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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早晨，與534000人一起閱讀』
陳瑞憲
作為一個書店品牌，誠品書店的吸引人之處或許並不僅僅在於款款書香，還有它的設計，它的舒適，它高高低低溫暖的燈光，它隨處皆可席地而坐的自在安寧。上面圖片里這位先生，曾設計過三四十家誠品書店，並憑藉高雄大遠百店一舉奪得「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陳瑞憲，這位入行六年即被評為當代大中華區最具影響力的五位建築師之一、三度獲選「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的建築攝影師，他與誠品書店之間有許許多多故事，我們很難說清，他與誠品之間，到底是誰成就了誰。如今，他已經在其他空間設計中，嘗試將書店的感覺帶去更多地方，比如一架飛機上。
讓陽光的影子落在書上
新京報：作為設計誠品書店最多的建築師，你最喜歡自己的哪個作品？
陳瑞憲：二十幾年來，我為誠品設計了三四十座書店。我最滿意的不是高雄大遠百店，而是我為誠品設計的第一家書店，就在台北的中山北路上。那家書店的前身是一個幼稚園，四層樓，每一層面積不是太大，現在已經被拆掉了，變成了一個健身中心。那是我與吳清友先生（誠品書店創辦者）第一次合作，當時我看到那旁邊有好多樹，就向吳先生建議說，可不可以不要做那麼多書架，我們把室內的空間讓給室外那些樹木，讓它們「進來」。所以，當你走在書店裡，就彷彿在樹蔭下念書，當陽光灑進來，你可以看到很多陽光的影子落在書上。我不想把書店做一個「知識的殿堂」，與人距離太遠，我想做一個親民的書店，所以我想了一招兒，就是用夾板。夾板很簡單很便宜，一般夾板上面會貼一層木皮，我染了一層顏色在上面，當時這種設計一度在台北很風行。
陳瑞憲
新京報：在與誠品合作的二十幾年裡，你與誠品之間建立了一種怎樣的關係？
陳瑞憲：我與吳清友先生站在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書店這件事情。吳先生想要創造一個享受閱讀的環境，這一點是對的。但作為一個設計師，我希望書店的概念能夠一直往前走。我有時候會偷偷做一些設計，在一些細節上加入我自己的新想法，比如燈的設計，甚至是撐住板子的小鐵件的設計。我去一些地方旅行，看到那裡的書店有某些特別的元素，都會想要帶給誠品書店。
新京報：在你的建築概念里，書店應該是怎樣的？
陳瑞憲：我小時候，台灣有一個書店叫做東方書局，在一個很老的洋樓里，很有老上海的感覺，書店的地板磨到快要見底了，書架傾斜得像要倒下來，屋頂有一個大電風扇在轉啊轉啊。我在這裡讀了《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好多書，但因為小時候沒錢，只能每天放學去那裡看書，我偷偷做記號，在書頁上折一個小角，下次去就坐在地上繼續看。那是我的第一個書店經驗。台灣以前有一條舊書街，叫牯嶺街，我們小時候也總去那裡找舊書，很便宜就可以買到。後來我去日本，學校旁邊的神保町也都是老書店，老書店裡的書從地板一直疊到天花板，我覺得那是一種書店的氛圍。知識的豐富和探索的慾望，唯有在那種書店才能被激起。我現在還是常去逛巴黎的舊書店和跳蚤市場，有時候翻開一本書，會有書里夾着的東西掉出來，書頁上還有別人寫下的感想，那種書店裡存在着一種隱秘的感情。
新京報：與那些舊書店相比，你怎麼看待誠品書店的新潮與秩序呢？
陳瑞憲：誠品作為一個城市書店，需要照顧更廣的讀者群，可能沒辦法把做出那樣的感覺和味道。我覺得姚仁喜先生蘇州誠品的設計很不錯。新建築里要有個老靈魂很難的，新建築是理性的，要讓它具有時間的味道太困難了。老靈魂是需要時間去成熟的。現在有些人會做舊，這是人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希望控制時間。
北京一些建築跟人比較沒關係，
跟show比較有關係
新京報：你是如何走上建築之路的呢？
陳瑞憲：我十七歲讀高中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可能會往建築或設計這個方向走。但我大學是在台灣念化學的，因為家裡開一家食品公司，父親希望我可以接班，我不算是一個叛逆型的小孩，所以硬着頭皮把化學念完了。後來我有一個機會去日本，見到了非常多美麗的建築，我心想，那不管了，我要去追尋我的建築夢了，就跑去念了建築，後來進了安藤忠雄的建築事務所。
新京報：安藤忠雄是一個怎樣的人？
陳瑞憲：安藤忠雄的事務所非常嚴格，他不苟言笑，比較冷麵，因為之前是一個拳擊手，性格裏面有一種這輩子一定要奮鬥、要贏、要活下來的感覺。
日本著名建築師安藤忠雄，其代表作品有光之教堂、住吉的長屋等。
新京報：怎麼評價安藤忠雄的建築？
陳瑞憲：我對他的一種看法是，他將傳統的日本建築轉化為了現代人可以認同和欣賞的風格。我也希望能夠在華人的傳統建築中找到這種可能性。
新京報：你受日本建築的影響大么？
陳瑞憲：我之前受日本風格影響很大，回到台灣之後，我刻意切斷這個臍帶。在我回台灣之後的十年時間裏，我再也沒去過日本，也完全不看日本的東西，而是一直往歐美跑。我的人生不只僅有日本，也應該有世界上其他地方，我要見識和學習更多東西。
陳瑞憲作品《私塾習》
陳瑞憲設計的汕頭大學新圖書館
台灣君品酒店五樓大宴會廳「亮」，是陳瑞憲向巴黎歌劇院致敬的作品，以16盞豪華水晶燈、舞檯布幕般的天花垂墜設計，點出如同歌劇院般氣派的主題感。
新京報：台灣當代建築師是否在嘗試樹立一種更為本土的風格呢？
陳瑞憲：台灣的文化認同很複雜，雖然台灣歷史很短，三百多年前才有第一個福建人過來，但在歷史上，荷蘭人、葡萄牙人、英國人、日本人、國民黨都先後來到這裡，這一複雜的文化背景就決定了，所謂的「文化認同」是很難打在一起變成一杯果汁喝掉的，所以台灣的設計還在尋找自己的方向。
現代人大概都是往未來看的，因為這比較容易，回看歷史是有門檻的，要念書，要知道發生了什麼，要想清楚一些問題，而未來是一種感覺，哪邊更漂亮、更舒服，大家就會走向哪裡。所以青年一代追求的可能是比較容易得到的東西，但隨着年齡漸長，我要開始往回看了，我年輕時覺得傳統建築很陳腐，現在會有意識地使用一些東西方的藝術傳統。我看戲劇歌劇，也很喜歡崑曲。我看崑曲的時候覺得有趣，藉著那樣一個時光機器，你就知道之前的中國人是怎樣想的，藝術情感的表達很含蓄，但又讓人覺得很前衛。
新京報：你最喜歡的建築師是誰？他的建築風格是怎樣的？
陳瑞憲：建築有非常多層面的功用，有一些建築是讓人去拜的，影響的是一種比較靈魂層面的東西。比如安藤忠雄的很多建築是讓人去仰慕的，在裏面人們覺得靈魂被提升了，你是不一樣的人了，更有智慧了，其實這也是建築的一種功能。有一些建築也會給人啟發。我個人比較喜歡柯比意的東西。柯比意比較藝術性，走進他的建築，你會覺得這是一位天才，非常有啟發性。我比較希望能夠做到這一點，而不是讓別人仰慕，那不是我的價值觀。
新京報：你曾說希望通過建築的形式構建台北的地標名片，而北京近些年來新崛起的地標建築多廣受詬病，你怎麼看？
陳瑞憲：北京的這些新建築跟人比較沒關係，跟秀（show）比較有關係，是一種權力（power）的顯示。而建築是給人用的，要方便而且舒服。如何讓面積這樣大、生活這樣困難的城市更加可愛，是北京要做的事情。
我想把飛機艙打造成一個書房
新京報：日前，台灣藝術家董陽孜54米長卷《臨江仙》在蘇州誠品展覽，這是她在大陸的首展，你作為展場設計師有什麼感受呢？
陳瑞憲：我很喜歡董陽孜的字，是她的大粉絲，「雲門舞集」那四個字就是董老師寫的。我本以為董陽孜是一位先生，但她寫字的大氣是一般男士都難以達到的境界。我看不懂她的字，所以，我只能用另一個角度看待她的作品。除了作品本身的內容，董陽孜的書法里還含有很多空間的趣味和思考——濃烈與疏淡，前字與後字的形式，其中有一種構圖和空間的可能性。她不是一位傳統意義上的書法家，我不會把她放在書法的範疇之內來討論，她是一位現代藝術家，只不過是以書法這樣一種中國傳統的文化形式來進行藝術創作。
董陽孜《臨江仙》在蘇州誠品書店展覽
台灣作家楊照、藝術家董陽孜、展場設計師陳瑞憲在《臨江仙》蘇州誠品展覽現場。在談及空間設計想法時，陳瑞憲表示，橢圓的蛋型空間能把讀者完全包圍住，循環的欣賞動線讓讀者情緒得到連貫性，而地上鋪滿高低不一的細沙，經過讀者的行走踩踏留下如畫般的足跡，「駐足沙堆上如同立於江灘，飽覽滾滾長江的氣勢」，呼應《臨江仙》作品。
我對於這種抽象的藝術很有興趣。具象的藝術讓觀眾容易接近，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會被其綁住：作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我們所想的就是什麼。抽象藝術讓我感覺，我與藝術家的想法或許不同，兩者之間發生撞擊，最後的結果就是我們一同創作。
所以我對董陽孜的字和宋代的畫比較有興趣。宋代畫里的雲，有時候因為山的遮蔽而斷掉，有時候又投在一片湖水中，內容並不連貫，很多是非邏輯性的——「非邏輯性」是我喜歡的創作方式。
因為建築物是站在那裡供人們使用的，所以往往建築的設計會更偏重於功能上的取向和理性的思考邏輯。而假如讓我做一個室內設計的話，限制就會比較少，設計的可能性就會更多。
新京報：以你為中華航空航班所做的空間設計為例，其中有過哪些限制與設計的衝突嗎？
陳瑞憲：（笑）那會兒我一天到晚都在跟工程師吵架。我們考量問題的角度不一樣，工程師思考的是飛機如何設計可以實現安全、節能、耐用，這是理所當然的，但在這個基礎上，我要加入文化和美學的部分。
陳瑞憲使用柿木紋、國畫及暖色光等設計元素，將誠品書店的感覺搬上了飛機。
之前，無論搭乘哪一個航空公司的航班，我都有種走進一間塑膠工廠的感覺。我設計飛機艙的意圖就是，我想做一個空間，它是比較私密的、與人親近的、讓人舒服的，所以，我想把商務艙打造成一個書房的概念：當你登機時，一盞小書燈已經亮在那裡等你，給人一種回家的感覺。
挺一下堅持原創的書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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