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刊編譯 | 邊境越關移民越多？邊境管製為何導致移民激增

邊境越關移民越多？邊境管製為何導致移民激增

編者按:

這篇文章發表在川普上台當年，用嚴謹的實證和因果分析思維解釋和證實了美墨邊境管制越嚴，非法移民越多的事實，說明邊境管制與其說是移民控制，不如說是政治表演。作為一篇典型和優秀的政策分析文章，作者將結果都進行了可視化，編者將結果部分用簡單的方式展現。

摘要:

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系統地分析了為什麼邊境執法在美國作為一種移民控制策略反而導致移民激增。從理論上看，邊境執法是針對官僚、政治家和權威人士利益而提出的一種應對道德恐慌的政策回應，他們試圖為自己的利益動員政治和物質資源。最終結果是執法力度不斷加強和擔憂加劇的循環，導致邊界軍事化，這些政策與非法移民流動的實際規模完全脫節。通過使用工具變量方法，作者展示了邊境軍事化如何影響非法移民的行為和流動結果。墨西哥非法移民潮原本只是一種波及三個州男性工人的臨時性雙向流動，而邊境管制政策將這種移民流動轉變為覆蓋美國50 多個州、 1100 萬人的成家定居行為。

作者簡介:

Douglas Massey，普林斯頓社會學與公共政策講席教授、美國社會學會前主席

Jorge Durand, 墨西哥經濟研究所（CIDE）教授

Karen Pren，時為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文章來源:

Massey, D. S., Pren, K. A., & Durand, J. (2016). Why border enforcement backfir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5): 1557-1600.

Douglas Massey

一、引言

從 1986 年到 2008 年，美國的無證人口從 300 萬增加到 1200 萬，儘管美國邊境巡邏人員的數量增加了 5 倍，在邊境巡邏的時間增加了 4 倍，資金等增加了 20 倍，研究表明邊境執法的激增對減少非法移民幾乎沒有影響。然而，加強邊境執法的戰略並非沒有後果，因為研究還表明，它降低了返回移民的速度，並將移民流重新引導到與亞利桑那州接壤的新定居點，然後再流向美國各地的新目的地 。

在本文中，我們解釋了墨西哥和美國邊境史無前例的軍事化是如何發生的。邊境管制在減少非法移民方面的努力失敗了，不僅如此，還提高了非法人口的增長率，並將男性工人涉及三個州的循環雙向流動變成了居住在 50 個州的家庭定居潮，因此這一政策適得其反。Todaro 和 Maruszko 闡述了使用加強邊境執法作為移民控制戰略的邏輯，他們利用新古典經濟學將移民概念化為為最大化終生收入而採取的成本效益決策。根據他們的模型，潛在的移民會考慮原籍地和目的地的預期收入，並計算差異以得出移民的預期收益，然後根據時間貼現將其預測到未來。然後他們估計遷移成本，並將其從預期的終生收入增長中減去，以確定遷移的預期凈收益。預期收益越大，遷移到特定位置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理論上，加強邊境執法可以通過提高移民成本來抵消預期的收入收益，從而減少非法移民的可能性。

當然，選擇邊境執法作為一種政策工具，這個政策究竟是不是在應用新古典理論我們並不清楚。事實上，我們認為，加強邊境執法的戰略是自利的政客、官僚和權威人士採取的行動的結果，他們將非法移民視為一場危機，而不考慮其潛在的現實。因此，為了解釋觀察到的未經授權移民的模式和趨勢，我們必須對這些行為者的行為進行理論化，並具體說明他們行為的後果。

在提出了邊境執法的理論論據之後，我們分析了墨西哥居民是否做出移民的決定，也對非法移民在邊境的行為，以及他們在試圖越境時取得的結果，進行了全面的實證分析。與大多數先前的分析不同，我們利用工具變量方法來確定邊境執法的因果影響，重點關注非法移民的流動過程。這些關注點包括，是否做出未經合法授權前往美國的決定、選擇哪個過境地點, 是否使用過境嚮導, 有嚮導過境的費用, 過境過程中可能的死亡風險, 在邊境被逮捕的可能性, 最終成功入境的可能性, 入境後返回家園的可能。最後，我們總結了結果，並討論了它們對理解國際移民和思考當今移民政策的影響。

二、移民的影響因素

Todaro 和 Maruszko （1987）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模型可以算作邊境政策收緊的理論依據。他們認為移民與否的決定是由預期成本和預期回報決定的，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國務工有利可圖，而跨境移民的代價也不算高。如果需要抑制移民，就需要提高跨境流動的成本，這樣成本提高，就可以有效抑制移民。

這一模型其實假設了非法移民是永久性的而不是暫時的，工人移居國外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終生收入。但如前所述，1986 年之前的墨西哥移民是高度循環的，這種模式與其他理論模型一致。「勞務移民新經濟學」認為，這些家庭把利用移民作為克服國內缺乏資本的一種手段，因此家庭不是永久移居國外，而是臨時派遣移民以產生收入流。這使他們能夠在缺乏可進入的資本和信貸市場的情況下，對當地經濟混亂進行自我保險，並為國內投資和消費積累儲蓄（Stark and Bloom，1985）。事實上，Dustmann 和 Görlach（2015）的研究表明，Todaro 和 Maruszko（1987）的新古典模型只是更一般的移民決策理論的一個特例，工資差異僅在某些情況下才構成移民的主要決定因素。新古典模型假定了許多限制條件，例如兩國的消費偏好相同，本國貨幣的購買力沒有差異，以及國外沒有技能積累等。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即使在新古典主義假設下，一旦這些限制條件沒有滿足，就會導致移民工人更喜歡臨時而不是永久的移民。

另一個的解釋移民的理論是社會資本論。社會資本理論認為，在任何移民系統中，移民社會網絡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發展和擴展，以提供能夠在困難面前支持和維持國際移民的社會基礎設施（Massey et al. 1998）。通過社會網絡連接，移民可以獲得非法過境信息和援助。有資源的移民先到達邊境，並通過他們的社交網絡找到邊境走私者，然後與他們簽訂合同，以一定的價格帶路穿越邊境，更高的價格通常會增加成功進入的幾率。

當然，邊境執法並沒有解決移民的經濟驅動因素，也就是美國持續的勞動力需求和高工資，墨西哥勞動力供應充足和工資低等，也沒有考慮到發達網絡的存在能夠支持和維持非法過境點，從而規避執法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不能指望邊境軍事化阻止非法移民的到來。這隻會誘使他們調整過境戰略，同時繼續移民到美國容易獲得的工作崗位。美國方面的一個重要弱點是邊界線很長，執法資源必須針對特定地點。因此，在一個地方的邊境收緊將導致移民轉移到新的、更少巡邏、可能更偏遠和風險更大的過境點，並更頻繁地僱傭走私者，為他們更高質量和更有效的服務支付更多費用。我們假設這些成本不足以抵消美國未經授權勞工的預期收益。

因此，我們認為，移民做出的戰略調整將大大抵消邊境巡邏隊的執法努力，從而使他們能夠繼續進入美國勞動力市場。因此，與新的過境戰略相關的成本和風險上升將抑制人口的回遷，而不是阻止他們移民。具體而言，我們預測邊境政策收緊將延長他們在美國逗留時間。這樣既可以有效補償他們與日俱增的過境成本，也可以推遲未來秘密過境的實際風險。當然，移民在美國停留的時間越長，他們定居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邊境政策收緊會導致非法移民凈增加。

三、研究方法

為了評估邊境執法對移民行為和邊境結果的實際影響，我們借鑒了墨西哥移民項目（MMP; Durand & Massey， 2004 ），用有關美墨邊境兩側普遍的社會和經濟狀況的行政數據來補充此信息。自 1982 年以來，MMP 在墨西哥各地的選定社區進行了隨機家庭調查，同時編製了來自已在美國定居的相同社區的受訪者驅動的家庭樣本。MMP使用民族志和調查相結合的方法收集數據，以彙編詳細的家庭數據並收集所有戶主的完整生活史。

MMP數據的準確性和一般代表性已通過與全國代表性樣本數據的系統比較得到驗證（Massey & Zenteno， 2000），數據可從項目網站 http://mmp.opr.princeton.edu/ 公開獲得，其中包含有關樣本設計、問卷調查和數據文件的完整文檔。在這裡，我們使用了 MMP143 數據庫，其中包括對來自 143 個墨西哥社區的非法移民的調查。儘管 MMP 最初關注墨西哥中西部的五個州，這些州在歷史上佔總流出量的至少一半（瓜納華托、哈利斯科、米卻肯、聖路易斯波托西和薩卡特卡斯），但隨着新的起源地區的出現，MMP 調查人員在地理上擴大了數據收集工作，最終從墨西哥 32 個州中的 24 個州收集樣本。MMP143 數據庫中包含的州共占所有註冊獲得墨西哥領事身份證的非法移民的 90%。該數據庫總共包含 23,851 個家庭中 151,785 人的調查信息，以及涵蓋戶主生活的 1,151,489 人年的生活史。在這些數據中，我們添加了有關墨西哥和美國社會和社會經濟狀況的年度信息。然而，以前的研究沒有使用工具變量，也沒有檢查邊境的行為和結果，只是分析離開和返回的移民決定，這回導致內生性問題。因為邊境政策（自變量）收很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可能與其他干擾項相關。另一種可能是移民的規模（本研究因變量）也會反過來導致政府調整邊境政策。因此我們採用聯邦政府在反毒品行動中的撥款，作為邊境巡邏撥款的工具變量（IV），來做因果分析。根據 Angrist 和 Krueger （2001）的研究 ，「一個好的工具變量要和內生回歸變量（X）相關，相關的原因研究人員得要能夠驗證和解釋，但工具變量與結果變量（Y）不相關。」 而我們根據反毒品運動的歷史和邊境控制運動的歷史，發現反毒品行動中的撥款（IV） 與邊境巡邏撥款（X）高度相關，回歸模型預測的解釋率R^2達到了97%。這一IV的選擇通過了豪斯曼檢驗，我們也檢驗出他與移民決定並無明顯關聯。研究者具體使用的模型有以下兩組。

四、結果和討論

首先，圖一展現出聯邦政府批准的邊境巡邏開支按年俱增，在2005後尤其是指數增長。

為方便起見，以上模型估計結果都將用可視化的方式呈現，具體的數據結果可以參見原文表格。第一組模型結果可以展示如下。圖二體現出邊境巡邏經費的增長導致墨西哥移民選擇傳統方式跨境的概率減少，而圖三呈現出他們日益轉向尋找跨境走私者的服務來實現非法移民（新方式）。圖四體現出邊境政策收緊會導致移民支付給走私者跨境的酬金越來越多。換言之，移民行為並沒有因邊境管制變嚴格而顯著降低，反而通過支付給走私者更多服務費（以及開拓新跨境地點）來降低失敗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實線通常代表實際數據，而虛線代表模型中利用年度邊境巡邏撥款來預測的移民概率、移民成本等等。兩者緊密重合，說明模型的解釋力特別高，模型的估計結果確實能夠有效和準確預測現實情況。同理，圖五仍然表明模型預測和現實情況非常貼近。但圖五體現出邊境管制力度增大其實並沒有顯著增加非法入境被捕的概率。也就是說，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管得越嚴，降低的只是傳統方式的非法入境。而對移民的影響，不過只是選擇新的地點入境和新方式入境罷了。

圖七體現的結論和圖五相仿，虛線也就是邊境巡邏撥款所預測的移民非法入境概率在1990年後基本無關，也就是說收緊邊境的管制政策並沒有任何明顯效果。而移民減少卻和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相關，說明近年來這種下降和墨西哥社區內有移民意向的人平均年齡有關，而不是邊境管制導致的。

圖八和圖九回答了「為何邊境越關移民越多」的問題。圖八體現出邊境管制收緊雖然沒有導致流入移民減少，但卻導致迴流墨西哥的移民明顯減少。因為邊境收緊了，跨境成本增大了，已經入境的移民不敢回家，所以久而久之在美國各地成家定居。這樣，政策把短期雙向流動變成了一種定居性行為，反而導致了非法移民人口凈增加。

圖九體現出如果邊境巡邏撥款力度維持在1986年水平不變，非法移民將會比現有數量少400萬。因此，邊境收緊措施與其說真正在限制移民，不如說是一種政治表演。

編譯｜蘇志翔

審核｜Anders

終審｜李致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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