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0年以來的17年間，日本有15人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難道我們與日本的差距真的在科研本身？Too young,Too simple！ 近年來，我國增加了相當大的投入在科學研究方面，在國際科技期刊發表論文數量其實已遠超日本。
問題的關鍵是：我國配置科研資源、評價科研成果有着很強的行政色彩，科研經費存在大量浪費，大量論文為應付考核、評價、晉陞而發表，缺少應有的創新價值。今日推薦陳傳席先生的文章《不要培養人格低下的知識分子》，或許會給我們一定的啟示意義。
不要培養人格低下的知識分子
作者 | 陳傳席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
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
1986年至1987年，我在美國一所大學任研究員，在一次華人聚會上，忽然有幾個人跑到我面前，熱烈地向我祝賀。我吃了一驚，他們也馬上停下來，「你是……」原來他們弄錯了。交談中才知道，當時有一位華人獲諾貝爾科學獎，大概叫李遠哲，長得很像我，「長相，年齡，氣質，風度……啊，他比你個頭還是稍矮一點。不過，太像了。」他們都是台灣人，在美國工作或留學，剛從廣播中聽到李遠哲獲諾貝爾獎的消息，而且李遠哲也正在這個城市，他自己也是聽別人告訴他自己獲諾貝爾獎的消息，後來又在廣播中得到證實了的。
原來，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得主事先一點也不知道。既不要自己像乞丐似地把自己科研成果一一上報，也不要填表，更不要自己吹自己的成果有什麼獨創和高明，更不存在拉關係、開後門等等，而是由有關專家提出推薦，且不通知科學家本人，再由權威專家評判，評判後，發佈消息，所以得主往往事先一點不知道。消息發佈後，大家向得主祝賀，得主當然也很高興，更十分光榮。
但如果要科學家自己上報、求獎，求人為自己發放諾貝爾獎，而且必須自吹自己的成果如何高明，同時還得貶低別人（同行）的成果，又是填表，又是上報，又是審核，等等，那麼，這位科學家還高貴嗎？人格還高尚嗎？他還有時間和心情去從事研究嗎？
陳傳席，還真與李遠哲有一點神似
諾貝爾的妻子是被一位數學家奪走的，諾貝爾為此十分傷心，所以，諾貝爾獎中不設數學獎。後來，國際某組織設立了世界數學獎（我忘記了具體名稱），相當於諾貝爾獎。上次得主是一位俄羅斯數學家，這位數學家埋頭數學研究，功力極深，但從不發表論文。如果在中國，他肯定不會被聘為大學教授，但俄羅斯一位大學校長還是聘請他為教授。這位數學家只把自己的研究結果掛在自己的電腦網上，絕對沒有向任何刊物投稿，他認為投稿有辱他的人格，他在自己研究成果前寫下一句話：「就是這樣的。」結果被國際權威機構評為國際最高數學獎。全世界轟動，他也無動於衷，繼續過自己平淡而緊張的研究生活。通知他去領獎，他一笑置之，拒絕去領獎。他的生活並不富裕，但有教授工資，能維持生存和研究也就夠了。
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高尚人格和骨氣，但不可能完全如此。比如當官的，下級必須服從上級，而且官員禮賢下士時，面對群眾、賢士，他應該表現出「處下」的風度，絕不可高傲。此外，為了鞏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也不得不（略去）；又比如一個乞丐向人乞討，他必須低下……
但知識分子必須有獨立人格、高尚的人品，特別是骨氣。
社會也應該尊重和維護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高尚人品，至少不能培養知識分子的「低下人格」，而現在很多規定就是培養人的低下人格。比如評獎，先發通知，叫人去看通知，然後按通知規定，把自己的著作或畫集上交，再填寫表格，自己認為自己的作品能得幾等獎，並講出自己作品的優點，比別人作品強在哪裡。一個知識分子，自己拿自己的作品去求獎，自己講自己作品如何好，而且還必須貶低同行其他人的作品，這人品就不會太高，還能有什麼格調呢？但不求獎也不行，因為每年都有大量著作、畫集出版，評職稱、評工作、入協會，都要得獎作品才算數。
這還不算，評獎時還要活動，打聽好誰當評委，好一一登門拜訪打招呼，是否送禮就不得而知了。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在某市辦一個書法展，原定好請一位名人出來講講話並剪綵，名人也答應「肯定來」，但到展覽前一天，名人告訴他：「不行了，有緊急事。我的作品要參加評××××獎，這幾天正要評，我得去活動活動。」「去活動就有希望，不去准沒戲！」他去活動了一個多星期，果然獎評到了。
爭着當評委，誰有權誰當評委主任、副主任，再由他挑選幾個和自己合得來的評委。評獎討論時，首先把自己的作品評上高獎，再評幾個關係戶，或自己朋友的學生……
真斯文掃地矣！
我建議，以後評獎也像評諾貝爾獎一樣，由有關部門找一批權威專家參與，由權威專家推薦，再評比。如果權威專家自己的作品也被另外權威推薦，那麼評到他的作品時，作者必須迴避。評好之後，再公布。這樣可以少折騰作者，不要讓他們為評獎到處兜售自己，到處拉關係，長此以往，知識分子人格降低而不自知，還以為是應該的。其實，每年出書出畫冊很多，但真正好的著作是十分少的，大家一提就知道的。現在，好書評不上獎，十分惡劣低下的書反而能評上獎，問題就出在人格高尚的人不願降低自己的人格去求人求獎，而人格低下的人本來寫不出好書、畫不出好畫，便到處求人拉關係，或者自己有權，獎便評到自己頭上，不是評獎，而是評關係、評權勢。
知識分子是社會精英、人群的典範，他們人格的高下決定社會素質的高下。所以我希望不要培養人格低下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要培養他們高尚的人品和人格，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捧着自己的作品求人為之評一個獎，這人格還不低下嗎？
明代朱元璋就是培養知識分子人格低下的一個皇帝，歷來「刑不上大夫」，而朱元璋對具有高尚人格的知識分子，或拍頰，或逮捕，或腰斬，或侮辱後殺頭，重用的都是那些俯首貼耳、人格低下的人。從明初始，知識分子的人格集體降低，直到五四運動，知識分子的人格才上升起來，到1957年「反右」，知識分子已無人格可言。
知識分子人格低下，整個社會人的素質必集體降低，中國人的素質之低早該注意了。我們不希望再培養人格低下的知識分子，因而在細節操作上都應該注意。
來源：小眾書坊（xiaozhongshufang）
拓展閱讀：
諾貝爾獎得主: 東亞教育浪費了太多生命
本文來源：公眾號「左思右想」。
中村修二認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東亞國家現代的普魯士教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
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里，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
要成為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一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作業，而是要像知識工作者一樣，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好學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自己知識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這就需要具有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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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研發藍光LED而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於2015年1月在東京的駐日外國記者協會舉行記者會，批評了日本的專利制度和整個東亞教育體系。他抨擊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稱大學入學考試製度非常糟糕，中國和韓國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標都是考入著名大學。他認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
中村修二是個非典型的日本科學家：
出身普通漁民家庭，考試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學德島大學;
他動手能力非常強：上午調儀器，下午做實驗;
自學能力非常強：中村對物理學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學而來的。他讀的德島大學甚至沒有物理系。
這樣的人在日本飽受壓制，他對於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也是言出有因。
一、東亞教育：效率低下，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東亞的教育體制是比較特異的，經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讚賞和局內人的詬病。日本的教育體制已經相對算這三國里比較寬鬆的了，有些國家就別提了，老師、學生、家長所有人都深受其苦。
至於韓國也是以極端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聞名的。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總稱為」SKY」，韓國最大規模企業的總裁們，70%是這三所大學的畢業生，而80%的司法機構公務員來自這三所大學。
韓國孩子幾乎都要上補習班，2009年韓國補習班獲利總額約73億美元，這比三星電子的盈利還多，教育支出龐大是韓國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經合組織進行了」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在數學和閱讀項目上，韓國學生在所有成員國中排名第一。但是，這項成就是以相當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評價說： 「這些孩子是靠雙倍的努力加雙倍的花費……才得到這樣的成績。」
為何東亞會有這樣的教育體系呢？我覺得，是因為東亞國家在現代教育體系本來就有的普魯士的基因，再加上了東亞儒家和科舉傳統。 而對於有的國家來說，可以說又加上了蘇聯式教育的實用速成導向和思想灌輸功能。
二、東亞教育具有循規蹈矩的 「普魯士基因」
在十九世紀之前，教育其實是個類似手工業的學徒制，不管是東方的私塾還是西方的家庭教師。但是隨着科目的增加和對受基本教育的勞動人口的需求，出現了所謂的 K-12(也就是我們亞洲的普通中小學)教育制度。
現代各國的標準教育模式，是我們已經以為天經地義的幾個基本要素：
早上七八點鐘走進教學樓;
在長達40-60分鐘的課程中全程坐着聽課，在課堂上，教師負責講，學生負責聽;
穿插在課程之間的有午餐以及體育課的時間;
放學後，學生回家做作業。
在標準化課程表的禁錮下，原本浩瀚而美不勝收的人類思想領域被人為地切割成了一塊塊，一塊塊便於管理的部分，並被稱為」學科」。同樣，原本行雲流水、融會、融會貫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個個單獨的」課程單元」。
這個模式，是在18世紀是由普魯士人最先實施的。是他們最先發明了我們如今的課堂教學模式。普魯士人的初衷並不是教育出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且易於管理的國民，他們在學校里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老師和教堂在內的權威，當然，最終要服從國王。
當然，普魯士教育體系在當時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創新意義。這樣的教育體系讓上萬人成了中產階級，為德國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動力。基於當時的技術水平，要在普魯士王國實現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標，最經濟的方法或許就是採用普魯士教育體制。
然而，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不過，在19世紀，高水平的創造力邏輯思維能力也許不如思想上服從指揮、行動上掌握基本技能那麼重要。
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基本照搬了普魯士的教育體系，就像在普魯士一樣，這一舉措能夠大力推動中產階級的構建，使他們有能力在蓬勃發展的工業領域謀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國，這個體系在十九世紀也被其他歐洲國家仿效，並推廣到歐美以外其他國家。
但是，如今的經濟現狀已經不再需要順從且遵守紀律的勞動階層，相反，它對勞動者的閱讀能力、數學素養和人文底蘊的要求越來越高。
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充滿好奇心並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需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並付諸實施，不幸的是，普魯士教育體的目標與這一社會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異常美妙的多樣性與細微差別，而正是這些多樣性性與細差別讓人們在智力、想像力和天賦方面各不相同。
三、普魯士基因以外，東亞教育還深受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影響
東亞三國在19世紀末為了追趕西方列強而開始引進這種現代教育制度時，又不可避免地由於自己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而對這個制度作出了潛意識的扭曲和偏重。
1、對大學入學考試和科舉制度的混淆
東亞國家對大學入學考試，總是會和他們長期的科舉傳統混在一起。古代社會對創造力沒有那麼大的需求，所以科舉是個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衝突完成了社會管理者的選拔，且完成了一個以智力取代門閥的準繩的建立。
如果要和科舉模擬的話，現在的對應物應當是公務員考試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職考試。因為這些考試和科舉一樣，是需要選拔出已經訓練有素的成年人，馬上就可以從事某些工作。
而大學入學考試，目標則是要選出可塑性強而又有志向者進行下一步的教育，這樣的人要好像從熔爐里取出的液態玻璃，可以旋轉拉長，可塑性極強。而科舉考試得到的人員，則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麼改動，不是破裂就是刮傷。
此外，考試是個用處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舉對人才的遺漏盡人皆知，而現代不管哪種考試，能考得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想像力和實際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經看起來最客觀最可衡量的數學考試，也會遺失很多東西。
可汗學院創始人薩爾曼可汗舉了代數為例子。在學習代數時，學生們多半只專註於在考試中獲得高分，考試的內容僅僅是各單元學習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們只記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將X和y代入死記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們的值。考試中的X和y體現不出代數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數的重要性及魅力之處在於，所有這些X和y代表的是無窮的現象和觀點。
在計算上市公司的生產成本時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來計算物體在太空的動量;同樣的等式不僅可以用來計算拋物線的最佳路徑，還可以為新產品確定最合適的價格。
計算遺傳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樣可以在橄欖球賽中用來判斷是否應該在第四節發起進攻。在考試中，大部分學生並沒有將代數視為探索世界時簡單方便且用途多樣的工具，反而其視為亟待跨越的障礙。
所以，雖然考試是很重要的，但是社會必須能認識到考試的極大局限性，並削弱它在選材中的位置。
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在考試上過分浪費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錄取考慮的諸因素中的一項，過於重視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報考機會。
台灣、中國的教育制度則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學生浪費青春：其一，聯考分數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其二，聯考一年一度。
2、東亞國家對複習的過度重視
2009年釋出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況比較研究報告」顯示：78.3%的中國普通高中學生平時(不包括周末和節假日)每天在校學習時間在8小時以上，韓國為57.2%，而日本和美國幾乎不存在這樣的情況。中國學生每日學習的時間最長。各國學生所學內容的多少相差不會太大，那麼如果學習時間過長，意味着什麼?意味着複習時間所佔比重過大。這是扼殺學生想像力、創造力的最大手段。
說起複習的重要性，人們經常會引用」學而時習之」, 這個」習」就是複習。但是，孔子時代與今天社會有個巨大差異，是學習的內容。孔子時代的主要學習內容是」禮」，扮演者唯反覆演練才可達到效果。
但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演化到近現代，學習的主要內容由」禮」轉變為認知。認知是拓展和變化的，其本質是創造或學習新的東西。如果教育過度強化複習，是產生不出創新人才的。
而且，正如保羅葛蘭素所說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學到的知識，和大學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為例，那幾本高中需要反覆誦讀的歷史課本上的知識，和隨便幾本大學歷史系必讀書比起來如何?至於數學呢，即使是中學數學都掌握很好了，還沒有學到十七世紀就出現的微積分。
何況，隨着知識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數學知識可以塞進1000本書里， 到2000年已經需要10萬卷書了(德夫林《數學猶聊天》)。可見，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幾年時間反覆學習這麼有限的知識，是多麼低效的學習法啊。
這幾年有個流行的一萬小時理論，對反覆練習好像是個理論上的支持。但是，這種論述的多在【認知複雜性】較低的活動，如象棋、鋼琴、籃球、的士駕駛、拼寫。但是，對於【認知複雜性】較高的活動，如創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難找到足夠的證據。其實，這一點反而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鋼琴小提琴這類技藝的訓練在西方業已式微，而在東亞國家卻大為興盛。
這類十九世紀就已經蔚為大成的技藝，特點是難度訓練階梯比較固定，知識總量也已經限定，只需要多加練習即可，而且學習的進度，又可以通過曲目難度或考級來衡量。這正好切合了東亞偏愛的學習法。
所以東亞國家這些琴童家長，多半既沒有音樂愛好也不了解古典音樂背景知識，卻讓孩子花了大量時間練習，其內在出發點，就好像著名笑話中那位因為路燈比較亮，就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愚人一樣。
3、平均主義和匱乏心態的影響
很多對聯考的辯解，都是說，雖然聯考不盡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這是儒家傳統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響。公平並沒有錯，但是如果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壓制了不同類型的人才發展途徑，那就很可悲了。東亞國家的人口基數那麼大，這種人才浪費的機會成本也是高得很難估量。
舉個其他國家的例子。歐洲學術界有個比較，像英國和德國都算是古典學術的學霸類國家，但是英國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為英國的教育制度不夠公平。 英國有一些中學進去後由於傳統原因，上好大學的可能性非常高，這樣裏面的學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龐大的古典學術中。
反過來，德國比較公平，所有學生上大學都要通過考核，這樣，學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備考科目上面。結果英國這種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優質人才。
這就像彼得‧提爾的《從0到1》中的舉的商業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競爭好像比較公平，實際上參加這樣競爭的企業利潤會變得像刀刃一樣薄，朝不保夕，只能顧着眼前利益，不可能對未來做長遠規劃。
而類似谷歌這樣的壟斷企業，因為不用記掛着和其他企業競爭，反而可以由更大的自主權關心自己的產品和做各種長遠得簡直不靠譜的計劃。所以學生如果長期處在考試的競爭壓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長遠的自我成長計劃，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將會決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試上。
另一方面，東亞國家從幼兒園開始到大學的學習卡位戰和爭奪戰，其實質是對有限的高質量教育資源的爭奪，這個並非沒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為何這個地區的爭奪會達到這樣的火熱程度呢？那也許要歸咎於長期物質匱乏導致的稀缺心態。
去年大熱門的《匱乏經濟學: 為什麼老是在趕Deadline? 為什麼老是覺得時間和金錢不夠用?》指出，當人陷入稀缺的狀態(物質或是時間)時，稀缺會俘獲大腦時，人注意力的俘獲，不僅會影響我們的所見的速度，而且也會影響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而當我們為了解決眼下的難題而極度專註時，就無法有效地規劃未來。
我覺得稀缺是東亞民族特有的狀況。因為這些國家幾千年來都是水稻密集型種植經濟，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況下養活更多人，一方面當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勞動和忍受更大擁擠。到了十七世紀後，就都陷入了內卷化的陷阱。
就以日本為例，15至19世紀，日本人口波動在1000萬到2000萬之間，約為英國同期人口的四倍。龐大的人口賴以生存的適耕土地，面積僅相當於英格蘭的一個縣，生產力卻又不及英格蘭的一個郡縣。所以在德川時期，為了維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勞節約發揮到了極點，甚至有兩個匪夷所思的現象。
一個是日本政府出面來鼓勵溺嬰，以至於300年間人口零增長。另外，因為寶貴的土地不能用來給家畜提供飼料，日本人系統性地取消了車輪和家畜的使用這兩項基礎性農業技術，其結果呢，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們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發生意外災難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慘遭溺斃。這種東亞民族特有的匱乏和焦慮心態，不管是東南亞的土著民，歐美人，甚至非洲人，都無法理解。
所以對於教育資源，如果是狹義地理解為配備良好的教室、高階教師之類的，那確實是有限的，對於長期處於稀缺的心理狀態的東亞人來說，是一定要參與爭奪的。
但是，實際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資源，其實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價值觀的言傳身教、志向和視野的潛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種」你上了這個學校我就上不了」那樣的零和博弈無關了。
而且，如果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里，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
4、工業化追趕帶來的心態
影響近代工業化的起源在西歐，所以他們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教育體系，都有個比較和緩的自然進化發展期。而東亞國家是被裹挾進現代社會的，為了趕上其他國家，在工業體系上無一例外的採取了國家層面上有計劃的指導下的發展。日本的工業化要歸功於通產省的官僚們，韓國則是政府支持幾個財閥來配合整個發展計劃，而中國現在還有那麼個五年計劃在指導。
這種國家級計劃是建立在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的基礎上，其內含的想法，是認為世界上沒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因而可以通過科學的考察而預測出事物將來準確的發展方向。
這種想法運用在教育體制上，就是假定某個機構可以準確地預測某個年紀的孩子需要掌握什麼樣的知識，某種考試可以選拔出什麼樣的人才等等，這種自信令人細思恐極。
而具體到學校和學習的具體操作上，為了適應工業化的人才需求而專門設立的東亞教育制度，比起自然發展的西方體系來說，更有工業化追趕期那種對效率的瘋狂追求。這樣，這些後進工業國的教育體系，反而比前驅工業國更像工廠的流水線一些。
在二十世紀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國產業界盛行一時。泰勒認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效率。為此，他採取了制定工作定額、選擇最好的工人、實施標準化管理、實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強調僱主與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
這就將工人的潛能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實行泰勒制的工廠里，找不出一個多餘的工人，每個工人都像機器一樣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論的前提是把作為管理對象的」人」看作是」經濟人」，利益驅動是該學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寶。現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廠莫過於富士康了。從報道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這種高壓環境對工人心理的影響。
而如果把東亞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廠來對比的話，我們會發現幾乎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制定很高的學習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識點、選擇成績好的學生組成重點學校、全國統一的考核標準、大量考試形成的刺激性獎懲、還有學校內部的各種打雞血活動。學校目標也是要發揮學生的潛能，每一分鐘都要致力於得到最好的成績。
所以批評這種教育體系的人經常說，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線的工業製品，或者說，學生是老師的童工，他們的成績就成為老師的績效，所以師生的利益關係經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這並不是簡單的激憤之詞，而是有一定的內在邏輯。
當然，因為東亞國家的勤勞傳統，孩子們這麼辛苦，如果確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問題就在於這個有效性上。
這種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質上是把學生當成體力工作者來對待。對於體力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工作狀態是可見的，所以工廠管理比較容易，對他們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對」，而不是」做對的事情」。
而現代學生呢，我覺得更像德魯克所定義的」知識工作者」 (知識工作者不生產有形的東西，而是生產知識、創意和信息，誰也看不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而且從培養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為知識工作者。學生時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們交上去的作業和考卷，而是他們所真正學習到和思考的內容。這些在技術上是無法進行嚴密的督導的。
所以要成為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一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作業，而是要像知識工作者一樣，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好學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自己知識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這就需要具有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
所以，悲劇的是，由於東亞教育體制的工業時代基因，他們是用訓練體力勞動者的做法，來培養他們心目中未來的學者和企業家，這不免就南轅北轍了。
四、東亞教育急需改革，卻越發走向僵硬
東亞教育體制長期以來是利多於弊的。在工業化時期，可以為新建立的工業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級工程師。所以東亞各國在二十世紀的飛速發展，這種教育體制有很大貢獻。但是隨着技術和經濟的演變，這種體制就變得越發不合時宜。
這一點可以模擬成蘇聯時期的重工業。在這種體制下，採煤業是為了冶鋼，冶鋼是為了機械業，而機械業又是致力於生產採掘和冶煉機器，這樣形成了內部的自我循環，而無視市場和競爭的實際需要。這種重工業在蘇聯的工業化時期， 確實製造了大量本來缺少的工業製品，很有用處。但是到了某個發展階段，其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到如今，蘇聯這個曾經的第二工業強國，他的汽車工業、機械工業還有什麼價值呢?同樣，東亞教育體制曾經批量培養出的大量標準化人才，不是也將會在新時代里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么?
更有甚者，為了脫離這種體制，很多東亞家庭送了孩子去歐美留學，可是除非他們留在國外，如果回國就業，海歸們還是要以他們畢業的各種學校為求職砝碼，這就又陷入了比較學校名氣的漩渦。就好像中世紀時印度很多低階種姓為了擺脫種姓制度的壓迫，皈依了外來的伊斯蘭教，但是在無所不在的種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視為一種種姓，同樣還是陷入這個等級體系之中。所以托福、SAT這些美國考試製度， 在東亞也無形中被融合到富有東方風情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的體系里。
這種體制由於造就了多個既得利益階層，所以很難撼動，甚至會像上面說的蘇聯重工業綜合體或印度種姓制度一樣，」病得至死方休」。蘇聯時期的重工業不停地製造對社會無益的武器，形成一個利益相關勢力，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直到整個國家體制崩潰。而印度種姓制度，從佛陀時代就飽受批評，卻一直禍害了印度幾千年，直到今天還是印度前進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就是因為背後有大量的高種姓的既得利益者。
東亞的教育體制呢，一方面，養活了龐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陳舊的各類公私教育機構（這一點類似蘇聯工業集團），另一方面，通過對學歷的看重，佔據社會中高階層的，多半都是最適應這個體制者，而這個階層又通過在應試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證自己的下一代在這個考試體系中也能脫穎而出，從而把自己在社會地位上的優勢又傳給了下一代（這一點又有點像種姓制度）。
這個急需改革的體制，就這樣在各個社會集團的共謀下愈發僵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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