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至29日，秘魯總統迪娜·埃爾西利婭·博魯阿爾特·塞加拉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其間足跡遍布深圳、上海、蘇州、北京等地。
首次訪華，博魯阿爾特為中國在新能源轉型、基礎設施創新等領域的表現驚訝連連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拋出橄欖枝——幫秘魯吸引更多中國投資，是其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從地理位置看，秘魯可能是距中國最遙遠的國度之一。但在經貿領域，中國已連續九年成為秘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出口市場，中秘貿易總額占秘外貿總額的1/3；雖然中秘兩國2019年才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但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首鋼集團、中石油等中國企業就已開啟在秘魯的第一輪投資熱潮。而在其他領域如民間交流，中秘間的淵源更是橫亘數個世紀，兩國是跨越太平洋的「老鄉」。
為何有越來越多的秘魯人宣稱自己有中國血統？中資企業投資秘魯，面臨哪些風險和挑戰？紮根秘魯30餘年，中企又積累了哪些應對經驗？圍繞相關問題，觀察者網和1995年抱着一台電腦抵達秘魯，並堅守文化傳播近半甲子的《今日中國》雜誌秘魯代表處負責人、《公言報》總編孟可心進行了對話。
孟可心（右一）與秘魯友人合影
【文/觀察者網 李泠】
觀察者網：因中國和秘魯相距遙遠，很多中國人對秘魯這一國家比較陌生，不少人甚至連「秘魯」這一國名都常讀錯。而秘魯對於中國，我注意到兩個數字：一是今年是華人移民秘魯175周年；二是據秘方統計，有中國血統的秘魯人近300萬，約佔全國總人口的10%。您在秘魯工作、生活近30年，就您的接觸和了解，在中秘民間交流中，不同年代前往秘魯的中國人群體大體有何不同？
孟可心：1849年11月秘魯國會通過「華人法」，其主要目的是招募華工來從事墾荒、築路等工作。早期到達的華工幾乎都是男性，社會地位低下。100多年來，中國人靠着勤勞和智慧，從第二代華裔開始就融入到秘魯的政治、經濟社會中。如今在秘魯的政界、軍界、商界、教育界、科技界都有華人身影。華裔在政界最高出任過總理之職，也有做過省長，先前有數位秘魯駐華大使都是華裔。
隨着中國的發展開放，如今的新移民從事的行業越來越多，知識水平也越來越高。大概從2000年開始，當地華文報紙的招聘廣告中可以看到，從旅行社、軟件設計到翻譯、人像攝影，各種各樣。許多新華僑更是緊跟經濟形勢，生意從建築到養殖、特殊加工，哪行賺錢做哪行。
秘魯卡亞俄港矗立着的華人抵達秘魯紀念碑（圖/新華社）
觀察者網：我注意到您的一些文章有提到，甚至第六代的華裔秘魯人都會向您詢問尋根事宜。現在這種情況普遍嗎？
孟可心：這種情況在近年來確實越來越普遍了。過去，當中國國力較弱時，很多華裔秘魯人，尤其是那些在政府工作或從政的，往往不願意提及自己的中國血統。隨着時間的推移，尤其是最近二十幾年來中國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許多華裔秘魯人開始更加自豪地宣稱自己的中國血統，比如說自己有1/4或1/8中國血統，並渴望了解自己的根源。
秘魯每年7月都會舉辦利馬國際書展，我參加了12年。在書展上，我經常會遇到許多華裔秘魯人，他們都非常認真地向我諮詢有關尋根的問題，表達了對自己根源的渴望和好奇。
這些來尋根的人中，從名字的發音可以看出大部分人祖籍地是廣東，但具體是廣東的哪個地方，就不知道了。因為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的文化水平較低，絕大部分也不會講西班牙語，也因此，他們在傳承姓氏時鬧出很多笑話。例如，那些一二代移民剛上岸過海關時，登記人員問他們姓名，他們不會說西語，就撿起一片樹葉說「我姓這個」，海關就寫「hoja」，實際他姓葉；還有讀音相似的，比如「梁」姓就寫成了西班牙語中的「leon」；再或者將姓氏和名字一起按照廣東話的發音寫下來，造成了混淆。
實際上，有中國血統的人在秘魯人口中的比例大約佔10%到15%，其中很多人已經融入了秘魯社會，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方式也更傾向於秘魯化。
觀察者網：考慮到中國血統在秘魯大約佔1/10的比例，屬於少數群體，我想了解主流社會對中國持怎樣的印象，以及他們了解中國的渠道有哪些？
孟可心：隨着網絡和通訊的發達，現在秘魯人通過各種渠道了解中國。一方面是通過報紙媒體，尤其是一些政要等社會地位較高的人士會關注當地主流媒體的報道。另一方面，年輕人更多通過網絡社交媒體獲取信息，如tiktok、facebook等，這些平台也在逐漸影響他們的觀點。此外，我們的中央電視台有西語頻道，同時我所在的機構《公言報》以及《今日中國》西語版雜誌也在進行推廣。
在秘魯伊卡省馬爾科納市的漢語課堂上，兩名學員練習漢語對話（資料圖/新華社）
觀察者網：因歷史、語言等因素，海外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主流媒體報道往往會受到西方觀點影響，從而對中國持有一些負面印象。您提到秘魯當地精英人士會通過當地媒體報道了解中國，這是否會導致他們也對中國產生負面印象？
孟可心：作為從事媒體工作的人，尤其是中文媒體，我對此深有體會。因此，我會通過whatsapp與許多議員、政府人士保持聯繫，並會主動推送有關中國的信息給他們。像一些關於中國科技方面的短視頻，經常能一傳十十傳百地迅速傳播開來。在對秘傳播方面，咱要主動去推廣、維護，再慢慢做到「潤物細無聲」。
同時，我也注意到我們中國在西語新聞方面的宣傳力度還不夠，相比英語，西語的新聞資源要少很多。我建議國內適當增加對西語資源的投入，因為西語市場同樣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觀察者網：這次博魯阿爾特總統訪華，看其行程安排相當重視經貿交流，也會宣講「秘魯的投資機會」。鑒於首鋼等中企在秘魯已有30年左右的投資歷史，您若被國內企業諮詢進軍秘魯市場的風險，您會提醒他們注意哪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風險？
孟可心：首鋼秘鐵，是最早來秘魯的國有企業之一，走了很多彎路，慢慢地摸索出一套生存之道。實際上，在秘魯投資的中資企業，都經歷了一定的挑戰，每家企業都可能面臨勞資、堵路、社區、環境等問題。總體來講，這些都還算是小事情，每家企業也都有自己的解決方案，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
工人駕駛工程車輛在採礦場內作業（資料圖/新華社）
比如，在秘魯，超過一定人數的企業必須成立工會，這是法律規定的。工會主席由工人選舉產生，並由工人出資支持，因此工會領導需要為企業工人謀求福利，他們會與企業談判各種條件。有中企經常面臨罷工的問題，一年至少來一兩次。而在秘魯，有的罷工是國家法律允許的，比如罷工三天，得到政府的批准，要是超時，那他們就違法了。因此，這些中企找到了應對之道，如當工人罷工時，他們就進行「設備維修」，讓工人放假或參與維修工作。
此外，過去工人要求漲工資時，中企可能沒有精確到小數點後幾位；現在企業會更較真，一點點地摳細節，細緻到幾分幾厘。這會讓工人感受到企業對於漲工資是認真的，反過來也會讓工人更認真地對待談判漲薪這事。
我多說幾句，中資企業在秘魯的管理要接地氣。秘魯人或其他南美人有自己的生活習俗，如周末與家人團聚、周日去教堂做禮拜等。企業不能強制他們加班，而是要尊重這些習俗。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企業在與秘魯人打交道時，尤其是語言溝通不暢時，可能會顯得急躁或態度不好。比如我有看到一些企業管理層平時行為方式比較粗線條，甚至會在交流時用上中國話的國罵，秘方員工雖然聽不懂，但他看錶情也能看懂。
這些是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在秘魯，同事或上下級之間通常相對客氣，我們需要尊重並遵循這種文化。在處理問題時，我們應該一一列舉事實，明確如何處分，而不是破口大罵，這解決不了問題。
回歸到風險應對上，值得一提的是，秘魯有一個中資企業協會，其中包括能礦、基礎設施等行業協會。大家會交流和分享經驗，這對在秘中企來說也是非常有益的。
此外，秘魯還有一個秘中商會，其影響力越來越大。這個商會成員涵蓋了中資企業和華裔企業，如五礦、中鋁、首鋼等，同時還囊括了一些秘魯著名的大型企業。在遇到困難時，如五礦曾遇到的堵路問題，秘中商會能夠站出來為其發聲，這引起了政府和媒體的關注，並幫助解決問題。
著名愛國僑領何蓮香曾任秘中商會總經理，老人於今年3月14日逝世，享年98歲。
因此，我認為利用當地商會和民間組織來為我們中資企業發聲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當然，我們也要遵紀守法、按章辦事，有理有據地解決遇到的問題，無論是通過政府、民間協商還是其他途徑。
觀察者網：總結您剛剛的回答，由於行業不同，中企在秘魯可能遇到的風險和挑戰各不相同，相應的解決方式也不盡相同。重要的是，中企可以形成合力，「抱團出海」；出現問題時，我們也有許多解決渠道，所以不必過於擔心。
孟可心：是的。
觀察者網：除了您上述提到的具體的「小問題」外，大家可能也尤其關心近年來秘魯政局多變帶來的風險。自2018年以來，秘魯已經產生了六任總統，這種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對在秘魯的中企經營有哪些具體影響？
孟可心：確實，政治不確定性是一個大風險。從大的政治環境來看，這種不確定性不僅影響中資企業在秘魯的投資，也影響其他國家在秘魯的投資。每當新總統上任，都可能帶來新的政策或想法，這會讓投資者感到不安，乃至望而卻步。而中資企業需要適應這種環境。在秘魯，企業和政治環境是相互影響的，但政策也多有一定的延續性。
對於已經在秘魯的中資企業來說，要走穩，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先好好地觀察。對於這些，在秘魯多年的中資企業其實也都有豐富的經驗了。
在秘魯伊卡省馬爾科納的首鋼秘鐵聖胡安生活區拍攝的員工住宅（圖/新華社）
觀察者網：近年來，我們注意到秘魯有部門取消了一些中資企業中標的基礎設施項目。這是否意味着中企在秘魯遭遇的反對或批判聲音在增加？
孟可心：從我個人的觀點來看，中資企業在秘魯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確實越來越活躍，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這些企業在進入秘魯時，都是相對獨立的集團公司，它們之間也存在內部競爭。這種競爭可能導致一些違規現象的出現，但我相信大多數企業在競標時都會嚴格按照秘魯的法律行事，不會去搞下三濫的小動作。因為在秘魯，一旦發現有違規行為，企業會受到嚴厲的處罰，這是每一個在秘魯的企業負責人都承受不起的。
觀察者網：可不可以反過來說，那些被取消中標的中資項目，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違規操作？
孟可心：這也不一定。比如，大部分中資企業來秘魯後，會因沒有牌照而選擇掛靠一家當地的小型基建公司。這種情況下，如果掛靠的秘魯公司出現問題，比如無法承包大型工程或與中國合作方產生矛盾，都可能導致中資企業的項目被取消。這更多是由於經驗不足和合作問題導致的，而非普遍性的違規操作。
觀察者網：在政治風險方面，不少企業可能還擔心，左翼政黨上台，是否會將涉及國家戰略資源的領域重新國有化？畢竟南美已有一些國家正加速推動能礦國有化進程，秘魯國內也不乏相關聲音。
孟可心：關於這一點，包括中鋁、首鋼、五礦在內的大型企業在秘魯收購銅礦等資源時都會簽署法律文件，這些文件在秘魯法律框架下具有約束力，不可能輕易改變。
比如，中遠公司在錢凱港的建設中，其獨立經營權在三年前就簽好的合同中有明確規定。秘魯交通部下的港務局一度反悔，說合同不合理，中遠就向國際法庭提告了。後來秘魯國會通過兩次投票，重新確定了中遠在錢凱港的30年獨家經營權。幾天前，秘魯交通部也主動取消了對中遠的訴訟。說白了，這事兒更像是一場政治秀。
中遠海運秘魯錢凱碼頭項目效果圖
也就是說，只要中企在秘魯依法行事，就能獲得相關法律的保障，這點大家可以放心。
法律沒辦法保障的，如具體的社區問題。要是遇到社區堵路，就得靠企業去溝通協商。在這方面，政府的態度和作為至關重要。
比如有的政府不作為，甚至跟社區曖昧，私下縱容乃至慫恿社區去堵路，讓他們跟企業要錢。所以在兩年前，很多外國大型礦業企業都停工停產了。這現象在秘魯是很少見的，因為礦業是秘魯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而有作為的政府，會在處理社區問題上表現出更積極的態度，通過協商和溝通解決合理合法的訴求；如果訴求不合理不合法，政府會採取法律手段。因此，現在堵路的現象得到了緩解。
中國國內的民眾一聽到中企遭遇堵路，可能會聯想到是不是有美國等其他國家在背後操縱。對於錢凱港，美國是有些小動作，像港口獨家經營權這事背後也有美國人的影子；而遭遇堵路等事，實際上智利、美國企業在秘魯的礦業公司也都經常遇到。
觀察者網：近年來，中美之間的摩擦、競爭不可避免地對全球其他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影響，因此人們難免擔憂在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會因其中資身份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不過，從您的回答中，我感覺到在秘魯，大家還是會按照相對穩定的法律程序來辦事，雖然中間也會有些類似錢凱港這樣的風波。
孟可心：是的，秘魯相對還是尊重法律的。但我也必須指出，有些搞基建的中資私營企業可能會通過搞擦邊球或採取一些小動作來拿工程，這往往會導致後續問題並使得項目無法順利進行。這主要是他們自身的問題。而我們的大型國有企業完全不同，絕對是依法按章辦事，且合同都要簽得明明白白。
實際上，當下中資企業在秘魯的一些項目，對秘魯而言至關重要。
近年來，秘魯經歷了新冠疫情的衝擊，政治局勢也不穩定，總統6年來換了6個，每個內閣部長似乎都做不滿三個月，最快幾天就下去了，此外貧困率和失業率也居高不下。在這種背景下，中遠在秘魯建設的錢凱港項目，成為秘魯少有的可以拿得出手的一張亮麗名片——這個項目在短短三年內就初具規模，並將於今年11月剪綵後正式運營。明智的政治人物都知道，錢凱港已成為秘魯經濟的重要引擎，今天我看報紙還說「錢凱港是秘魯的未來和期望」。
前幾天美國也說了，要在秘魯南部建一個比錢凱港更大的港口。我們採訪了秘魯的不少政界人士，他們都說秘魯不搞歧視，也沒什麼限制，歡迎各國前來投資。實際上，大家都心知肚明，美國現在並沒有搞基建的實力，美國自己國內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的一座大橋3月被撞塌，港口最近才重新開放。
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橋因船隻撞擊坍塌（圖自社交媒體）
順便說下，當前秘魯的整個政治環境對中國還是相當友好的。秘魯國會通過錢凱港獨立經營權方面的投票、支持現任總統訪華、前陣子通過一個法案確定將每年2月1日定為秘中友誼日，這些都是證明。
關於錢凱港，我再同你分享一點。錢凱港的建設，使得佔40%股份的合作方的相關股票市值大漲，至今翻了好幾倍。而且，買錢凱港股票的大部分是年輕人——因為秘魯人不太有錢，年輕人更是沒錢，所以很多隻買一兩千到一萬索爾（註：截至發稿，1秘魯新索爾約等於1.9元人民幣）。但這點也足以證明，秘魯的年輕人對錢凱港寄予很高的期望。
觀察者網：以往我們中企出海，優先關注經濟效益，後來慢慢也注意到對當地的社會責任，比如幫忙修修路、搞搞公益慈善活動，以便企業在當地運營得更順利；從企業本地化角度來看，您剛剛分享的信息，點出了一個更「高級」的方法，就是發放股票，把企業利益和當地人得利更直接地捆綁在一起。
孟可心：對的，社會責任與社會貢獻可以多種形式，利益高度捆綁，以股票代替現金形式，也是一種選擇，他們現在拿到價值100塊的股份，可能過幾個月或幾年後就能漲到幾千塊。而且，要知道，你發現金給拉美人，他們拿到手後吃吃喝喝就花完了，之後還會回頭繼續找你要。把企業利益和當地個體利益緊密結合到一起，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可以說，錢凱港的這一模式，不僅是對社會責任的履行，更是一種長期的、共贏的合作關係。它可能不一定適合每個「一帶一路」項目，但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與當地更好、更快融合的策略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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