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末，漁業法修訂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已公開徵求意見， 1月23日為徵求意見最後一天。
漁業與公眾日常生活有着緊密關聯，比如，漁獲物的管理，直接關係到消費者餐桌上的海鮮食品安全問題，同時也關聯到非法捕撈的防治問題。後者破壞海洋生態，影響海洋生物多樣性，最終也將影響人類社會。
草案也關注到漁獲物的管理問題，提出鼓勵實行「漁獲物可追溯管理」，也就是記錄漁獲物從捕撈到銷售等全過程信息，確保供應鏈上各個環節相關信息做到可追溯，防治非法捕撈以及非法漁獲物流入市場。
但有業界人士認為，「鼓勵」這一表述在實踐中的執行效力不足，建議將「漁獲物可追溯管理」作為剛性制度寫入草案。
2024年9月5日，在榮成市成山鎮一處漁港，漁民分揀漁獲。開海後滿載漁獲歸來的漁船陸續歸港停靠，漁民們忙着分揀裝運各類漁獲，銷往各地海鮮市場。 新華社發
漁獲物追溯制度可保障食品安全
漁獲物追溯制度是指通過記錄漁獲物從捕撈、加工、運輸到銷售的全過程，包括捕撈船隻、捕撈時間、地點、漁獲物品種和數量等信息，確保每一批漁獲物都能追溯到源頭。
這一制度能有效保障食品安全，防止過度捕撈、濫捕及非法捕撈，增加行業透明度，有助於打擊非法交易。目前，歐美、日本、澳大利亞等多個國家已實施該制度。
中國暫未推行漁獲物追溯制度。不過2019年，農村農業部密集出台與漁獲物管理有關的政策。
2019年1月21日，《農業農村部關於施行漁船進出漁港報告制度的通告》提出多項舉措監管漁獲物，如以漁港為抓手，通過「港長制」，監管檢查進出港漁船和上岸漁獲物，推行漁獲物可追溯綠色標籤管理，發揮定點漁港在漁獲物可追溯管理中的關口作用；加強與市場監管部門的協作配合，嚴控非法捕撈水產品進入流通環節。
同年4月20日，《農業農村部辦公廳關於組織開展漁獲物定點上岸漁港申報工作的通知》，對進港報告內容要求包含漁獲物的品種和數量等信息；
同年7月3日，農業農村部答覆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相關建議時稱，明確將加大漁港建設投入，建設漁獲物可追溯體系；將爭取儘早出台《關於加快推進漁港振興的意見》。但截至目前，上述文件暫未出台。
2019年的漁業法修訂草案邁出更大一步，將上述制度作為硬性制度納入草案，新增第三十六條「國家對大中型漁業船舶漁獲物實行定港上岸和可追溯制度」。不過2019年草案尚未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和批准，沒有成為正式法律。
據介紹，此次修訂的漁業法草案在2019年草案基礎上作進一步修改，也提到 「漁獲物可追溯管理」制度，但從2019年的硬性要求變為「鼓勵」這一表述，第五十四條顯示，「國家鼓勵實行漁業船舶在指定港口靠泊卸載漁獲物和漁獲物可追溯管理」。
綠色和平海洋項目主任黃珊認為，"鼓勵"這一表述力度不夠，建議參照2019年漁業法意見徵求稿中的相關內容，將其改為強制性規定，在已有的工作成果基礎上，添加具體管控措施，打擊非法捕撈，加強對漁業資源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
黃珊介紹，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推行漁獲物可追溯管理，並引入數字化技術，例如，浙江台州市和玉環市嘗試通過 「漁港通」app，記錄漁民捕撈信息，生成的二維碼將成為漁獲物合法性標誌。
2024年12月17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洛舍鎮東衡村，村民忙着捕獲、分類、裝運鮮魚，一派豐收的繁忙景象。當地進入冬季捕魚季，養殖戶抓緊捕撈供應節日市場，豐富百姓餐桌。 新華社發
啟用漁具准用目錄，防治非法捕撈
據了解，現行漁業法自1986年實施，經歷2000年、2004年、2009年和2013年多次修訂，已在保護漁業資源、促進漁業發展和保障生產者權益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隨着漁業發展形勢的變化，漁業法逐漸暴露出一些不適應新需求的問題，亟需修訂完善。
本次漁業法修訂的一大亮點是，漁具管理由原來的「禁用目錄」改為「准用目錄」。草案規定，禁止製造、銷售或使用未列入「准用目錄」的漁具。這一舉措嚴格限制漁具的使用，有助於防止非法捕撈和過度捕撈。
目前常見的禁用漁具，包括破壞海床結構的拖網漁具，這種漁具通常由一艘漁船和一條大網組成，尤其是底拖網，能破壞海床生態結構，摧毀珊瑚礁、海草床等重要棲息地，也可能誤捕大量非目標物種，包括幼魚和瀕危物種，破壞生態平衡，嚴重影響海洋資源可持續性。
1986年制定的漁業法，明確禁止使用禁用漁具。2003年，農業部（現「農業農村部」）就規定了漁具的最小網目尺寸。為適應新型漁具的不斷更新，2009年農業部編製《全國海洋捕撈漁具目錄》，將漁具分為準用、禁用和過渡三類。
2013年，農業部正式發佈海洋捕撈漁具最小網目尺寸制度，將漁具分為準用與過度兩大類，並在《關於禁止使用雙船單片多囊拖網等十三種漁具的通告》中列舉禁用漁具種類。
時隔十餘年，漁業法再次迎來修訂，並將禁用漁具制度被改為準用目錄製度，即明確哪些漁具是允許使用的，其他未列入目錄的漁具不得使用。
綠色和平海洋項目經理周薇認為，這種「正面清單」管理模式，比原來的「負面清單」更加有效，不僅便於執法監管，也有助漁民清楚知曉可用漁具，能夠促進漁具使用規範化，防止非法捕撈。
由於漁具種類繁多且更新迅速，全國漁業執法力量無法與之配套，現行執法存在一定困難。例如，福建省海洋與漁業局在2023年工作總結中表示，部分基層漁業執法隊伍人員編製不足、人員流動性大、執法工作難以做到專業細緻。
因此，黃珊認為，使用准用制度可以簡化執法工作，提升管理效率。同時，為了應對這一挑戰，政府正在推動數字化執法，建立漁政數據庫，幫助執法人員更好履行職責。
在德清縣洛舍鎮東衡村，村民搬運冬捕的魚。 新華社發
明確涉漁「三無」船舶定義，規定違法行為處罰措施
漁業法草案的另一大亮點是，明確涉漁「三無」船舶的定義，並規定違法行為的處罰措施。
所謂涉漁「三無」船舶，是指沒有船名船號、漁業船舶證書、船籍港的船隻。草案規定，這類船舶禁止從事捕撈活動，並對違法行為進行處罰，包括沒收漁獲物、違法所得、漁具和船舶，最高可處以船舶價值兩倍的罰款。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史耀斌指出，雖然中國在治理「三無」船舶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涉及漁民的生計問題，不能僅僅通過禁令解決，應該採取綜合措施，並考慮到漁民的就業和生活保障。
因此，建議增加過渡期管理，對涉及漁民生計、符合安全條件的非經營性自用「三無」船舶，實行過渡期管理，並鼓勵船員轉行或轉產，明晰各級政府相關部門的工作職責。
此前，已有地方出台相關過渡期規定。如海南2023年底發佈《海南自由貿易港「三無」船舶綜合治理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家庭自用船舶申請備案，並享受過渡期管理。
此外，針對草案中的處罰措施，一些人士建議應明確罰款下限，以避免處罰不公，確保違法成本足夠高，從而有效遏制破壞漁業資源的行為。
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計量科學研究院院長方向指出，草案第六十五條到六十七條等一些條款未設置行政處罰的罰款下限，容易導致行政執法出現「重拿輕放」情況，達不到懲戒、威懾違法行為的應有效果。
采寫：南都記者郭若梅 發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