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年里，成千上萬的波多黎各人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這被稱為該島的「大遷移」。許多匆忙飛往北方幫助大陸收割的農場工人，被用改裝過的軍用貨機運送過來，機上安裝了固定在地板上的木凳或草坪椅。島上絕大多數移民都買了飛往紐約的6個小時的商業航班的機票，相信好工作和更好的生活正等着他們和他們的家人。
雖然一些農業工人最終被吸引到農場作業附近的城市，但島上約85%的戰後人口是移民。根據紐約城市大學波多黎各研究中心的數據，他們是來自美國領土並在紐約市定居的公民。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大量移民湧入，使該市的波多黎各人口增長了近13倍，從7萬人增至近90萬人。
這都是美國和波多黎各政府協調計劃的一部分，他們希望緩解戰後大陸的勞動力短缺，同時努力緩解該地區極度貧困的狀況。
二戰後，這座不斷發展的大都市需要更多的工人，而東北部和中西部的農場也需要勞動力。與此同時，波多黎各無法完全養活它的人口。該島的經濟復蘇計劃「引導行動」專註於從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使許多工人受到冷落。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是什麼?積極促進移民，迫使三分之一的人口北上。
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的歷史學家和教授弗吉尼亞·科羅爾說:「為了實現這一切，人們鼓勵移民，在波多黎各實行絕育以限制家庭規模。」科羅爾著有《從殖民地到社區:紐約市波多黎各人的歷史》。「而美國，尤其是紐約，開始提供工作機會。」
實施「引導」的影響
波多黎各在1898年美西戰爭後成為美國領土，當時西班牙將該島割讓給了獲勝的美國。但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美國糖業公司買下了當地居民賴以為生的農田後，波多黎各人的生活開始惡化。相反，他們開始幾乎完全種植用於出口美國市場的經濟作物甘蔗。
島民不僅失去了當地的食物來源。因為甘蔗種植有長達四個月的淡季，被人輕蔑地稱為「死季」，工人的工資大幅下降。家庭陷入了更加殘酷的貧困。
波多黎各第一任民選州長路易斯·穆諾茲·馬丁敏銳地意識到工人們在單一的經濟作物中面臨的挑戰，他在1948年競選活動中給予波多黎各聯邦政治地位，這發生在1952年。在美國的幫助和批准下，他制定了「引導行動」的框架，旨在幫助改善波多黎各人的生活。
在一段時間內，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成功。隨着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轉變為現代的工業經濟，波多黎各的總體生活水平提高了。在慷慨的稅收優惠和新的廉價勞動力的誘惑下，美國公司在該島開設了數百家工廠，生產從紡織品、服裝到石油化工和製藥的各種產品。根據科羅爾的數據，從1954年到1964年，人均收入翻了一番，預期壽命增加了10年，入學率大幅增加，出生率下降了5%。
招聘:農場工人和女裁縫
1950年6月1日:在聖胡安的格蘭德島機場，波多黎各移民農場工人登上一架專機前往美國，趕在7月20日的最後期限前抵達密歇根甜菜田。這是所謂的「農場升降機行動」的一部分，是載有數千名波多黎各工人的數十架包機之一。不幸的是，幾天後，其中一架飛機在北卡羅萊納海岸墜毀，半數乘客遇難。
但是，隨着旅遊經濟的發展，新工廠不能為每個人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大遷徙成為了緩解壓力的安全閥。
大約2萬名被僱傭為合同工的農場工人前往東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區。政府開展了密集的運動，承諾提高工資，每年都激勵成千上萬的人離開農村，前往島上的城鎮，然後飛往北方。波多黎各政府積極促進了這種移徙模式，方法是建設其航空運輸基礎設施，加強學校的英語教育，並促進與大陸簽訂農業勞動合同。有些移民獨自長途跋涉來碰碰運氣，把錢寄回家;其他人去了，然後派人把他們的家人叫來。
波多黎各經驗豐富的針線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製作服裝以對抗德國對亞麻布和服裝的封鎖，在大遷移期間特別受歡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期間，許多獨立在家工作的女裁縫成為了該島第二大產業的支柱。1945年後，波多黎各和紐約繁華的制衣區的新紡織廠急切地尋找他們的勞動力。
在紐約市，波多黎各人發展了他們的社區。小雜貨店和刨冰小販突然出現在社區里，現在擠滿了在工廠、碼頭和服裝區工作的新來者。曼哈頓的西班牙裔哈萊姆區成為波多黎各的商業、娛樂和政治中心。波多黎各家庭也住進了下東區被稱為Loisaida的破舊廉租房裡，德國人、意大利人和東歐猶太人已經從那裡搬走了。
人口控制與歧視
在幫助波多黎各實現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女性所承受的壓力發生了一些潛在的變化。美國和波多黎各的經濟發展官員指責「人口過剩」造成了該島極度貧困。媒體、學校和節育診所的社會和健康運動強調，只生兩個孩子並堅持工作是通往中產階級的一條道路。
產後絕育，被稱為「la operación」或「手術」，在戰後的幾十年里是合法的，頻繁的，強烈鼓勵的。批評人士說，在20世紀50年代首次大規模的口服避孕藥人體試驗中，貧窮、沒受過教育的波多黎各婦女被用作小白鼠。
在紐約，這個城市的政治階層和媒體當時陷入了針對種族隔離和歧視的日益激烈的鬥爭，他們把目光集中到了「波多黎各問題」上。1948年，《紐約鏡報》專欄作家李·莫蒂默和傑克·萊特譴責那些「患有先天性熱帶病」的粗糙農民是「蝗災」，呼應了這座城市精英們的觀點。他們宣稱波多黎各人「沒有技術，沒有受過教育，不會說英語，幾乎不可能融入這座由石頭和鋼鐵組成的活躍城市。」
在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大聲呼籲種族和社會公正，催生了新一代的「紐約爾人」，他們成為了激進主義的新力量。1964年，約1800名波多黎各人在布魯克林大橋上抗議，要求為他們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
由街頭幫派轉變為公民和人權組織的青年領主紐約分會在1969年的「垃圾攻勢」中開展了大眾教育運動，促進社區權力，並在街頭焚燒垃圾，以抗議埃爾巴里奧的垃圾收集服務不合格。
亨特學院波多黎各研究中心發展與對外關係助理主任卡洛斯·瓦爾加·拉莫斯說:「所有這些孩子都在質疑我們在美國的社會狀況，他們開始採取更積極、更自信的姿態來面對他們所面臨的狀況。」
瓦格斯·拉莫斯補充說:「他們問，『為什麼我們如此被恨?為什麼我們這麼窮?』他們說:『不。我們不會接受這些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