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國抗疫這麼牛？請看歷史上三大疫情是怎樣戰勝的

自19年底到現在，全球疫情已有三年多，各個國家抗疫政策不一，但我國絕對是控制得最好的。

很多人對此有說法，認為從國情、文化等方面，只有中國人能做到。沒錯，疫情期間全民止步，

自覺配合，這個覺悟不是說有就有的，也是歷經過千百年多次的疫情錘鍊出來的精神。

今天我們來聊聊，歷史上離我們近一點的幾大疫情。

一、明朝鼠疫

這事要從李自成帶領的農民起義說起，李自成號稱百萬大軍，這人從哪來的？全都是流離失所、走投無路的農民。

明末的時候，歷史學上有個角度證明，地球正處在一個小冰河時期，氣候異常寒冷，氣溫低至零下幾十度。造成了糧食嚴重短缺，加上其它自然災害，於是出現了空前的饑荒。

到處餓殍遍野，大量的農民背井離鄉，開始逃荒，便湊集了大量流民。莫說人，連老鼠都吃不飽。老鼠常年挨餓，抵抗力下降，於是老鼠開始生病，死亡，這就是發展成了鼠疫。

人一旦餓得不行了，也就見啥吃啥，因此老鼠也就被當作充饑的食物了。人吃了有病的老鼠，人也就病了，接着就是大面積的流行鼠疫。

萬曆八年，山西大同發生鼠疫，染病者眾多，接踵者而亡，有一個叫左懋弟的政治家，奉命督催漕運，見此情形就上呈了加急的摺子給皇上。上言「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意思是此次被饑荒和鼠疫已經鬧得沒有完整的人了。

崇禎七到八年，今天的山西呂梁興縣發生鼠疫，全縣的人幾乎跑光了，打這開始，疫情每年都在各地傳播。好在那個年代交通不便，人口流動不易，不會一下子爆發，但架不住經年累月。

到了崇禎14年7月，疫情終究還是經河北地區傳到京城，崇禎實錄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

當時朝廷彙集名醫研究鼠疫的治理辦法，可惜沒人見過，只能捧着一本《傷寒雜病論》試圖找到治病良方，結果都以失敗而告終。

中國人每在困難時刻，都會被勇敢的人保護着。一位叫吳又可的傳染病學家出現了，為了查找病因，他找遍了豬圈、牛棚，所有牲口動物彙集的地方，終於發現這一次的瘟疫是由空氣傳播病毒，導致大面積傳染。

影視中的吳又可

這個發現很偉大，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這個理論的。後來吳又可為了抗疫，研發了一款叫「達原飲」的藥方。此方記載在吳又可寫的《瘟疫論》裏面，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統闡述瘟疫學術的著作。比後世早了200多年。

當時的人們通過飲用達原飲，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且還有很多人治癒了。最厲害之處是在非典那些，「達原飲」也被證實有確切的療效。

二、清朝的天花

要說讓清朝帝王和百姓最害怕的不是敵人，而是天花病毒。

清朝皇帝中，順治和同治二位皇帝直接死於天花。

當時天花是一個致死率極高的惡性傳染病，大流行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每年死於天花的人數，歐洲大概是50萬人，亞洲是80萬人。而整個18世紀歐洲人死於天花的總數約1.5億。

所以天花病毒在康熙心理留下了心理陰影，清朝的時候，皇子們如果沒有出天花，都得到一個專門的地方隔離，直到你出了天花才算完事。因為在當時，如果兒時沒出天花，後面感染率極高，風險極大。

康熙小時候也得過天花，但他奇蹟般地治好了，只落下了點麻子。所以他在位後，應對天花的首要辦法就是隔離。

後來康熙在太醫院專門設立了一個「查痘章京」部門，專門研究如何應對天花。很快他們就發現了一個應對天花的方法，就是「種痘」。相當於現在給出生的孩子接種牛痘疫苗，這孩子就不會得天花了。

但那個時候人們不知道接種，也不知道何為疫苗。通過經驗發現，只要把這個得了天花的人的衣服給沒得的人穿，或者是傷口上的物質塗抹在鼻子眼，那麼這個小孩出天花的癥狀會輕很多，有的甚至沒有癥狀，也不會死。

後來在「查痘章京」部門的深入研究和試驗，發現很多人用這個方法免疫確有奇效。乾隆在位時，他發揚了康雍兩朝重視醫學之餘風，由太醫吳謙負責編修《醫宗金鑒》，有了系統性的針對「種豆」這一抗擊天花的方法。

由於「種痘」的普及，清朝的北方及中原一帶的天花疫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當時還有西方傳教士統計過，經過康熙實施的「種痘」的方法，將天花原有的20%-30%的致死率降低到了1%。所以當時俄國還專門派人到中國學習「種痘」，便於回國治療自家的天花。

從這個事能看出，這個事在中國，那是從上到下，從老到少骨子裡的重視，所以才會有擊退疫情的可能。

三、1910年東北的鼠疫

這次鼠疫與上文提到的明末鼠疫不同，這次抗疫奠定了抗疫的基本模式。而且著名的「伍式口罩」就是在這場疫情中，由中國人伍連德發明的。

1910年10月12日，中俄邊境，一名男子突然死亡，通體發黑。

幾天前這哥們外出打獵，看見一個旱獺巢穴，洞口趴着一隻旱獺，一動不動。這哥們就興高采烈地帶回家給做了吃了。打這起，由他開始，就造成了六萬多人死亡的疫病。

這次疫情傳播得極快，沒多久就蔓延到了哈爾濱。隨後齊齊哈爾，奉天（今天的瀋陽），紛紛淪陷，疫情日益嚴重。

1910年10月中旬，外交部的施肇基收到了俄國、日本兩國的照會。俄、日兩國認為清政府沒有能力控制疫情，提出讓他們主持東三省的防疫工作。

雖說是衛生事件，但是涉及到教育、商貿、鐵路、司法等一系列的主權問題，如果答應讓俄、日兩國主持工作，相當於把東三省的管理權讓出去了。清政府當然也不能同意兩國的提議。

既如此，那就得自個控制疫情，於是施肇基找到了時任天津北洋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伍連德。

施肇基跟伍連德說你必須要來，如果我們自己不能控制住疫情，俄、日兩國就會以此為借口強行接管東三省的控制權。說實話這已經不單單是抗疫，而是為國而戰。

伍連德隨即帶上助理到了哈爾濱，當時的人們都認為是鼠疫，自然是由老鼠傳給人的。所以方法簡單粗暴，消滅了八萬多隻老鼠。但是疫情卻沒有得到有效控制，說明傳播途徑跟老鼠關係不大。

伍連德到了哈爾濱想解剖屍體，但當時人們的觀念是，哪怕人死了也得留個全屍。所以人們不讓，直到12月27號，一個跟當地通婚的日本女性死了，才得以解剖。

伍連德解剖後發現，死者的肺部嚴重充血，肺部淋巴結異常腫大，所以推斷，這個疫情是人跟人之間靠空氣傳播。基於此推論，伍連德開始了自己的防疫措施。

伍連德把重災區劃分為四個區域，每個區域配備一定的醫院、警察、防疫人員和醫療物資。不同區域的居民佩戴不同顏色的標識，不同的證章只能在本區域活動。如果要跨區活動必須申請通行證。醫生和防疫人員每天巡查，一經發現患者，則立即集中隔離。

包括在染疫區還燃燒硫磺來殺菌消毒。按照這個方法，奉天和黑龍江也建立起了防疫體系。

那個時候鐵路交通相對比較便利了，人口流動很快，伍連德要求，必須控制跨區域人口流動的火車站出入口，甭管是誰一律集中隔離五到七天。就連當時的太子少傅也在山海關隔離了五天才得以回到北京。

再加上當時發明的伍式口罩，要求抗疫人員必須佩戴，普通居民儘可能佩戴，由此有效阻斷了傳染的鏈條。

聽着是不是和今天的健康碼、行程卡、隔離區等等防疫政策如出一轍。

在伍連德一系列的措施下，1911年3月，哈爾濱終於沒有一例感染，也無一例死亡。4月23號，清政府宣布東三省的鼠疫全部肅清。全民抗疫取得勝利。

所以中國有現在的抗疫成果，和我們歷史上經歷過多次疫情有直接關係，一方面我們面對疫情不斷的總結，不斷的創新。我們的政府始終把人民的生命財產放在第一位，眾志成城才得以戰勝每一次的疫情。

抗疫雖說很難，但是我們尊重科學，尊重生命，相信戰勝當下的疫情也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