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中國青年報客戶端，作者為美國邁阿密大學教授、中美教育與文化比較專家黃全愈：
2019年3月，美國的高招弊案刷屏，中國的「寶寶不高興」刷屏。
美國的高招弊案，聯邦檢察官起訴了50人，包括33名家長和9名高校體育教練。讓人震驚的是，涉案的教練來自多所知名大學，如耶魯、斯坦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學等。涉案金額達2500萬美元。
美國社會上下震驚，稱之為「史上最嚴重的，規模最大的招生弊案」。名校被污名了！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14日，「哈佛招生歧視亞裔」案中，反對哈佛大學錄取政策的示威者舉行抗議活動。
有人評論，都說美國高招嚴謹公平，這不也有舞弊嗎？更有人迅速得出結論：還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更好。
這些年來，中國一直在改革高考，試圖破除「認分不認人」的機制：「認分，更認人！」在這時，美國名校招生弊案曝光，讓人又對「招」的不公平產生了疑慮，認為還是要回到「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以考代錄」老路。
我曾寫過關於美國高招的書《「高考」在美國》（再版名《你離哈佛有多遠》——作者注），出版社擬的英文書名為College Entrance Exams in America（美國高校入學考試），但我改為College Admissions in America（美國高校招生）。因為，在美國，「考」和「錄」是不同的，「高考」並不代表「高招」。中文的「高考」和「高招」，不易看出乾坤，一翻成英文，「考」字和「招」字，就泄露了「天機」。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來年的收成，取決於兩點：首先是選什麼「種子」，然後是怎樣選良種。一是選什麼(What)—— 國家鑒定人才的標準；二是怎麼選(How)——按照標準去科學地、公平地、合理地、嚴格地甄別和選拔人才。
以「分」為導向，大家都沖「分數」，累死人！然而，招考分離很難。「考」 可量化，很直觀，亦似「公平」。「考」=「招」簡明省心；而與此同時，「招」的水太深，擔心關不上後門。這不，美國高招弊案不就證明了招考不可分嗎？
弊案的嫌犯辛格說：「如果打個比方，有一道前門是讓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去的，還有一道後門是讓人們通過學校的募捐系統，捐一大筆錢。我設計的是一道側門……」本來就擔心後門，現在又加一扇「側門」，堪比前門添堵。
其實，人是社會動物，因此從時間上看，後門和側門永遠不會退出歷史舞台；從空間上看，任何國家都會有後門和側門這些歪門邪道。我們要做的是：把後門和側門擠壓到最低限度！
作為研究中美教育的學者，我想在這裡詳細地闡釋、分析美國高招的程序和機制。讓我們可以在一個大框架下思考：如何借鑒美國的「高招」——「高」明之「招」數，避免其短處！給中國高考改革一個借鑒性思考。
下面，我們就來聊一聊藤校招生那些事兒。
招生辦里的秘密
世界一流大學招生有後門和側門嗎？有，但很不容易打開！所以，50個涉案者，僅一人是招辦的，而且是負責體育特招生的——這次弊案的重災區，並不參與一般的招生。關於這點，在後面專門分析。
為什麼美國高招的後門和側門難開？俄亥俄州的邁阿密大學有個餐廳叫「1809」，正是因其於1809年建校得名。哈佛更早，1636年。超過兩個世紀的摸爬滾打，高招制度可謂嚴防死守。
請看美國頂尖大學典型的審核、篩選申請者的方式——據悉，2019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老八」的杜克大學就採用此方式。
如某年共有1.5萬個申請者，他們的申請材料至少有10萬份。每人需分別提交：
一、申請表第一部分，包括申請者的基本情況：姓名、生日、社會安全號、住址、父母的職業及受教育程度等。
二、申請表第二部分，一般包括申請者的興趣、愛好、社會活動、學術活動、課外活動、打工情況、獲獎情況，有的學校還有一連串的「小」問題（也稱「小」作文）。每個問題的答案通常限制在300到500字。多是些不痛不癢、不得不答、很難出彩的問題。比如，為什麼申請該大學？對什麼學術項目感興趣？
三、開卷作文。
四、申請表第三部分，一般由學校的學生顧問填寫，包括修了什麼課程？什麼等級的課程？平均分、排名、學生顧問的評價……
五、高中的成績單。當年的2月中，還要寄出該學生高四年級第一學期的成績單；到了7月上旬再寄出畢業時的成績單。
六、推薦信。好的大學要求至少兩封推薦信。
七、面試報告。
八、各種補充材料。如獲獎證書、發表的文學作品、美術作品、音樂作品等。
九、SAT，ACT，SAT II 單項考試等「高考」成績。
將這些材料拆封、歸類、分檔，約需一到兩周。然後，開始閱讀、審核、篩選申請材料。
第一個步驟：由若干「第一讀者」 審讀所有申請材料，並寫上審核意見。據說，杜克大學的「第一讀者」，包括退休的招辦人員、本校教職工、校友、研究生等，各方面的「臨時專業人員」。因「第一讀者」是臨時抽調的，他們讀的材料又是隨機抽選的，如有人想「走後門」，也會「捧着豬頭，找不到廟門」。
第二個步驟：每個招辦專職人員按地區劃分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們成了「區域官員」，負責仔細閱讀、審核、篩選本區域的申請材料，並簽署審核意見。這樣，每份申請材料保證至少經兩人審核，避免個人的偏見造成「誤」選。其實，也是互相牽制。
第三個步驟：選出5%到7%的最強候選人，交招辦院長定奪。如果兩個審核者都用綠筆簽署「錄取」，一般也能通過院長的審核。若院長有不同看法，就拿到「篩選委員會」去討論。在這個階段，似乎較易走後門開側門，因為「把關」的人不太多。但1.5萬人中的5%到7%的佼佼者，以正常的智商，都能認個八九不離十。
要在此階段走後門，並不容易。首先，學生條件很好，沒必要走後門；若條件很差，有誰願到院長面前充當「白痴」？其次，沒有第一和第二審核者用綠筆簽署的意見，院長手上任何一份「空白」申請材料，無異於短路的炸雷。
第四個步驟：把25%到30%的最弱的申請者的材料「剔」出來，作為被「拒之門外」的申請者，交給副院長最後審核。這些被拒者，必須由兩個審核者都用紅筆簽署「拒收」。只要其中有一個審核者不同意立即「拒之門外」，就必須通過第五個步驟，交由「篩選委員會」討論。只要副院長也用紅筆簽署「拒收」，這些申請者就被打入「死牢」，幾乎沒有了翻案的機會。
第五個步驟：除了5%到7%絕對錄取的申請者和25%到30%絕對不錄取的申請者，剩下的全部拿到「篩選委員會」討論。「篩選委員會」的人員因校而異，有的學校由各學院的教授、招辦資深官員組成；有的在此基礎上，加上學生代表；有的僅由招辦資深官員組成。據說，萊斯大學的學生委員會也參與篩選工作；杜克大學的理工學院的教師也都參與篩選工作。一般來說，各個「區域的官員」不參加「篩選委員會」。從避嫌的角度，初始審核人員也不參加「篩選委員會」。當然，不管由什麼人組成，最後一定是單數，以便票決。
第六個步驟：「篩選委員會」逐個討論這部分最有爭議、也是人數最多的申請者。主要是討論第一和第二審核人員的審核意見，如有爭議，再參閱原始申請材料。這是整個招生工作最困難、最複雜、最細緻、最微妙、最有挑戰性、工作量最大的重點步驟。
在這個階段，走後門、開側門者都在動腦筋，但困難重重。
據說，杜克大學的「篩選委員會」對這個階段的工作非常慎重，只要有一個委員認為某個申請者值得詳細討論，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就從各個方面去思考、去發掘申請者的潛能：這個學生能為校園貢獻什麼？本大學的特長和有利條件又能給這個學生潛在的發展提供什麼？
普林斯頓大學的招生院長跟我說：「那些閃閃發光的玉，誰都有眼力看出來。但有些美玉是夾雜在頑石中的，叫『璞玉』，需要招生人員在這個步驟中『挑』出來。漏掉一個有培養潛質的孩子，比選了一個平庸的學生，犯的錯誤更大！選了一個庸才，不過浪費了十來萬美元；漏掉一個人才，那是無價的，甚至也可能是人類的一大損失。」
哥倫比亞大學招辦執行主任跟我說：「我們還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信念：無論是課內或課外，學生之間能相互學到許多東西。因此，由有着不同生活經歷的學生組成的群體能給校園帶來巨大的貢獻。而這些不同的經歷是無法通過考試來核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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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學致力於打造多元文化的校園——由具有不同背景、特點、能力的人組成的學術社會。
我是1977年走進中國大學校園的，一直懷念我們那個「藏龍卧虎，五花八門」的校園文化：十萬大山來的「老插隊」、已達10年教齡的民辦老師、乳臭未乾的高中生、總像在走正步的轉業軍人、在文工團跳過芭蕾的「白毛女」、在塑料涼鞋上釘鐵掌的縣城幹部、在省級刊物發過作品的「臭老九」、用毛筆小楷字抄過《左傳》的工人、因聽外語台而失業的青年、因不滿「四人幫」坐過牢的「思想家」、高牆深院內的高幹子弟、講洋涇浜國語的歸國華僑、張口閉口《哥達綱領批判》的「老高三」……當然，也有高考狀元。儘管那時大學禁止談戀愛，但大伙兒聚一起侃大山就是其味無窮的思想盛宴。上廁所撒泡尿都能碰到幾個人才。這就構成了校園文化的無價財產。
認分不認人，招收的學生特點太單一，由這些優點和缺點都相似的同質學生組成的校園文化，1＋1<2，也是不健康的。
總之，招生人員的使命是把各種各樣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去創造一個多姿多彩的學術環境，讓他們互相碰撞、共同進步。
說到招辦的「秘密」，不得不說跟錢有關的資助政策。
Need-blind：Blind就是「摸黑」之意。也就是在對學生的錄取資格進行審核時，完全不看其家庭經濟狀況。你是連飯錢都付不起的流浪漢也好，是富可敵國的億萬富翁也罷，一概「不屑一顧」！只審核申請者自身的條件是否合格，只要合格就錄取。因此，可能錄取的是一個窮得叮噹響的小子，也可能錄取了比爾·蓋茨的千金。總之，不論錄取誰，也只有錄取之後，才來「秋後算賬」——計算你是不是需要資助？需要多少資助？
儘管這是一項非常公平的招生政策，但由於許多審核人員在潛意識中有意無意地「提攜」家境困難的孩子（如哈佛曾錄取流浪女，伯克利曾招收流浪漢），這就使得中不溜家庭的孩子在某種程度上處於不利地位。
Need-based：Need意即「需要」，based是「基於」；也就是「基於需求」發放資助，是根據申請者家庭經濟狀況來考慮的。家庭困難的，學校就多發放一些（甚至免費上學）；家庭不那麼困難的，就少發放一些；富豪家庭不資助分文。大學資助辦公室有一套計算公式：家庭收入多少？有多少人口？有多少孩子上大學？家庭固定資產是多少？銀行存款有多少？持股多少？將這些數據填入公式，「答案」就出來了：學校需要提供多少獎學金（白給的，不用還的錢）？學生需要貸多少款？學生需要打多少工？家庭需要支付多少錢……一目了然。舉個例子，如上學需5萬美元，公式算出你家只能支付1萬美元，缺口是4萬美元，學校就資助你4萬美元。
每一年，學生都要提供家庭的報稅單，學校再重新計算你的「need-based」的資助額。家庭收入增加，資助將會減少；反之，資助將會增加。這就是「need-based」的實質。如果在錄取你後，你家發了筆橫財（中彩、炒股或其他合法收入），但又隱瞞不報，繼續領取相同的資助，一旦發現，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Merit-based：Merit意即「才能」，也就是「基於才能」發放資助。這是與「need-based」相對應的資助方式。資助的原則是根據申請者自身的學業狀況和各方面的資質條件來考慮的。成績越好、條件越高的申請者，學校就多發放些獎學金；反之，就少發放些獎學金。許多排名稍低的學校，為了增加吸引力，從實行「need-based」的學校把一些好學生（自身條件好，但因家庭經濟條件好而完全拿不到或拿不到太多資助的申請者）「吸引」過來，往往採取「Merit-based」的資助政策。
總而言之，need-based是根據合格者的家庭經濟狀況發放資助，Merit-based只根據本人資質發放資助。
劫富濟貧的「黑幕」
美國高招醜聞，有人說是「黑幕」，有人說是「弊案」。「黑幕」指幕後交易，「弊案」是營私舞弊的案件。「弊案」媒體已披露不少。「幕後交易」嘛，我們就來揭開「幕」，看一看後面的「交易」。
美國高校招生頗有點「劫富濟貧」的味道。富家子弟平均成績B沒有窮人子弟的B含金量高，如只有一個名額，結果很可能是「劫富濟貧」——向弱勢群體傾斜。因為儘管兩者的結果都是B，但兩者得B的過程卻大不一樣。如給弱勢者一個機會，他更可能還你一個驚喜！
然而，是不是美國的高招就一定「劫富濟貧」呢？
不見得！
年收入二三十萬美元，不多不少，孩子的平均分得個B，沒準就上了「藤校」被「槍斃」的名單。
但如果父母是特大富豪，故事就另說了。
美國大學都設「發展辦公室」或「校友辦公室」（名稱可能因校而異），該辦公室的主要任務就是「找錢」。
2012年，邁阿密大學曾計劃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召開「中國留學生家長雞尾酒招待會」，答謝中國家長送孩子來邁大學習。其實，也就是想籌款。據說，當地奔馳車行曾給學校寫感謝信，因為不少中國留學生買他們的車。
其實，我任教的邁阿密大學也雲集了不少美國富家子弟。某年考試，一學生原定15:00考，但都快16:00了，他還禮讓有急事的人先考。
我說：「你不是下午5點的飛機嗎？從學校到機場至少1小時，還得過安檢什麼的……」
他羞澀地笑笑：「我爸開飛機來（邁大機場）接我……」
大學的發展辦公室就盯着這些人的口袋。
講到捐款，得先解釋一下「AI」的概念。
AI就是Academic Index的縮寫，可譯為「學業指數」。簡單地說，某藤校前招辦副主任曾著書披露：「常春藤聯盟」使用「神秘計算公式」和表格，把來自不同地區申請者的高中成績、年級排名、SAT及SAT II的考分，統一量化為學業參考指數（註：SAT俗稱美國「高考」，SAT II是藤校要求的額外的SAT單科考試）。
如果你的父母或祖父母很有錢，而你本人的AI不高、課外活動和社會活動平平，你又很想進某大學。你可以讓你的父母或祖父母給該大學的發展辦公室掛個電話：表示願意幫助大學擴建圖書館，或增設實驗室，或乾脆設立一個獎學金……然後，不要忘了告訴大學：「我有個孩子，今年想進你們大學讀書……」
不過，想通過這種門路進學校的人不少，捐個十萬八萬美元，打水漂都不起泡，等於在國內請人吃大排檔。當然，不同學校要價不一。雙方可談條件。據說，要上一流大學，沒有數百萬美元，免談。一般是按捐款數額排隊，由發展辦或校友辦送到招辦審核。如果你父母或祖父母的捐款額能打動校長，你的名單或者會由校長辦公室直接交給招辦主任，這就差不多搞定了。
「用捐款交換入學」較複雜，牽涉的部門較多，而且捐款額與你自身的條件也有關。你的條件越差，討價還價的機會越小，捐款額將越大。當然，若你自身條件實在太差，招辦又強烈反對，此路基本不通。從美媒目前披露的涉案人數50人和涉案金額2500萬美元來看，應該是「弊案」，而不是合法的「幕後交易」。
2006年，美國哈佛大學本科錄取通知書。
同樣是不太合格的學生進了大學，捐款從「後門」進到了學校的戶頭，行賄是通過「側門」把贓款放進私人口袋。這就是「黑幕」（幕後交易）和「弊案」（行賄受賄）的區別。
此問題，我和一些「有關人士」交換過意見。他們說，從感情上他們都不願接收這樣的學生；但從理智上考慮，接收一個不太合格的學生，換來一個嶄新的圖書館或其他設施，將有利於全校師生的教學，這個「交易」也還是可以接受的。大有「犧牲『他』一個，幸福千萬家」的意思。
美國西北大學（人稱「新藤校」）的招辦副主任跟我說：「這個問題從來都是一個微妙的話題。但說實話，我並不經常處理這類事務。我們當然歡迎給大學捐款，然而課堂上的位子不是拿來出售的。直截了當地說吧，家庭成員捐款給西北大學並不意味着該學生就一定能被錄取。我們希望捐款的目的是更好地建設西北大學，而不僅僅是為某學生能進西北大學。」
這個所謂的「黑幕」，聽得我直搖頭又直點頭。
推薦與「後門」
有人說，不管是中國還是美國，「高考前『考』的是學生，高考後『考』的是家長」。
的確，單靠一個乾巴巴的高考分數，外加一張有身高體重的體檢表，招辦怎麼能夠了解一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推薦」是發現和輸送人才的渠道之一。中國自古就有「內舉不避親」之說。問題是怎麼建立一個運轉合理的推薦體系。
在美國，無論是上大學，還是找工作，都得有推薦人。哪怕是租房子，打零工，甚至接養一條狗也得有推薦人。
很多美國推薦人很看重自己的信譽，寫起信來一副公正無私的樣子。
當然，讀者關心的是，高招中的推薦有無後門？
一流大學都要求提供至少兩封推薦信。有些甚至指明高三或高四的老師，而且必須一個文科、一個理科。
哈佛除了要求兩封高中老師的推薦信外，曾鼓勵多提供一封某個「熟悉你的大人」的推薦信，可以是親戚、鄰居、朋友、保姆、小學老師……
達特茅斯學院更「怪」，是藤校唯一要求提供一封「同齡人的推薦信」的學校。
普林斯頓挺「正常」，只要求兩封推薦信。但普林斯頓每年都收到許多特殊的推薦信。例如，據《進入大學招生程序》一書披露，有一年，普林斯頓收到了如下特殊的推薦信：
16個父親給自己的孩子寫推薦信（其中一封來自中國）。
10個母親寫推薦信。
11個姐姐寫推薦信，其中一個是普林斯頓在讀生；9個哥哥寫推薦信，其中兩個是普林斯頓在讀生。
5個祖父寫推薦信。
2個姑姨，1個叔舅，1個舅娘給晚輩寫推薦信。
1個普林斯頓的校友給表親寫推薦信。
26個普林斯頓校友給非親人寫推薦信。其中，一個是普林斯頓「校董會成員」（校長的上司），該人士一共給4個申請者寫了推薦信。
2個美國參議員寫推薦信，其中一人信的抬頭是：「敬啟者」。
1個美國眾議員寫的推薦信。
印度駐德國大使寫的推薦信。
薩摩亞群島司法部長寫的推薦信。
4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寫的推薦信。
2個其他大學校長寫的推薦信。
1個其他大學招辦官員寫的推薦信。
9個高中校長給不是自己學校的學生寫的推薦信。
4個老師給不是自己的學生寫的推薦信。
1個美國教育部的官員寫的推薦信。
俗話說：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而我——包括許多中國讀者——不能說是「內行」，但自以為會「看門道」：對「參議員」「眾議員」「校董會成員」……這「員」那「員」有沒有走後門感興趣！
據說，有些大學的校長也為某些申請人直接寫推薦信到自己學校的招辦。
然而，這些這「員」那「員」的推薦信是「明目張胆」的、公開的、負責任的，因為他們簽署了自己的大名和職務。
美國人也是人，但若明文規定「什麼人」不能為「什麼人」寫推薦信，這些「什麼人」一般就不會給那些「什麼人」寫推薦信。
既然無條文限制，寫推薦信就不算違法亂紀。至於，能不能錄取，不是我的事。錄取的「條條框框」在你們手上，怎麼處理，那是你們的事。
其實，中國早有古訓「內舉不避親」。如果你認為某人合格，就大大方方地寫推薦信。
小布殊總統的女兒能不能進耶魯？
如果她要以Legacy（後面有專門的闡釋）的方式進去，她仍然要與其他的Legacy學生在一定程度上比條件，包括SAT考分、AI等硬條件。若以捐款的方式進去，也得看他布殊家族捐多少錢。
我問過西北大學招辦副主任：「根據《招生ABC》一書的披露，美國許多大學對錄取名人是有特殊政策的，並明確指出，名人包括了『美國總統和副總統的孩子』。當然，錄取這些名人也不是無條件的，也必須達到一定的要求。如果布殊總統的女兒申請貴校，你們會無條件地接受她嗎？為什麼？」
他答道：「不，西北大學絕沒有這種無條件錄取的事情。恕我不能泄露細節，我們很幸運，每年都會有一些大有來頭的申請者。他們中的一些被錄取了，但許多被拒絕了。這也很像捐款的情況，錄取與否絕不簡單地取決於父母的名聲和地位。」
當然，不少學校明文規定可以錄取「名人」，美國總統和副總統的兒女被歸為「名人」。因此，可以「大大方方」地進去。但招辦的人說，這些「名人」也需要達到基本的要求。布殊的雙胞胎女兒只有一個進耶魯，這就耐人尋味了！是另一個不願讀耶魯？抑或沒達到「基本要求」？抑或……我曾諮詢過關於錄取名人的理由。有關人士說：「那是給學校打廣告，提高學校的知名度。」
合理不合理？見仁見智。劍橋錄取過鄧亞萍，美國學校也曾錄取王軍霞。他們有他們的考慮和理由。我認為，名人有幾種，有一種是為國家、民族、甚至人類作出過特殊貢獻者，這些人可以考慮錄取。但總統或副總統的兒女，是因為父親而出「名」的「人」，大可不必好處也完全不考慮。
總統、副總統的孩子入學，你說是後門也好，不是後門也罷，有明文規定，是照章辦事。合不合理？可以爭論，但有一條：「合法」。如果你要反對，不要反對「走後門」，而要反對那些把「走後門」規定為合法的「條文」。換言之，牢騷只能是牢騷，要杜絕這類後門，只有想辦法去掉這些使走後門合法存在的「條文」。
許多人喜歡請參議員、眾議員、校董會成員，這「員」那「員」的給自己寫推薦信。有沒有效，只有天知道。
《大學招生交易的秘密》的作者，講述了一個他的女學生的動人故事：
這個女孩負責學校的廢物回收。因工作需要，從高二開始，她就與校長、副校長有所接觸，並與一清潔工具體執行廢物回收。到了高四申請大學時，她需要從這三個人中選一人寫推薦信。大家都以為她不是選一言九鼎校長就是副校長，但她出人意料地選了老清潔工。
老人是墨西哥人，沒文化，連英語都不太會說。嚴格意義上說，那位老清潔工的推薦信非常糟糕，不但語法不通，有些句子還詞不達意。但他的推薦信告訴人們：這位女生很關心他和他的一家。總是很尊重他，和他一起商量怎麼做好學校廢物回收的工作，使他覺得自己也很重要——能盡心儘力地參與學校這個大家庭的活動。
據說，這封推薦信感動了每一個招辦人員，有人甚至是含着淚讀完這封文法不通、但質樸無華的推薦信。
這個女生的SAT考分只有1320（滿分1600），這個分數根本達不到藤校的要求。但就因為這封特殊的推薦信，她被三家「藤校」錄取了。
當地時間2018年10月14日，美國馬薩諸塞州，反對哈佛大學錄取政策的示威者舉行遊行活動。
這個故事很動人。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墨西哥族裔？不過，不管她是不是「平權措施」保護的少數民族，從「策略」的角度看，這個「險招」確實獨具匠心。在高中生的眼裡，校長、副校長高不可攀；但在大學招生官員眼裡，寫推薦信的高中校長成千上萬；寫推薦信的清潔工，恐怕百年不遇。因此，才有異峰突起、奇兵乍現的效果。這個女孩敢於舍校長選保潔，光是這份膽識，就足以讓名牌大學怦然心動。
我認為：美國的推薦信制度有漏洞和缺陷。比如，學生顧問的推薦信都說了啥，只有天知地知。為了讓推薦人暢所欲言，許多大學表明：在學生上學前就會銷毀推薦信或有關表格。
用肥皂票，才容易有後門
前面談過錄取的過程和篩選方式。我想，我們可以把戰爭年代某個知名的說法借過來，優化一下：「寧可『浪費』三天，不能漏掉一個。」
美國高招的審核程序可謂「過五關，斬六將」。如SAT分數很低（雖然芝大等校已不強求SAT考分，但絕大多數一流大學仍要求），高中成績很差，沒什麼特長，不積极參加課外活動和社會活動，就算你「賄賂」了第一級、第二級審核人員，「過了五關」也無法「斬六將」——你在「審核委員會」或「篩選委員會」的評審中，同樣會被刷下來。
本身「不上線」不行；「上了線」，僅賄賂個把關鍵的人也不一定行；必須賄賂所有的人，包括委員會中那些學生代表和教師代表，難度幾近登天。所以，從目前揭露的美國高招弊案來看，只能是一改SAT考分；二偽裝成體育特長生。
一般來說，美國人也講人情。因此，也有走「人情」後門的現象。比如，在允許的範圍內，為非常親近的親戚朋友開點無傷大雅的後門。但僅限於不犯法的小後門。踩底線去行賄受賄，許多人就會變得六親不認了。所以說，這次是史上最嚴重的弊案。當然，犯罪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國度都會存在。
美國高校招生一般都盡量做到公平、公正、公開。為了保證這「三公」，社會上還有監督手段：如發現同學的條件不如你（除了Legacy、捐款、因「平權措施」受益的少數民族、體育特招生等情況外），但他被錄取，而你沒錄取，你可以告上法庭，或者在媒體上揭露。2014年，幾個白人學生把密執安大學「合法」的「平權措施」告上最高法院。目前，60多個亞裔團體也認為「平權措施」歧視亞裔申請者，正在把哈佛告上法院。
許多美國人認為：為了上大學行賄某些人，非常不值。第一、非常危險，後果非常嚴重；第二、賄賂額大了不值，還不如直接捐款，小了又無效果；第三、即使賄賂了某些人，也不一定起作用；第四、與其賄賂，不如多申請幾家大學，東方不亮西方亮，總有接收的學校。第五、上大學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今年上不了，明年上。今年上不了理想大學，明年還可以轉學；本科不如意，研究生還有機會。來日方長，完全沒有必要鋌而走險。因此，這次史上最大丑聞僅33個家長涉案。
想想美國高招審核程序，你可能覺得「似曾相識」？——取消高校畢業分配製度後，各單位「五花八門」的自主招工，不也是看成績、看錶現、看能力、看面試嗎？
也就是說，「似曾相識」就是離我們並不遙遠。實際上，如果我們把這些「似曾相識」綜合起來，就是美國「高考」招考分離的審核和選拔機制。
既然目前的「自主招工」沒有失控的現象，為什麼我們要為招考分離，自主招生憂心忡忡、舉步不前呢？
多年前，中國取消肥皂票、布票、糧票、肉票時，人們也擔心過搶購風潮、囤積居奇、商店缺貨、銀行擠兌……實際上，正好相反，恰恰是在使用肥皂票、布票、糧票、肉票時，走後門、託人情無處不在。若我們總是在種種擔心的陰影下，就會舉步不前、就會仍然使用着肥皂票、布票、糧票、肉票……
腐敗現象嚴重與人的素質不高、法治不健全、監督機制不完善有關。只要我們在招生的政策上增加透明度、在審核制度上健全法制，在錄取過程中完善監督機制，就完全可以在招考分離中大大減少醜惡現象。
Legacy 情結
Legacy譯成中文是「傳代物」「遺產」的意思。
Legacy招生政策，是指大學（尤其是私立大學）在招生時，給校友子女一定的照顧。這不是「潛規則」，但有點遮遮掩掩。
一般來說，申請者的父母是校友，才被看作Legacy。有些學校也把祖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為校友的，看作Legacy。
美國大學排行榜前20名（偶有公立大學入圍）基本上是私立學校。可見，Legacy招生政策在美國的影響有多麼深遠。
Legacy的錄取率高度機密、非常敏感，不容易探查。一般在30%到45%之間。常年排名榜首的普林斯頓2010年前後是40%（近年的暫查不到）；哈佛2014年是40%；2018是33%。換句話說，100個Legacy申請者中，約40個被錄取。而這兩校2019年的錄取率分別為7.0%和5.3%。Legacy的錄取率是常規的6到8倍。我查不到耶魯的Legacy錄取率，但應該不低於40%。因為，耶魯的Legacy學生占學生總數的15%。100個學生中15個是Legacy，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數字。耶魯大學最著名的Legacy是誰？老布殊，然後，是小布殊，再然後，是小布殊的女兒！
2001年，小布殊應邀回母校演講。面對人頭攢動的畢業生，他說：「你們得了A的，很偉大。得了C的，也不要悲哀，照樣可以當美國總統……」
人們哄堂大笑。
接着，他又調侃副手切尼(也曾讀耶魯，但未畢業)：「為什麼錢尼只能當副總統？因為他沒畢業。否則，也照樣能當總統……」
我們不知小布殊是否是C等生，但Legacy中不乏優異者。他們的特權表現在，當他們的條件與一般申請者一樣或相近時，優先考慮他們（雖有名額限制）。
實行Legacy招生政策，既有理由，也有無奈，更有弊端。三者互為因果，互相滲透。
先看「理由」。招收Legacy學生的最根本理由是要圍繞大學建構一個鞏固的「基礎社區」。這些Legacy一代傳一代地不斷入學不斷畢業，一代一代地給學校捐錢。用我們熟悉的俗語來說，就是拉一批最忠誠的「基本群眾」。我發現各個學校撒播到全美各地的祖輩相傳的Legacy，已有些近乎宗教情結。其實，不光是大學，私立高中、初中，也不例外。甚至公立大學也非常重視自己的Legacy。中國人愛撒「關係網」，美國大學在招收Legacy學生的問題上也大撒「關係網」。一般的大學，因擔心生源，不得不搞這一套，還好理解。怎麼世界頂尖的大學，也非常熱衷於Legacy？確實有些費思量。
我想不外乎三個原因：一是陳陳相因，大家都在一個不由自主的慣性中運動；二是父母畢業於這個學校，其子女可能也會有相應的素質，實施Legacy政策，能夠一代一代地保持一定質量的生源；三是希望畢業了的成功人士，能「飲水思源」——從政治上、經濟上對學校有所「回饋」。
再來看其「無奈」。學校的運作，需要大量資金。許多學校的人均學生花費比實際公布的要高出許多。因為某年貸款修建體育場、擴建校舍、增加實驗室等，怎麼能算到當年學生的人均花費上呢？於是，學校一方面是不得不逐年增收學費，另一方面是四處募款。其中，向校友籌款是主要來源。據統計，最好的私立大學的學費為5萬到6萬美元不等。2018~2019學年，哈佛是50420美元，普林斯頓是47140美元，哥倫比亞是59430美元。實際人均花費要超過學費，超過多少沒有可靠數據，不好亂猜。我們暫且不去細究實際超過的部分，光追究實際收的學費，就可看到學校的苦衷和無奈。
以哥倫比亞為例，2014年的學費是49138美元，吃住是11978美元，再加上書本費、日常生活費、交通費等因人而異的花費，若平均5000美元，共約6.6萬美元。談學費必須談相關的「Need-blind」的招生政策和「Need-based」的資助政策。因為不管你是窮是富，只要你合格，就錄取你；錄取了你，就得解決學費問題。如你家很富有，自然沒有問題；若你家貧窮，除去父母能負擔的部分，剩下的學校以資助的形式解決後顧之憂。這個資助包括獎學金、貸款、有償工作等。比如，獎學金4萬美元，貸款1.2萬美元，打工薪酬8000美元。那麼，你父母每年只需提供6000美元。可是，你無償獲得的4萬美元獎學金，哪裡來？答案是：主要來自校友和Legacy學生父母的捐款。
2018~2019學年，哈佛有70%的學生獲得各種資助，其中的20%因家庭年收入低於6.5萬美元，免費入學。前些年，約四分之一的新生為貧困生（家庭年收入低於6萬美元），均免費入學。國內有些媒體說：某某獲哈佛全額獎學金。這一方面說明該生優秀；另一方面也表明該生家庭貧困。2019年哈佛招1990名新生，光是當年資助這20%的貧困生就是2000多萬美元，4年下來是8000萬美元，再加上50%的新生4年中獲得的各種資助，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就是學校的「無奈」：不提供高額的獎學金和工資，不容易吸引到高素質的人才（包括學生和教授）。為了能給高素質的人才提供高額獎學金和工資，必須向校友募款、必須接受一定數量的Legacy學生。
最後，見識一下「弊端」。祖祖輩輩上同一個學校，可以說是一種變相的「近親繁殖」。比如，有500個教授在這間大學任教30年，那麼，許多Legacy的兩代人極可能修了同一個教授的課程。即使孩子沒修父母的教授的課程，但父母耳聞目睹的也就是孩子耳濡目染的。
比如，哥大法學院有個傳統，課程結束時，教授都有一個演講，一個讓目空一切的准律師們熱淚盈眶的演講。
其中有個92歲的教授說「今天去超市買香蕉，售貨員勸我買完全熟的，不要買太生的了……」（一種美國幽默，意思是：擔心買生香蕉，香蕉還沒熟，老人就會死去了），學生們心一酸，他接着對售貨員說「你每次都這樣勸我，但是我備了的課還沒講完呀……」
我聽了都潸然淚下，等有了孫輩，如果這個教授仍授課，我們能不唱「同一首歌」嗎？！所以說，這種陳陳相因，不能說不是一種變相的「文化近親繁殖」或「學術近親繁殖」。
當地時間2018年5月16日，美國紐約，紐約大學的畢業生冒雨參加畢業典禮。
所謂「黑幕」，最糟糕、最反動、最令人費解的是Legacy招生政策。什麼普林斯頓、哈佛、耶魯、哥大無一倖免地與這個名聲不佳的legacy有着「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我認為中國高考改革，絕對不能學這套。作為財產，不論是動產或不動產，後代要繼承，天經地義。但Legacy把「教育」作為遺產——一種世襲的特權，其落後性昭然若揭。
父母上耶魯，就要把這個「上耶魯」作為「傳代物」傳給孩子。從現代倫理的角度看，是「反動」的；從現代科學的角度看，也是「反動」的。
父母上耶魯，子女也完全有權利上耶魯。但把「上耶魯」作為遺產處理，並作為政策使之制度化，實在不可取。
雖然，有不少大學對legacy作出一定限制，比如，隔代不能享受legacy，但隔代不傳並不影響代代相傳。另外，這些學校都強調：只有條件相同或相似，才優先考慮校友子女，即便如此，祖孫三代欣賞同一個教授的同一本講義，祖祖輩輩唱着「同一首歌」、講同一個故事……從生態學講，也是畸形的、不健康的。
體育特招生
談美國高招，不得不談體育特招生。首先，這是弊案的重災區；其次，體育特長生是美國高校的一大特色。
2016年的里約奧運會，美國派出了555名運動員，其中417位為全國大學體育協會（NCAA）成員。換言之，約75%是大學生。再換言之，美國大學生雄踞世界奧運榜首。
再來點「花邊新聞」：在我任教的大學，誰的工資最高？橄欖球教練！第二才是校長，第三又是體育的冰球教練……
美國高校重視體育，可見一斑！
美國開發最早的是東北部，建校最早的也是東北部，因此，8所藤校全在東北部。1870年後，東北部的各校開展橄欖球和各種運動競賽。1956年，8所名校正式結成「常春藤聯盟」。也就是說，「常春藤聯盟」最初是因體育而得名。可見，翹楚「常春藤」亦是體育運動被看作香餑餑的註腳。
前面談到的藤校計算AI（學業指數）的「秘密計算公式」，最初就是用來計算「體育特招生」的學業指數的。現在，是不是每所藤校都用AI來指導自己的招生？倒不一定。但這個公式被用來計算「體育特招生」學業指數的下限，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比如，某年藤校規定各自的「體育特招生」的AI的下限為169。
AI為169，則意味着：SAT和SAT II的各門考分都在600分左右（滿分1600），CRS（學校排名點數）是49，即排名在70%以後。顯然，這個學業指數有點慘不忍睹。
若某校想招一名AI在169以下的體育特長生，該校必須將該生的申請材料帶到藤校招辦主任聯席會議，進行必要的說明，並必須獲得會議的批准。
若該體育特長生的「特長」不是非常突出，學校一般不願讓自己處於「三堂會審」的境地。更何況，藤校之間又都是競爭對手。被對手「審問」的滋味兒，恐怕不太好受。
所以，最近弊案披露的體育特長生基本都沒敢糊弄藤校，而是混到南加大等校去了。至於藤校唯一涉案的耶魯女足教練，是怎麼矇混過關的呢？雖然沒看到作案細節，但也不難「破案」。一、該女生不是運動員，可想而知其AI會高於藤校「體育特長生」的下限，因此藤校招辦主任聯席會議攔不住她。二、以「體育特長生」的身份入學後，收了40萬美元的教練，怎麼幫這個不會踢球的「南郭先生」混下去呢？好辦呀，以受傷為借口不參加球隊訓練，不就矇混過關了嗎？
各校都有專人主管「體育特招生」的工作。教練們親自四處尋訪、面試「體育特招生」。在一般的申請者還忐忑不安地翹首以待錄取信件的前一兩個月，就會先給「體育特長生」發出試探性錄取通知。目的是安撫他們，穩住他們。許多學校為這些「體育特招生」設有專門的獎學金。
實際上，「體育特招生」也有兩類：一類是真正的「體育特招生」，到校後，即插即用、上場拿分。這一類人的AI可以比較低。第二類是裝門面的，是板凳隊員，這類人的AI較高，是拿來平衡第一類人的低AI的。
我攻讀博士時，隔壁住一橄欖球隊員，我兒子礦礦管他叫「大個子叔叔」，是他自己交的第一個美國朋友。當時，兒子還不會說英語，想跟「大個子叔叔」說些什麼，就回家問我們，然後，再背書般地到隔壁去「交流」。礦礦的飛碟技術是跟他學的。有一次，飛碟打中鼻樑，直流血，兒子也不哭。至今鼻樑還稍隆起。每每提及，我總是安慰妻子：鼻子高點不是更帥嗎？
當時，我做TA（教學助理）。有一天，我看到大個子到我對門辦公室去見另一個做TA的博士生。他見了我，表情有點不自然，我就沒吭聲。
他走後，我故意問那個TA：「個子那麼大，打球的吧！」
TA搖搖頭：「打橄欖球的，真頭痛！」
過得幾天，大個子問我：「你認識那個TA嗎？」
我說：「認識！」
大個子想了想，欲言又止。
後來，大個子去了另一個學校。礦礦傷心了好幾天。
礦礦這個「忘年交」，屬於上場拿分的「體育特招生」。我估計，AI可能不會太高。
美國教育為什麼如此重視體育？
首先，體育運動豐富了校園生活。體育運動對美國人來說，不僅僅是強身健體，更重要的是能形成崇尚競爭和積極進取的精神氛圍。國內校園，一抓一大把戴厚邊眼鏡的「豆芽型」書生。打開電視機，頻道換來換去，老是女性化的「小鮮肉」。美國校園文化可能有偏頗，但中國的校園文化確實需要強烈呼喚走出教室的男子漢！當然，除了崇尚競爭和積極進取的精神氛圍，體育運動還能增強學校的集體榮譽感。
其次，又回到錢的問題。體育運動的門票是學校的一項重要收入。更重要的是體育運動最能「掏」那些大款校友的「腰包」。比如，礦礦的高中拿了州里的籃球冠軍，人們又哭又笑……趁那些大款校友「神志不清」又「頭腦發脹」時，校長提出來擴建體育館，那些高興得找不到北的大款校友們，恐怕還會背着老婆拍胸口主動加碼。總之，體育運動是籌集捐款的重要手段。
最後，體育運動能給學校帶來聲譽和榮譽。美國有大約3500所大學，除了那100來所人人皆知的最著名大學，誰知道誰呀？這樣，體育運動就成了最有效、最便捷、最轟動的提高學校知名度的手段。難怪礦礦的高中得了州里的籃球冠軍後，他回家沒幾句話，就說：「明年一定有很多新生申請我們學校……」
看看美國名校招生，除了Legacy學生、享受「平權措施」的「少數民族」學生、體育特招生、國際學生，再加上父母捐款的學生，名人學生等，剩下的正常的招收名額已不多。比如，當年有13600人申請某大學，該大學打算錄取1700人，錄取率為12.5%。其中，2000人申請「提前錄取」，600人被錄取。這樣，還有1100個名額。在這1100個名額中，有約200個是享受「平權措施」的「少數民族」學生，200個是Legacy學生，200個是體育特招生，100個是國際學生，若干個捐款生和名人學生。除了這些「陪讀生」，只剩下不到400個名額給「正常」錄取的學生。毫無疑問，這400個被錄取的學生才真正是最出類拔萃的高分高能的英才！
當然，美國名牌大學眾多，就是2019年排名第47名的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也有16個諾貝爾獎得主。因此，這個學府收幾百，那個學校收幾百，出類拔萃的英才仍然有自己的歸宿。前100名的學府，平均每個大學收400人，美國的精英就被基本囊括。
用一塊巨石雕一勇士，沒有腳下的碎石，勇士怎麼凸顯？我們也可以把legacy學生、體育特招生、「平權措施」受益生等，看作一支運動隊必不可少的「陪練」和「板凳隊員」，看作一種必須的「生態平衡」，看作鋪墊勇士的碎石……
比喻可能不太中聽，但是否也有些道理呢？
奎茨博士是「公立常春藤」名校的邁阿密大學著名教授，曾任系部招生委員會主席。我曾跟他談到：在中國，人們對改革高考的最大顧慮，就是擔心如果不以分數高低為錄取標準，就會出現「走後門」。假如像美國高招一樣，在錄取過程中加入一些主觀的、無法量化的標準，人們擔心將會出現許多欺詐的和難以解釋的錄取決定。
奎茨博士的一番話很有意義，用作此文的結束語：「儘管我們有理由擔心使用多種標準的高校招生會因特權孳生腐敗；但以考分為唯一標準的大學招生也並不能防止因特權而產生的不公平錄取。
美國名校面臨的不是從頑石堆中找玉，而是從玉石堆中發現我們需要的美玉，決定選哪一塊、留哪一塊。當然，最簡單的辦法是用公式去計算每一塊玉石的各種指標。但是，其結果將是你得到的玉石几乎都差不多。假如你的目標是去重製一模一樣的小玉器，即便你得到的玉石有點點差別也還將就得過去。然而，假若你的目標是創造千姿百態的精美玉器，你必須去挑選各種形狀、尺寸、色彩的玉石。大多數美國高校招生辦的人員做的就是這個工作。
使用一套寬泛的錄取標準而不是單一的高考考分，將出現醜陋的現象，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並不是我們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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