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1624年9月初，荷蘭人遷往台灣。荷蘭人在身的舊砦址建築起新城樓荷蘭地(Orange) ，之後於1627年改名為熱蘭遮(Zeelandia) ，就是今之台南安平古堡遺址。這裡成為荷蘭人的行政中心，也是荷蘭在東北亞海域上唯一控制的貿易港，荷蘭人的勢力範圍亦自安平向外擴張，對台灣的開發有重要意義。
1、該與誰談判？
事實上，自荷蘭人遷到安平後，中國人來者驟增，但長官孫克最大的責任和目的是如何發展與中國的貿易，他建議巴達維亞」遣派數家族前來，當有利於公司，但須限制其具有貿易之能力。如此則可增加公司資本，招徠其他地方之中國人前來台窩灣(安平)，亦可從敵人(澳門之葡萄牙人及馬尼拉之西班牙人)手中，完全奪取中國貿易。」
由此可見，壟斷中國的海外貿易仍然是荷蘭人的最終目標。然而在1625年9月，長官孫克在台灣一次沉船意外中不幸喪生，同一年的8月，李旦亦病逝於日本平戶。
記得當荷蘭人撤離澎湖的時候，李旦會以荷蘭談判代表身份前往中國交涉，爭取福建當局發出的正式貿易許可證。1624年11月14日，李旦回到台灣，只帶回廈門都督(總兵)發給的書簡，荷蘭人大失所望，指責李旦是個有害的人物。從李旦帶回的書簡中，可以知道這是總兵官寫給台灣長官孫克的私人信函而非協議文件，他在信函中表示：明白荷蘭人希望在巴達維亞及台灣與中國貿易的願望，他會將這事轉報在福州的巡撫會議處理，都督表示中國人可自由前往巴達維亞，滿足貿易的需要，可是他完全沒有提及可以在台灣貿易的事。」
由此可見，當荷蘭人從澎湖撤出時，俞咨皋似乎沒有承諾可以在台灣貿易。也許他含糊其辭的表示可以在澎湖以外的地方進行貿易，他最終目的是利用李旦把荷蘭人騙離澎湖而不必動用武力。
荷蘭人對中國人這種辦事態度越來越明白，也越來越不滿。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官員儘可能不直接與荷蘭人接觸與談判，因自荷蘭人強行闖入澎湖築城後，中國人已把荷蘭人視同倭寇一類人物。因而不可能出現正式的官方交往，所以，華裔海商便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來協調雙方的誤會或作為溝通的管道。問題是海商在中國官員的傳統威權壓力下，只能扮演唯唯諾諾的傳話人角色，根本不能解決問題。李旦死後，他的得力助手許心素便成中荷之間的傳話人。
2、突如其來的變數
自荷蘭人遷往台灣後，中國對於荷蘭人的動靜十分關注。福建巡撫南居益在天啟五年(1625)四月的一份奏疏中指出荷蘭人：
「尚泊數船於東番，將有事於呂宋。夫呂宋我之屬國，今商民乘春水赴之者甚眾，遭于洋必無幸矣。可虞者一；東番，倭寇之藪，今雖暫異於夷，久之啖夷利，勢將複合，小則劫洋，大則要市，茲蔓難圖，可虞者二。」
南居益對海峽形勢是有所了解的，他並未提出渡海把荷蘭人趕出台灣的想法，他只考慮「用間」的傳統手段，希望收到「夷寇相殘，我收漁人之利」的效果。然而，南居益對於用間政，仍要中央正式授權。以免「黨奸之人，出蜚語惑亂視聽。」
由此可知，當時官僚間的政治鬥爭，互不信任，相互攻訐，不但使好的政策無從落實，而且影響到實際的統治效果。
南居益雖自詡：
「為國家復得澎湖一塊疆土，為閩人除卻百年隱禍」，但是他在天啟五年，確因魏忠賢「希圖封拜，凡遇邊功，無不攘己有，恨臣(南居益)疏中無一字稱美，而勘功按臣」，被指責耗費大量餉銀，遭受迫害，以致「偷生苟全」。
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要做好海防措施似是不可能的，澎湖設治最是句空話。
天啟五年(1625)五月，朱欽相出任福建巡撫，這一年，澎湖建置仍在進行中，如在六月「命鑄協守副總兵轄管泉南、彭湖二游擊及彭湖新設游擊關防」。又在九月增添紅夷兵餉等。
隨着南居益的被批判，以及魏忠賢的弄權及搜括，福建及外海澎湖的防衛新政策受到嚴重的摧毀。
這可從下述事件得知：
天啟六年(1626)五月福建巡撫朱欽相的奏疏中透露：「遵旨將前新設欽衣、中軍、千把總等官，盡行裁革，改用名色，總計每年減丁廩銀二千二百一兩有奇，解助大功。」
所謂「前新設」就是增強澎湖防守一事，如此削弱海防經費對福建沿海士氣傷害極大，進而影響澎湖的地位。
也就是說，澎湖設治防衛不到一年，其防衛經費便被削減，再晚一些，變相被裁撤了。而力主在澎湖築城設治的南居益，則被指責耗餉受到閹黨彈劾，最不幸的是福建的防海儲備金亦被迫解運上京。原本福建布政司西庫貯銀三十七萬兩，留作海上防衛之用。
南居益驅逐紅夷時開銷了十七萬兩，尚有實銀十九萬三千餘兩。魏忠賢竟命工部催解積銀以助大工。換之，一切沿海防衛基金都因魏忠賢的弄權而被挪用，澎湖及福建沿海防守因而瓦解。
3、海盜與荷蘭人的勾結
事實上，天啟六年(1626)東南沿海並不安寧：4月9日兩艘荷蘭士希布船(大船) 因追討中國商人許心素)欠他們訂購的絹絲而出現在廈門。當時，荷蘭人為了達成貿易，總是向海商預付資金。他們在1625年向許心素訂購生絲時預付了40， 000勒阿爾(荷盾/里耳) ，結果生絲遲遲仍未運到。因而有這次廈門之行。
他們在廈門時，許心素的船運來200擔的生絲，荷蘭人又寫信向總兵投訴台灣的貿易未依約進行，總兵推說因有海盜之險及無利可圖，商人都不願前往。荷蘭人表示要掃蕩海盜，提高利潤，並上書皇帝取得台灣的合法貿易許可，但總兵要求荷蘭人立即離開，不要再來。
"總兵顯然是敷衍了事。天啟六年，在浙江海面也出現「海寇林七老等，糾合紅夷，偽稱王號，揚帆海面，御貨殺敵。」
早在上一年就有所謂海寇「偽用寬和年號，元帥、將軍等旗幟，自稱紅夷第一哨，連䑸入犯。」
本年十一月，閩廣沿海一帶海寇招徒結黨，稱王稱國。其中以楊六、蔡三、鍾六等最雄強。福建與廣東海軍南北夾攻，於是蔡三走日本，鍾六赴東番，而楊六率三千多人，大小戰船七十二艘向福建總兵俞咨皋乞降，願討賊自效。
由此可見，自荷蘭人從澎湖遙移至台灣後，海商船幫又伺機集結，企圖控制海上貿易。由於海商與荷蘭人及日本人的關係密切，使福建當局極度警惕，中國承諾開往巴達維亞的中國戎克船如期在1626年1月31日抵達，據說這一年開往馬尼拉的小型戎克船約計一百艘。
換言之·當時海澄月港的對外貿易仍然維持正常的狀態，即中國帆船可前往馬尼拉和東南亞貿易，而前往日本及台灣則仍被限制。當然走私是存在的，也就是說，中、荷有關在台灣貿易的談判一直沒有共識，荷蘭人以為放棄澎湖便可以在台灣與中國進行貿易的願望，顯然沒有實現。因此，有關中、荷之間的貿易問題仍未解決，衝突必將再度出現。
在貿易不正常的情況下，走私海商與紅夷相繼出沒在海面上，澎湖守軍備受壓力，不過，天啟六年九月時巡撫朱欽相與朝廷討論「停止榷稅」時，提及「今築城(指澎湖)增兵，遠海長戍，然一重鎮。兵不可撤，則舍洋稅，餉無所出。」當時，澎湖似仍需明軍戍守，這一年的十月，巡撫朱欽相被撤換，朱一馮為福建新巡撫。
當年楊六向總兵俞咨皋投降時，兵部尚書馮嘉會論及總兵俞咨皋用降賊殺賊的政策時說：
「藩庫中無復有錙銖之遺矣！公私告匱。行伍從何充實?器械從何置辦?船隻從何增添?所謂御今日海賊與昔日海賊異者，此也。」可見馮嘉會已感到無可奈何，向海寇招安成一時之策。更麻煩的是，兵部尚書馮嘉會對沿海形勢完全陌生。竟然把天啟年間辛苦經營起來的澎湖防線裁撤。"
這對福建沿海官軍的士氣影響極大，特別是總兵俞咨皋，這位會被南居益譽為「世仰標銅」的將軍，就是已故抗倭名將俞大猷之子，現在他卻是包庇走私貿易的共犯，也因為澎湖棄守，士氣低落，防守缺餉，以及指揮官無心戀戰等因素，使走私海商更猖獗。
4、鄭氏集團的登場
天啟七年(1627)二月，一個龐大的海商船幫由鄭芝龍(一官)統領，「聚眾數萬，舟數百，犯中左所，餉掠三月去之。」
事實上，鄭芝龍已成福建沿海新出現的海上霸主，新上任的福建巡撫朱一馮在這一年的八月就提及，一年來海上的船幫如薩子馬、鍾六老﹑牛屎老及蔡三老等不是被擒斬就是歸順，只有鄭芝龍最令人憂慮。因為鄭芝龍比較特別，他們將所掠的金錢「遇貧民則給以錢，重償以招接濟，厚精以餌間諜，使鬼通神，人人樂之用」。致閩中竟出現「德賊、附賊之眾志。」
中左所(廈門)轄屬於同安縣，當時的知縣曹履泰便指鄭芝龍「直抵內地，約有二百餘船橫行無忌。其最毒者遍搜各港民兵船，而一併焚之，以絕我追躡之具耳!」更麻煩的是鄭芝龍」假仁假義,所到地方但令報水而未嘗殺人。有徹貧者且以錢米與之。」
由此可見，鄭芝龍集團實已操控沿海形勢，這一年的八月明熹宗逝世，明思宗繼位。明思宗雖然頗有主見且力圖振作，但是他也是一位剛愎自用的年輕皇帝，這樣的性格並不能更好理解錯綜複雜的海寇問題。
5、明末海盜盛行的國際因素
海寇問題自明立國以來一直存在，明嘉靖年間最為激烈，但自澳門開埠及月港開放對外貿易後，沿海的貿易活動基本上是有秩序進行。日本通過澳門的葡萄牙人得到中國絲貨等物的滿足，而月港開放出外貿易亦滿足了福建人出海謀生的意願，當然中國也從澳門及月港得以進口大量外國白銀，也由於貿易得以合法進行而減少了倭寇的非法活動。
這種貿易架構是要依靠各方面的平衡才可以維持下去，若有一方變動便牽一髮而動全身，正常的貿易秩序便會遭受衝擊。晚明天啟年間首先挑戰這貿易架構的正是荷蘭人，他們佔據澎湖要壟斷對中國的貿易，幾經交涉，荷蘭人終於遷移台灣安平作對華質易基地。
可是貿易不但未能如願進行，原因是荷蘭人一直設法阻止馬尼拉與月港之間，以及澳門與日本之間的貿易，使這個行之有效的貿易框架備受極大的壓力。
值得關注的是，此一時期日本政府對外政策的轉變。最初幕府對基督教探取放任態度，但在1612年發出禁止基督教令，對基督徒進行迫害，日本開始走向鎖國的方向。
1616年幕府禁止歐洲船隻在平戶和長崎以外的地方入港。1623年英國人被禁止來航，1624年西班牙船隻亦被禁止到日本。
據荷蘭人的記載，幕府在1626年已發出禁止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在日本居住的命命，以上的事實將直接影響澳門的貿易地位，也間接衝擊上述的貿易框架。由於日本與澳門的貿易開始受到挫折，而荷蘭人因沒有涉及基督教問題仍受日本人的信任，所以海商們為了謀求出路，又重新回到福建沿岸，且與荷蘭人構成新一波的貿易關係。在1625年浙江與福建海面出現的海商船幫，都與紅夷或東番或日本有關，也就是這一時期的具體反映。
6、明末海盜盛行的國內因素
記得天啟年間在澎湖跟荷蘭人交涉時，表現出強烈自信心的俞咨皋，現在竟然變得畏縮不前，這位總兵官着實令人大失所望，也許他對生活已完全失去方向。天啟六年(1626)出任同安知縣的曹履泰，對俞咨皋的作為極不滿的說：「俞總兵腹中止有一許心素，而心素腹中止有一楊賊。」
這裡的「許心素，就是荷蘭人所要追討的中國商人許心素，他是李旦的親信，在第二次澎湖交涉過程中曾有所作為。李旦死後許心素成為俞咨皋與荷蘭人的聯絡人，他們之間是否有利益輸送，荷蘭人與許心素則訂有貿易合約，但是到了1626年底，許心素仍未把絹絲交付，原因是沿海的安定已受到嚴重的干擾，正常的貿易活動已無法進行。
這一年的四月，走私海商楊六(祿)、楊七擁有大小戰船七十二艘，橫行海上，攻殺劫掠。當時，江西道御史周昌晉剛好入閩查察，目睹楊六作亂情況，並提及正當福建官員討論將以軍事鎮壓時，總兵俞咨皋竟然「聽奸棍許心素計，誘之使降，撫臣朱欽相用權宜，合殺他賊自贖。」
楊六等投降後，俞咨皋便把他們安置在海上，並非「殺他賊自贖」，而是從事貿易活動。周昌晉氣憤的指出「若巨奸之許心素，外通賊寇，內淺軍情，私貨絡繹於海上，紅夷闖入內洋，使官軍不敢問。」由此觀之，俞咨皋、楊六、許心素、荷蘭人便成一結構性的走私貿易集團。
從同安知縣曹履泰稱楊六為「楊賊」，及時人批評他「今日受撫，明日為寇」，便可看出他們的性質。
也就是說，原來由官方所管理的對外貿易已徹底瓦解，貿易利益，完全由海商船幫操控。鄭芝龍的出現也是為了爭奪控制海貿權利。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於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