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20日,輾轉前往英國留學的鐘南山,在貝爾加湖畔繞行的火車上度過了自己43歲的生日。車窗外是大森林,大雪已經紛紛揚揚落下,鍾南山看得着迷,他想:「未來會有什麼東西等着我呢?」他那時候不太會想到,41年後的生日時,等着他的,除了中國工程院院士的頭銜、「共和國勳章」的榮譽,更有一場場事關全人類健康福祉的硬仗。
11月21日,上海廣播電視台紀錄片中心深度訪談欄目《可凡傾聽》播出了《大醫精誠——鍾南山院士專訪》,鍾院士和曹可凡一起,完成了一次對自己人生的回望。「我們沒有太多談疫情,而是選擇了他人生中的幾個橫斷面,我希望從他的成長中,找出他今天之所以成為共和國英雄的『因』。」曹可凡告訴記者。

圖說:鍾南山
據悉,下一期的《可凡傾聽》還將播出李蘭娟院士專訪。
醫者的大愛都來自家庭
自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鍾南山怎麼說」始終是全國人民關注的焦點。從17年前「非典」肆虐時那一句擲地有聲的「把最危重的病人都送到我這裡來」,到今年1月那張感動無數國人的高鐵餐車照片,從醫半個多世紀的鐘南山,用實際行動詮釋了大醫精誠、國士無雙,獲得了「共和國勳章」至高榮譽。而李蘭娟院士那張被口罩勒出深深印痕的臉龐,也向大家詮釋了什麼是醫者最美的容顏。不過,《可凡傾聽》這一次沒有多談疫情研判,家風傳承、家庭教育成了節目追溯鍾南山和李蘭娟「動因」時詳細聊的話題。
「父母給我最大的教育可以概括一句話,當老實人、做老實事,這是給我一個最大的教育。」鍾南山說。1936年,鍾南山出生於南京一個醫學世家,父親鍾世藩是著名兒科專家,母親廖月琴是廣東省腫瘤醫院創始人之一。童年時代,鍾南山隨父母在戰火硝煙中顛沛流離,抗戰勝利後全家定居廣州。
作為兒科專家,父親鍾世藩在專註科研的同時,對病人也一樣盡心儘力實事求是。鍾南山至今還記得,他在年輕時給一個腎病孩子看病,根據臨床癥狀就判定其是腎結核。但父親的一句話卻給了他很大的警醒,「我的父親反問我一句,你怎麼知道他是腎結核?這句話,我就懵了,因為什麼,我真的不知道,所以那個給我一個很大的震動。他就這麼一句話,我覺得幹什麼事、說什麼,都得有點依據。」
在治學嚴謹上,鍾南山受父親影響至深,但他對人的同情心,則是自母親那裡學來。他有一位同學考上了北大,沒有錢坐火車,鍾南山就幫他向自己母親求助。母親很為難,「你的車票錢都是我們想盡辦法湊的,怎麼可能呢?」鍾南山知道家裡困難,就算了,但過了兩天,母親卻還是想盡辦法又給他籌了10塊錢,讓他拿給「家庭困難」的同學。「要知道那個時候到北京的火車票,還不到20元,這個事情至今都讓我印象深刻。」鍾南山說,自己工作幾十年,總是能團結大多數人,就是因為受到了母親的影響。對於自己如今的為醫、為人,鍾院士動情地說:「我想他們要是知道的話,應該覺得……沒白養我,應該是這樣。」

圖說:鍾南山和曹可凡
如果說每個人生下來都是一張白紙,那父母的教育就是畫筆,出身醫者世家的鐘南山如此,出身貧寒農戶家庭的李蘭娟院士也如此。當年,李蘭娟放棄28元固定工資的代課教師,而在農村做收入只有幾塊錢的「赤腳醫生」,就是受到母親的影響——在李蘭娟看來,雖然母親斗大的字不識一個,但她的人品卻為自己樹立了榜樣。「她一直以來都是助人為樂的,幫助別人家都會盡心儘力的,自己苦一點也不計較的這麼一個人,而且非常勤勞,非常淳樸。」因為父親去世得早,家裡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母親。後來李蘭娟全身心投入到事業中,也有母親一路的照顧。這些,也將在11月28日首播的《可凡傾聽:「赤腳」走出的國士——李蘭娟院士專訪》中講述。
改變世界的力量來自拚命
在節目中,鍾南山回憶起當年英倫留學的故事,仍然歷歷在目。初見導師時,導師一直背對着他煮咖啡,「面對背」的第一次見面,讓鍾南山知道,1979年的中國醫學留學生在國際上有多不被看重。「他說,你們中國的畢業生,醫學院(學歷)在國外是不被承認的。當時他不把你當回事。」初到英國的鐘南山面臨語言障礙,有時候跟講師溝通連問題都聽不懂,尤其是他被安排到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深造後,導師的冷淡態度更讓他大為受傷。
但是,就如鍾南山所說,再困難都得想辦法闖過去。為了克服語言問題,他連往家裡寄信都是用英文,早年留學英國的父親會用紅筆糾正他的語法,就這樣一點點進步。面對導師們的冷落,他想得最多的,是祖國。「我就經常想,國家把你送出來很不容易,所以一定要想辦法做點東西。而且人家看不上,有道理的,你原來就比較落後,你做點東西出來,讓他們覺得中國人還是能幹點事的。」言語樸素,卻句句懇切。

圖說:鍾南山在節目中完成了對自己人生的回望
讓周圍同事開始重視鍾南山的,是他一次次針對病人和課題提出的有效建議和研究,甚至拚命。為了進行「一氧化碳對血液氧氣運輸的影響」課題,鍾南山以自身為實驗對象,冒險吸入超劑量一氧化碳,最終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其成果在全英醫學研究會上發表,引起國際學術界關注。
1981年,鍾南山受邀赴倫敦聖·巴弗勒姆醫院進行合作研究。在全英麻醉學術研究會上,他以一篇論文大膽挑戰了牛津大學學術權威克爾教授,再次展示了一名中國學者的實力與魄力。父親聽聞此事後還特地回了他一封信,「他說你做得不錯,你讓這些西方人懂得中國人不是一無是處的。我看了以後,心裏頭很有感觸,覺得這個時候,人能爭口氣是最重要的。」
1981年11月,鍾南山結束了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涯。這兩年間他可謂是碩果累累,總共完成了七篇學術論文,在呼吸系統疾病研究領域取得了六項重要成果。愛丁堡皇家醫院向他伸出了橄欖枝,但鍾南山毫不猶豫地謝絕邀約,踏上了回國的旅程。
李蘭娟的拚命,以及放棄代課教師選擇做赤腳醫生的行為,也曾讓周圍的人都看不懂。「他們說你這個人有毛病的,我說我沒毛病,我是想學習,想學醫學知識。農村缺醫少葯,需要有人為大家的健康去提供服務。」她說。後來,從最初的人工肝開拓者,到首次揭示感染微生態學理論,李蘭娟開創了中國醫學界感染學領域的許多「第一」,並成長為國內唯一的感染病學科女院士。而如今,73歲的她仍然在拚命。

圖說:李蘭娟在節目中
共和國英雄的人生剖面
兩位院士,一位年逾古稀,一位已是耄耋,面對公共衛生的一場場硬仗,卻總是一次次衝鋒陷陣,因為專業,也因為英勇,他們被譽為共和國的英雄。
什麼是英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公眾期待更了解英雄為什麼能成為英雄。《可凡傾聽》能採訪到不停奔走、甚至一天要飛三個城市的兩位院士,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甚至有觀眾將之譽為近期國內訪談節目的「王炸」。
只是,曹可凡不這麼想。他自己也是學醫出身,所以今年一直在高度關注疫情的發展,《可凡傾聽》已經做了四檔疫情相關醫者的訪談。「疫情嚴重時,我們請了瑞金醫院的瞿介明教授以及感染科主任謝青教授,但他們純粹是談疫情防控,是以專家的身份;後來做了張文宏教授,則是疫情和個人都談一些。」他告訴記者,到這兩期做兩位院士,他想找到大家比較少切入的角度,純粹想聊他們的人生,「疫情他們談得很多了,我想了解他們醫者擔當、敢醫敢言背後,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那種風骨的『因』。」
在上海第二醫科大學(今交大醫學院) 讀研究生時,曹可凡的導師是校長王一飛。而王一飛是鍾南山北京醫學院的校友,當年留學英國時的同一組留學生。「訪談前,我跟鍾院士已經接觸過幾次,比如一起做中國醫師公益大會的主持人,我一直沒好意思跟他講這層淵源,但心理上,我對他就特別有親近感,」他說,「加上他不苟言笑的樣子、說話的方式,跟我們父輩這代知識分子的風骨特別相像,我覺得不陌生,所以我覺得他們的人生當中,一定是有幾個片段對他來說,影響是比較重要的。」
曹可凡還談及了採訪兩位院士的幕後趣事。和院士的對外形象高度一致的是——儘管很熟悉了,但鍾南山對待訪談,一如對待醫學問題,「非常嚴謹,他要先看採訪提綱,了解採訪意圖」;而李蘭娟則非常隨意,「愛怎麼問就怎麼問,當然我們也聊得非常好」。相比於一般的明星偶像,鍾南山、李蘭娟這兩個「全民偶像」要忙得多,也難約訪得多,「鍾南山、李蘭娟,能成為全民偶像,跟大部分明星偶像是不一樣的——大部分明星的成功是偶發現象,而像鍾南山,84歲的老人能成為所謂的『網紅』,絕非偶然。年輕人要追捧這樣的偶像對吧?我覺得他們成為偶像,才是給社會樹立了一個特別好的風氣。」(新民晚報首席記者 孫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