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在於持續的美元高估，美元高估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平衡，而美元高估的根源在於全球範圍內對儲備資產的低彈性需求。作為全球的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有三大特徵：一是更加便宜的融資成本（並非可以用持續低成本借貸，而是可以在不推升收益率的情況下借得更多）；二是更加昂貴的本國貨幣（美元高估）；三是有能力通過金融體系來實現安全目標。
由於匯率是兩個國家之間貨幣的比價，因此很多人認為美國政府沒有工具來單邊地應對匯率高估，這是錯誤的，關稅就是工具之一。提高關稅的實質在於讓其他國家分擔美國提供全球儲備資產的成本。
第一屆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帶來了財政收入，而其對國內物價的影響則被其他國家的匯率貶值所對沖，對美國帶來的負面影響很小。例如，儘管美國將中國的關稅提高到20%，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貶值超過10%，這使得對中國加征關稅基本上沒有帶來美國物價上升。預計在特朗普政府第二個任期內，中國政府仍將通過本幣貶值來對沖關稅上升。
由於中國目前房地產市場存在泡沫，一旦加征關稅導致人民幣兌美元顯著貶值，這就會加大中國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導致出現更大規模資本外流，這將對中國經濟構成嚴重打擊。上述風險會限制中國對美國的關稅要求做出強硬反應。此外，為了降低對中國加征關稅對美國自身的潛在不利影響，美國應該逐漸對中國加征關稅，例如每個月提高2%。
進入美國消費者市場是一種需要付費的特權，而不是天然權利。那些想進入美國安全傘的國家必須進入美國的公平貿易傘。要敦促其他國家共同提高對中國的關稅，創造一種多邊主義的關稅戰。如果歐洲國家對自己的國防進行更多的投入，這就能使得美國將資源更加聚焦於對付中國。
除關稅外，美國政府還可以通過多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貨幣策略來降低美國貿易與金融的不平衡。
多邊主義的貨幣策略是指美國與其他主要國家簽署新版本的廣場協議（所謂的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也即讓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同時顯著升值。與此同時，為了降低美國政府的還本付息壓力，要敦促這些國家將持有的美國國債轉換為美國政府發行的超長期債券（例如低息或無息的百年國債）。為了降低這些國家持有美國超長期國債可能面臨的流動性問題，美聯儲可以與這些國家簽署流動性互換。為了敦促這些國家同意新的貨幣協議，必須通過先增加關稅來提高談判籌碼。
單邊主義的貨幣策略有二。一是啟用卡特總統時期提出的「國際緊急經濟力量發展」（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對美國國債的外國官方持有者徵收使用費（user fee），形式可以是預扣這些投資者獲得的利息收入的一部分。這種使用費不是稅收，因此不會破壞國際稅收協定。這種使用費也不是資本管制，因為它不對私人投資者徵收，只對主權投資者徵收。更加漸進的做法是只對新發行的美國國債徵收，而不對存量美國國債徵收。不同國家的費率可以是它們與美國之間雙邊關係的函數。如果美國對其他主權投資者投資美國國債收費而引發市場震蕩，美聯儲應該介入以穩定市場。二是美國也可以積累外匯儲備。通過購買其他國家的貨幣，實現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貶值。
海湖莊園協議的另一版本則可以是，其他國家通過在美國進行直接的產業投資來降低關稅。
二、對米蘭報告的初步評價
目前很多人將米蘭報告（miran』s report）等同於海湖莊園協議（mar-a-lago accord）。但如上所述，米蘭報告的內涵要比海湖莊園協議更為豐富。米蘭報告的全稱是「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的用戶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是由hudson bay capital於2024年11月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而stephen miran也是該公司的前高級戰略分析師。米蘭報告的主要內容和深層邏輯可以參見本文第一部分，而海湖莊園協議僅是該報告中用於降低美國貿易失衡的多邊主義貨幣策略，除此之外，米蘭報告還提及了關稅、ieepa和積累外匯儲備等其他策略。
米蘭認為，美國從與中國的第一輪關稅戰中獲得了實惠。一方面，徵稅提高了美國的財政收入；另一方面，由於人民幣兌美元貶值部分抵消了關稅上升，因此美國的通貨膨脹並未明顯提升。米蘭還想當然地認為，這一邏輯將會在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內繼續生效。此外，米蘭認為，由於中國房地產泡沫高企，一旦中國政府再通過人民幣兌美元貶值來應對美國加征關稅，這將會導致中國房價大幅下跌、投資者避險情緒高漲，因此出現大規模資本外流，這將會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以及中國金融市場動蕩。
遺憾的是，米蘭的上述分析中忽略了以下事實。
首先，在特朗普2.0的關稅衝擊之前，在「房住不炒」的調控措施下，中國房地產市場已經主動進行了調整。各線城市房價已經明顯回落，近期已經出現明顯的企穩跡象。隨着新一輪穩樓市政策的出台，中國房地產市場有望儘快止跌企穩。
其次，在本輪貿易戰背景下，中國政府不會採用讓人民幣兌美元顯著貶值的方式來對沖關稅壓力。一方面，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並不存在大幅貶值的基礎；另一方面，通過本幣大幅貶值來應對關稅衝擊並不現實，也具有較大的潛在風險。
再次，與第一次貿易戰爆發時相比，中國政府與中國出口企業已經做了多年準備，中國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顯著下降，中國企業的全球布局已經今非昔比。
第四，中國政府已經將提振消費與擴大內需作為當前經濟工作的重心。在宏觀政策方面將會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進行應對。在資產價格方面，也將穩樓市與穩股市作為當前重點工作。在這一背景下，貿易戰雖然仍將對中國經濟增長與資產價格構成一定衝擊，但衝擊將是有限的，而且能夠得到有效對沖。
第五，雖然貿易戰充滿不確定性，也註定是艱難的，但中國已經做好了打持久戰的準備。更重要的是，中國企業與人民已經同仇敵愾，統一了對美鬥爭的認識。特朗普政府反覆無常的做派讓人認識到，如果讓步，對方必定是得寸進尺。唯有堅決鬥爭，才能打出談判與合作的空間。
第六，米蘭也忽視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開展合作來共同對抗美國的可能性。美國越是倒行逆施，中國越是會加快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開放合作。中歐之間有望重啟雙邊投資協定的談判，雙邊關係有望顯著回暖。米蘭報告提出的若干舉措都是損人利己，不得人心的。在維護全球自由貿易秩序方面，中國將是得道多助，有機會全方位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間。
第七，無論是徵稅還是所謂的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貨幣策略，都會顯著損害美國作為全球市場提供者與全球儲備貨幣發行國的聲譽，都會顯著降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以及美國國債的全球安全資產地位。前段時間出現的美股、美債、美元三者齊跌就是明證。如果美國在孤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那麼國際貨幣體系就到了加速演變的時間窗口，人民幣國際化就出現了難得一遇的外部機遇。我們應把握這一機遇，加快推動人民幣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計價結算、加大向境外提供人民幣安全資產的力度、加快推動人民幣跨境清算結算基礎設施建設。如果籌劃充分行動迅速，人民幣的國際地位有望在未來幾年內實現躍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