美國通過在伊拉克、阿富汗駐軍,正在逐步包圍自己,試圖通過政治滲透與軍事威懾改變伊朗政權。

這種彼此視對方為戰略威脅的認知,使得美伊之間幾乎沒有建立互信的空間。

除了直接的國家矛盾,美伊關係還受到多重「第三方因素」的牽動。

以色列和沙特一直將伊朗視為主要敵人,與美方在遏制伊朗問題上一拍即合。

尤其是以色列,其長期遊說美國對伊朗採取強硬態度,還多次對伊朗境外目標實施打擊。

沙特則在也門、敘利亞、黎巴嫩等地與伊朗展開「代理人戰爭」,這種地區博弈反過來又推動美國在軍事和外交上不斷向伊朗施壓。

儘管在奧巴馬時期雙方曾因伊核協議短暫恢復接觸,但這並不意味着敵意的消除。

從2017年起,特朗普上台後迅速推翻奧巴馬的外交遺產,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美伊再次滑入對抗的深淵。

2019年,美軍甚至在伊拉克擊殺了伊朗「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幾乎將兩國推到戰爭邊緣。

可以說,從1979年革命到今天,四十多年間,美伊從昔日盟友一步步走向全面對抗。

兩國不僅在地區戰略、意識形態、外交布局上處處針鋒相對,更因為彼此在中東的布局衝突而頻頻陷入間接甚至直接的衝突。

哪怕偶有談判,也往往因缺乏互信而難以持續。

伊核問題的前世今生

美伊之間的對抗早已超越普通的雙邊外交爭端,其核心矛盾之一,正是伊朗核問題。

事實上,伊朗最早發展核計劃,並非為了對抗美國,而恰恰是在美國的支持下啟動的。

20世紀50年代,在巴列維王朝統治時期,美國為抗衡蘇聯影響力,主動向伊朗提供核技術援助,幫助其建立和平核能體系。

當時的伊朗與西方關係密切,甚至計劃在全國建設多達二十餘座核電站,美國和德國等國都是合作方。

伊朗也在1958年加入了國際原子能機構,並在1970年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核活動一度被納入國際監督體系。

然而,隨着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政權更迭使伊朗與西方關係急轉直下。

新成立的伊斯蘭共和國宣稱徹底與「帝國主義」劃清界限,而美國也迅速中止對伊所有核合作,斷絕設備與技術支持。

此後,伊朗核計劃陷入長期停滯,直到1980年代中後期,才逐漸重新啟動核研究項目。

真正引爆伊核爭議的,是伊朗在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在濃縮鈾等關鍵領域取得的實質性進展。

2002年,伊朗境內秘密核設施首次被反對派曝光,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

此後,美國情報機構更是指控伊朗可能以民用為幌子,掩蓋其核武研發意圖。

尤其是在伊朗公開承認已掌握鈾濃縮能力後,爭議迅速升級。

因為一旦具備自主濃縮鈾技術,即便伊朗當下並未製造核彈,也擁有了「隨時突破」的技術潛力,這在美國看來無異於一顆「定時炸彈」。

自此,伊朗核問題成為國際安全體系的敏感核心。

美國則以防止核擴散為由,主導對伊制裁。

自2006年起,在美國推動下,聯合國安理會多次通過針對伊朗的制裁決議,涵蓋軍事、經濟、金融等多個領域,目的在於迫使伊朗放棄核研發。

與此同時,歐洲國家則嘗試通過外交斡旋,力圖在遏制核擴散與避免衝突之間找到平衡。

2003年至2006年,英國、法國、德國與伊朗展開多輪談判,最終促成伊朗在短期內暫停部分濃縮活動。

不過這一平衡並不持久。

2005年,伊朗強硬派總統內賈德上台,明確主張發展獨立自主的核能力,並很快宣布重啟所有暫停項目。

美伊之間的矛盾迅速升溫。

直到2013年,局勢才出現重大轉折。

伊朗總統魯哈尼上台後,出於緩解制裁壓力、穩定國內經濟的考慮,主動推動重啟核談判。

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也希望通過外交方式減少中東事務消耗,在這種背景下,雙方終於找到談判的交匯點。

經過兩年艱難博弈,2015年,伊朗與中、美、英、法、俄、德六國簽署了《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JCPOA)。

該協議明確限制伊朗核活動規模與丰度,國際社會則以逐步解除制裁作為交換。協議一度被視為全球核外交的重大成果。

然而,歷史再一次拐了彎。

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理由是協議「漏洞百出」,既未徹底消除伊朗核能力,也未能遏制其導彈計劃與地區擴張。

美國隨即恢復並加碼對伊制裁。

進入2020年代,伊核問題不但沒有迎來解決,反而隨着地緣政治的不斷演變而變得更加棘手。

2025年初,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宮,這位曾一手撕毀伊核協議、主導「極限施壓」政策的領導人回歸,也讓外界對美伊關係再度緊張充滿憂慮。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4月12日,美伊雙方在阿曼首都馬斯喀特舉行了自2018年以來的首次間接談判,雖然彼此仍隔空對話,但這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外交信號。

截至目前,雙方已經完成四輪談判,雖然談判尚未取得建設性成果,但能重返對話桌本身,就說明美伊各自的立場在經歷多年對抗之後,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鬆動。

不過,這件事情的問題在於,到底是什麼,讓這兩位冤家宿敵重新開始了談判?

其實,這背後是美伊兩國長達四十年的博弈真相。

美伊博弈真相

美國一貫將伊核問題包裝為一場「防止核擴散」的全球性任務,聲稱伊朗核活動威脅到國際和平與地區穩定。

然而,若從更深層次的戰略角度分析,這種表述只是表象。

真正讓美國忌憚的,並不是伊朗是否擁有核技術,而是一個獨立、自主、不受西方控制的伊朗,在中東重新崛起的可能性。

這種態度在特朗普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

2018年,他以伊朗「未徹底放棄核能力」為由,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並啟動「極限施壓」政策,將伊朗的能源、金融乃至高層個人統統列入制裁清單。

這套策略,其實並非真正意在修改協議內容,而是希望通過全面封鎖迫使伊朗在地區影響力、軍事實力、政治主張上全面退讓,乃至在國內引發政權動蕩。

換句話說,美國所關注的,從來不是鈾濃縮的百分比,而是伊朗能否被徹底馴服。

更重要的是,美國對伊政策的制定,並不僅僅出自其國家利益考量,還深受以色列和沙特等地區盟友的影響。

以色列長期將伊朗視為生存威脅,堅決反對伊朗掌握任何核相關技術。

而沙特則因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宗教矛盾,以及對中東主導權的爭奪,與伊朗在也門、敘利亞等多個戰場上通過代理人交火。

美國在平衡這些盟友利益時,往往會進一步強化對伊強硬政策,以維持區域盟友體系的穩定。

如此一來,即使伊朗在技術上做出讓步,美國也往往不願完全放鬆制裁,談判成果屢屢被外部政治因素攪局。

而從伊朗角度看,核計劃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國家主權、民族尊嚴和戰略生存的象徵。

因此,無論面對多大的制裁壓力,伊朗從未在戰略意圖上徹底後退。即便在談判桌上展現出一定程度的靈活,內在的底線卻始終如一。

這種你來我往的拉鋸,導致美伊關係始終停留在一種「可控衝突—有限緩和—再度崩盤」的循環之中。

每一次看似靠近的對話,背後都暗藏彼此的不信任與戰略算計;每一次看似妥協的舉動,也很可能只是為了下一輪較量爭取籌碼。

從2003年美軍進入伊拉克,到2015年伊核協議的達成,再到2019年擊殺蘇萊曼尼將軍、如今2025年的馬斯喀特談判,美伊之間的每一次接觸,都不是合作的開端,而是下一次較量的預演。

歸根結底,美伊之間的博弈,並非單純的核協議之爭,而是對中東秩序的定義權之爭;不是技術談判的得失問題,而是戰略格局的深層對抗。

所謂時好時壞,不過是暫時的戰術調適;而始終難以和解的背後,則是兩種世界觀與兩種戰略訴求的根本衝突。

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看清:哪怕馬斯喀特的燈光不滅,哪怕對話還在繼續,這場長達半世紀的角力,也註定不會輕易迎來真正的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