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省是如何變富的？從一塌塗地到亞洲四小龍，台灣做對了什麼？

20世紀70年代末期，台灣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一時間與韓國、香港、新加坡並稱為「亞洲四小龍」。

遙想三十年前這裡還是一片荒蕪，目光所及之處均是綿延不絕的農田，絲毫沒有工業化、現代化的蹤跡。

那麼，從1949年的一片狼藉到步入工業化社會、實現經濟騰飛，台灣究竟做對了什麼？

從一片狼藉到「亞洲四小龍」

1949年初，國民黨軍隊在淮海戰役中再次折戟，大勢已去的蔣介石不得不思考起未來退路。

彼時，國民黨的後撤之路有台灣島、海南島、川渝地區，深思熟慮之下，蔣介石決定東渡台灣海峽，在寶島台灣與共產黨形成對峙之勢，以期未來重返大陸。

選擇退守台灣有諸多利處：

解放軍沒有海軍部隊，短時間內無法追擊過來；

共產黨在台灣活動的地下黨員很少，方便國民黨政府的統治。

不過台灣也存在不少弊端，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嚴重滯後。

自古以來，台灣一直是一個以農業為主導產業的地區，小農經濟養活了絕大部分台灣百姓。

可這種脆弱的經濟模式一旦遭遇天災人禍，立刻就會迎來毀滅性的打擊。

（國民黨退守台灣）

不幸的是，自從甲午中日戰爭過後，台灣島就一直飽受戰火的摧殘和殖民者的掠奪。

在戰火的洗禮下，台灣的農業發展出現了不可逆的損失，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戰亂來臨之前，台灣每年的水稻生產能夠達到140萬噸。

然而，當國民黨政府到達台灣後，產量已經銳減到了80多萬噸。

這樣的糧食產量根本無法滿足台灣人民的基本口糧，更不用談經濟發展。

當國民黨大軍到來後，台灣島原本的600萬人口激增到了812萬人。

人口增加帶來的物質生活需求隨之上升，這顯然是台灣島的生產無法滿足的，很多老百姓一度陷入了極度貧困狀態。

國民黨政府抵臨台灣後，蔣介石一心忙於鞏固蔣氏家族政治地位，根本無暇顧及台灣的經濟生產。

不光如此，政治上的動蕩甚至進一步影響到了台灣的經濟發展。

由於通貨膨脹，台灣的物價居高不下，老百姓的消費物價指數上漲了50多倍。

然而，就是在這種不被看好的情況下，台灣島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裏，從一片廢墟中崛起成為了亞洲地區最發達的經濟體之一，與新加坡、韓國、香港並稱「亞洲四小龍」。

（蔣介石在台灣）

或許數據上的對比，更能凸顯台灣這幾十年天翻地覆的變化。

上世紀50年代，台灣地區的經濟生產總值僅為12億美元，2003年這一數字卻飆升到了2956億美元。

這五十年間，台灣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8.1%。

民生方面，台灣百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從50年代的150美元，躍升至2000年的14908美元。

通貨膨脹、物價起伏不定穩定也早已得到根治，隨着一個個大都市的崛起和一片片工業區的興建，台灣逐漸步入了工業化社會。

相較於蔣介石政府剛剛到來之時，台灣可謂是發生了脫胎換骨般的蛻變。

那麼，在尋求經濟發展的道路上，台灣做對了什麼？

原有的經濟基礎

首先，台灣之所以能實現經濟騰飛，與其原有的社會生產基礎脫不開關係。

清政府在甲午海戰戰敗後，將台灣割讓給倭寇。

而後五十年間，台灣一直處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之下，不過由於戰爭和生產需要，日本人還是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到了台灣。

尤其是全面侵華時期，日本人將台灣島作為進犯中國大陸的跳板，在台灣大肆修建工業、電力、交通等設施。

雖說日本人一開始的動機不純，可從實際結果來看，日本的建設和投資的確成為了台灣後來快速發展的工業基礎。

國民黨從日本人手中收復台灣時，接收了775家規模龐大的企業。

這些企業多少受到了戰爭的破壞，可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卻牢不可破。

七百多家企業中的大多數實現了公營，它們是後來台灣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蔣介石從大陸撤離時裹挾了大量資金、貴重物品，這是蔣氏政權得以在台灣生根發芽的重要來源。

早在1948年11月，國民黨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就奉蔣介石的命令，將來自故宮博物院的500箱文物運到了台灣。

同時，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的機構的重要文物、資料、圖書被盡數搬到了開往台灣的軍艦上。

據統計，共有玉器、字畫、瓷器1424箱、歷史文獻204箱，共計23萬件頗具價值的文物被運到台灣，這些寶物成為了現如今台北故宮的鎮院之寶。

工業設施、人才，這些關乎未來發展的重要資源，也被蔣介石裹挾至台灣。

上海解放的前幾個月，從這裡運走的機器設備物資就裝滿了1500艘船。

當然，蔣介石從大陸帶走最多的還要數金銀財寶。

1949年1月10日，蔣經國遵照父親的命令找到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要求其立刻將庫存所有黃金、白銀、美鈔運到台灣。

當時的國民政府庫存黃金約有80萬兩、美元外匯儲量超過7000萬，加上白銀、貴金屬、其他國家外匯，共計5億美元。

掌管國民經濟的孔宋兩家，將國民政府的資金一部分運到了台灣，另一部分輸送到了美國的花旗銀行。

台灣現如今最大的一百家企業中，基本都是靠着從大陸帶過去的資金髮展起來的。

所以，當國民黨敗退台灣後，儘管面臨的是一片荒蕪，但其已經具備了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基礎。

當然，能夠在短短二三十年內成長為亞洲四小龍，這與外部大環境的支持，以及台灣當局的正確戰略決策脫不開關係。

（蔣介石、蔣經國）

內外部合力的結果

外部因素上，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了一段黃金髮展期，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也因此獲益。

新興工業部門的興起，亟需大批熟練、有知識、有技能的複雜勞動力，發達國家就業人口中的白領比例上升，藍領工人減少。

如此一來，工人們的工資水平也會相應提高，工資成本造成生產成本大幅提高，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遭到削弱。

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不得不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大批勞動密集型、能源消耗型產業被轉移至經濟發展一般的地區，台灣就是西方國家的產業轉移區之一。

這些企業為台灣人民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是台灣經濟復蘇的重要因素。

當然，來自美國的援助也是台灣走向富有的一大助力。

1951-1965十幾年時間裏，美國就向台灣輸送了14.82億美元。

這筆錢對台灣經濟最大的幫助是緩解財政赤字、抑制通貨膨脹，幫助台灣走出了最初的困境。

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台灣的扶持形式還有軍事援助、低利貸款、工業投資等。

據統計，蔣介石逃離台灣後的30年間，來自西方世界的各種援助總價值超過200億美元。

此外，五六十年代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也給台灣帶來了新的發展機會。

大批來自美國的軍貿訂單如同雪花一樣飄向了台灣，這對台灣的製造業起到了極大的刺激作用，其工業品年出口增長率飆升到了驚人的34%。

內部條件方面，台灣首先選對了正確的經濟發展次序。

在大批台灣經濟學家的建議下，台灣當局並沒有孤注一擲優先發展亟需的工業經濟，而是選擇了發展中求穩定的策略，即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

五十年代，台灣進行了土地改革。

在「公地放領」、「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支持下，台灣農民獲得了土地，且勞作積極性有了很大提升。

1950-1960十年間，台灣的農業產值以每年5%的速度逐年遞增，稻米產量達到了每年200萬噸以上的產量。

農業的復蘇為輕工業發展提供了保障和資金，六十年代開始，輕工業成為了台灣的經濟發展重心。

紡織、食品、塑料等傳統行業得到了進一步擴展，新興電子、電器等消費品工業也形成規模，台灣的輕工業迎來鼎盛時期，年產值增長率達到18.5%。

台灣重工業的發展出現在七八十年代，這一時期台灣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資本和技術。

根據當下國際經濟環境，台灣制定了「六年經濟建設計劃」。

而後幾年間，台灣建立了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工業集群，同時開始涉足能源、金屬、高級精密機械、電子工業。

至70年代末期，重工業在台灣經濟中的比重已達40%。

根據不同時期發展策略適時進行改革，是台灣經濟復蘇的另一大內因。

與五十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並行的還有貨幣改革，當時台灣當局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穩定物價，開始實行高利率存款政策，加強外匯管理、建立貨幣信譽。

從成效來看，貨幣政策確實取得了良好預期。

第二次經濟改革發生於五六十年代，台灣開始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試圖通過局部開放、自由化實現外匯貿易改革。

1958年，台灣原本的多元複式匯率更改為固定統一匯率，台幣價位逐漸趨於穩定、合理，這次改革對台灣後來的進出口貿易奠定了良好的貨幣基礎。

除此之外，將台灣島內經濟與國際市場相結合的策略，是台灣打破經濟桎梏的關鍵。

台灣資源匱乏、市場狹小，經濟發展存在諸多天然屏障，倘若僅僅憑藉自身力量發展勢必無法長久。

台灣當局也早早的意識到了這點，於是從1964年開始，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出口擴張」的經濟發展戰略方針。

試圖利用海運便利和廉價勞動力優勢，引進國外先進資金、技術，在台灣發展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依靠外資、外貿、進出口，帶動整個經濟的循環發展。

此舉直接解決了台灣發展面臨的最大困境，提高了其經濟上限。

當然，台灣經濟崛起的二三十年中，也不可避免的遇到了一些問題，而對這些問題的妥善處理，正是保持其經濟長盛不衰的原因。

困境中謀求出路

台灣地區的相對貧瘠經濟發展環境以及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註定其發展存在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十分依賴國際市場，無論是原料、技術，還是產品、市場。

台灣48%的產品最終都流向了美國，造成的結果就是經濟嚴重受制於美國。

工商界對此有一句很貼切的形容：「美國市場只要打個噴嚏，台灣就會感冒。」

同時，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也給台灣的經濟發展帶來新的阻礙。

70年代的兩次能源危機，威脅到了西方國家穩定的經濟結構，為了儘快走出困境、轉嫁危機，一些國家開始加強本國貿易保護。

美國在這一時期就頻繁利用反傾銷法、抵消關稅法、限制進口等方式維護本國市場，台灣的外向型經濟不可避免的遭到了打擊。

此外，隨着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分工中扮演的角色愈發突出，台灣的廉價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這也對其產業結構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

為解決經濟上的困境，台灣一直在嘗試解決方法。

針對過度依賴美國市場的情況，台灣開始將貿易重點區域拓展至歐洲、日本，同時加強與亞洲、東歐各國之間的經貿合作。

尤其是臨近東南亞地區，台灣財政部門專門撥付出一大筆資金，專門為經營台灣商品的僑商提供優惠信貸。

至於產業結構上的困境，台灣同樣也在積極促進工業升級。

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後，台灣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自己轉而發展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

1982年，台灣「策略性工業發展執行委員會」成立，確定了電子、機械、信息為三大策略性工業發展方向，並從中挑選出170餘項頗具前景的工業產品。

再者，台灣在持續擴大出口、刺激投資。

為了在相對疲軟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得以生存，解決本地區投資者投資意向低落的問題，台灣當局持續提高基礎設施投資，帶動民間資本投資意願，並將投資盈利所得稅降低了10%。

此舉降低了台灣民間的儲蓄意願，緩解了通貨膨脹壓力。

另外，外國人、華僑對台灣的投資也被進一步放寬，投資範圍持續放開。

從一片荒蕪走向富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想要將經濟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準似乎更難。

台灣之所以能夠長時間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與其困境中不斷謀求出路、尋求解決辦法脫不開關係。

結語

台灣能夠實現經濟崛起，是多方因素合力的結果，這其中既有台灣人民的努力，也有來自外界的援助。

當然，台灣的發展也少不了來自大陸的支持。

實際上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兩岸之間的經濟往來就變得愈發密切，大陸成為了台灣地區的重要市場。

從1981年到2021年，兩岸貿易額翻了713倍。

為了台灣地區的發展，大陸頒佈了一系列惠台政策，兩岸人民和企業因此受益。

編輯：severn

責編：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