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女人都為他流過淚」的姚謙，為什麼不願再寫情歌了？

封面新聞記者 張路延

姚謙從未失去他的好奇心。

11月26日，在方所成都店「生活是一首歌」講座上，他重複最多的一個詞語，是「好奇心」，在接受封面新聞記者專訪時，這個詞語依然保持了高頻率，粗略一算，整整提到了十次，每一次提起，都攜帶着不同的人和事，它們構成了他的過去、現在還有未來。

香港有林夕，台灣有姚謙。他最為人所熟知的身份，莫過於金牌詞人的封號，張小燕盛讚他「最懂女人心」，女歌手唱他的歌走紅，女人們聽他的歌共情。

然而，光陰行走間，他卻漸漸停下了寫情歌的步伐：我已經56歲了，還喬裝28歲，我自己都覺得有點矯情，我情願面對自己的年齡，寫56歲該有的困惑。

我無法再喬裝28歲

作為一個專屬的符號，寫歌，漸漸遠離了姚謙，這是他做出的選擇。

「我已經56歲了，還喬裝28歲，寫28歲的情感，我自己都覺得有點矯情，比如《味道》《我願意》那樣的歌，當時屬於有感而發，如今，大眾對我抱有的期待仍然是那樣的歌，我也喬裝寫過幾次，感覺不舒服、不誠實，這樣的逆生長書寫，讓我很倦怠，有點抗拒。」

在姚謙看來，已過天命之年的自己，再書寫二十幾歲的感情，頗為不合時宜。他回憶起一種現象，在某些場合，他碰到曾經當紅的明星，穿着打扮，仍然是當紅時的模樣，自己不覺得，其實，他人已經覺得不合適。

「作為一個創作者，寫作這個東西必須是有感而發的，你要先自己相信，才可能讓別人相信，相比寫歌詞，如今我更願意寫文章，它更多是自我抒發，而不是回應他人對我抱有的期待，我情願面對自己的年齡，寫56歲該有的困惑。」

雖然歌詞寫的少了，但從未意味着停止，姚謙說，如果有刺激到他的，讓他燃起好奇心的，他仍然願意嘗試。

「我最近有跟陳粒、黃綺珊寫歌，黃綺珊是第一次合作，她的新歌《Safari》，用搖滾方式詮釋獨立，我覺得很有趣，願意去嘗試，陳粒也是，她不過是一個20來歲的女孩子，但非常特別，音樂上有自己的東西。」

好奇心於他，並不只是在今天才為必需品，作為點亮他的方式，它貫穿了他的始終。在他的回憶里，他有個獨特的綽號，叫做Mr Why。

「我剛做唱片的時候，有次去香港出差幾天，後來我老闆說，對方跟他吐槽，說那個姚謙，應該叫Mr Why，每天都會問他幾百次為什麼，我當時意識不到自己問那麼多為什麼，也不懂發問的原因，現在懂了，是因為我好奇。」

在他看來，好奇心能讓人打開，自我延伸。

「有次和蔡健雅做專輯，她已經有了一種固化印象，並且認可度很高，突然出了一張電子唱片，其實對樂迷來講，不一定聽得慣，但我覺得對她個人來說很好，她又伸展了一次，對這個世界保有好奇和熱情，不斷打開自己的能量時，是一個人最好的階段。」

而在最初，好奇心則讓他從外界獲得滋養。

他說，之所以能「最懂女人心」，是因為喜歡聽故事。「我常說笑，男生要聽女生話，我是靠女人發財的，我願意聽她們傾訴，那些觸動我的故事，我就拿來寫歌詞。」

當時的姚謙，還處於寫情歌能觸動自己的時期，王菲一首《我願意》，就源自他看八卦雜誌的靈感。

「有次，我搭飛機，翻到八卦雜誌上一組照片，他們拍到了王菲一早出門，在衚衕里倒痰盂上公廁的照片，那樣一個女明星，卻甘願做這樣的事情，我看了很感動，我願意為你，忘記我姓名，第一句歌詞就冒了出來。」

寫作讓我不再重複昨天的自己

如果不是因緣際會，第一個拿到的是唱片公司錄取通知，現在的姚謙，也許前綴或標籤，會變為電影業或出版社。

他說，自打有記憶開始，他就愛看書。小時候，台灣有個兒童雜誌，叫《國語日報》，他很愛看，但父母薪水有限，只能斷斷續續地訂閱：

「每次停之前，爸媽就會跟我說，下個月沒有了，我們有錢了再訂。有一天，當時正好停訂了，送報員從家門口路過，我看着他，他停下來，把手術的報紙遞給我看，我趕快拿着報紙，飛快地看完，再趕緊還給他。」

他說起自己的少年時代，每當考試考得好，父母都會獎勵給他故事書，他自己看不夠的，再管同學借，一來二往，看了很多書，也播下了文藝的種子。寫作文，一直是他的強項，後來，慢慢長大，在雜誌上投稿發表，徵文比賽也能拿獎。

雖然一直情牽文藝，但在他的履歷里，喜好與現實衝突，曾一度划下頓號。

大學畢業後，因為務實的關係，他第一份工作是汽車公司展示員，自己並不喜歡，因為職業的特殊性，生活並不規律，身體也出了問題，就回家修養了半年。期間，他一個人去徒步，從台南走到台東，重複思考一個問題：

我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細想後，他清楚了自己的答案，想做的三個行業，分別是：出版、音樂、電影，於是付諸行動，為了應聘成功，還搬到了台北。後來，拿到的第一個offer，來自海麗唱片，「如果第一個是電影公司或出版社，我應該就在那裡了，我是那種有耐心的人，可以在一個行業熬十年。」

這一呆，就是二十年。

這二十年的音樂行業里，有起落，有浮沉，但無疑都有他濃墨重彩的一筆。在自覺年齡和創作不合時宜，寫歌無法點燃他好奇心時，他選擇了逐漸淡去，並找到了另一個出口：寫作。

「我特別感謝當時找我寫專欄的人，寫作讓我重新了解自己，到了一定年齡之後，寫以前類型的歌詞，不再能刺激到我，我不想再重複昨天的自己，我想要面對我當前這個年紀的困惑，並把它記錄下來。」

在他看來，相比寫歌而言，寫作給予他不同的表達：

「它們有相同的地方，都是記述，一件發生過的事情，它本來是一個主觀感受，但有了記述這個形式，就已經有了旁觀感受。寫作和寫歌的不同在於文體，歌詞是有限定的，它的表達也是，寫作則相對更自由，它讓我有更多的角度，表達我眼中的世界。」

同樣是寫作，他也有屬於姚謙的獨特之處，比如書寫，相比鍵盤的迅速敲打成字，他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書寫習慣，是喜歡手寫輸入法，即便抱着iPad，也是用手指一點點寫出文字。

「手寫，會讓我更慢一點，我發現，快和慢不一樣，快是當下的迅速反應，慢有一個停頓，多了一個琢磨、思考的過程，對我來說，慢一點正合適，我一邊寫東西，一邊停頓，不停檢查，不停回頭看。」

相較於手寫的停頓，寫歌的停頓，也讓他有了更多思考，在寫作這個過程中，他和寫歌這個備受矚目的標籤，也在逐漸和解。

「我剛開始寫作時，有點抵觸寫歌詞那個姚謙，我希望自己有一個新的過程，不要總是和寫歌綁在一起，我剛開始出書時也是，出版社問我，能不能找一些歌手推薦，我知道他們會願意幫忙，但我比較抗拒。」

後來，在寫作中，他逐漸意識到寫作和寫歌的共鳴，有時在書寫某些文章時，他發現給予自己的感受，和寫歌時很相似，「它們都是我抒發情感的方式，無論寫歌還是寫作，都是一種自我表達，不能割裂開來。」

同時，他還察覺到了抵觸的深意，可能源自內心的害怕，不願被固有標籤所束縛。於是，他乾脆直面這種害怕，在前五本書與音樂幾無關聯時，第六本書，乾脆用《如果這可以是首歌》當了名字。

「今年，我才意識到，我之所以抗拒它，是因為我害怕它，寫歌這個經歷，曾經給我帶來很多肯定，在某種程度上，也許我是害怕失去，我清楚後，反而覺得很安心，那我就去面對你，接受你和我的關聯，直面以後，也可以更自如地繼續談論音樂了。」

忠於自己的存在感

姚謙說，他是一個可以為了好奇心付出代價的人。

11月中旬，他在紐約，正好趕上音樂劇《漢密爾頓》(Hamilton)演出，用嘻哈的手法講述歷史故事，很有意思，但早已沒票，他想了各種辦法，連黃牛票都沒買到，只有開場時，提前一個半小時去等，看有沒有人退票，結果還是沒有，後來開放了兩張站票，他足足站了四個小時，依然覺得很值：

我曬出來時，別人都說「呀！你怎麼買到票的？！」我還炫耀，只花了50美元，站票便宜得多。

正如聽音樂劇一樣，他同樣着迷於其他藝術門類，比如收藏。如果說寫歌、寫作是他輸出的方式，收藏、旅行，則是他汲取營養的方式。

很早，他就開始收藏藝術品，並且在他人看來，成績斐然，「我對這個東西好奇，就會想去深入了解它，如果觸動到了我，就會想着收一件，後來這些紅了、升值了，別人覺得你收藏很成功，其實最初只是好奇。」

在他看來，書寫更多是面對自己，而藝術則是一個對照物，通過他人的視角，去看待這個世界、這個時代，以及他們的思考。

他有一個藏品，在自家院子里，是英國雕塑家Antony Gormley 雕塑，是一個頭着地、腳跟朝天的人像，他自嘲花了半生積蓄買，還得為它每年寫歌：濕氣重，人像會生鏽，每年都要請專業修復師清理，為了維護它，每年得寫三首歌。

如果說收藏是相對靜態的形式，旅行則更為動態，在他的計劃里，近年來，每年都會做兩次長時間旅行，並且旅途的地點，都是從未有過的嘗試，比如去南極、去乞力馬扎羅山，以及明年計划出行的印度：

人是有安全範圍的，你陷在舒適圈裡，人就習慣了，沒有好奇心了，相當於靜止了。一旦你打破了，你的生命就得到了延長，因為好奇的緣故，我嘗試很多新東西，常常有多活了幾輩子的感覺。

他說起去非洲，攀登乞力馬扎羅山的經歷：

我很好奇，為什麼攀登會是一種很堅韌的行為？那我去嘗試，去攀登非洲最高峰，其實，我當時高反很嚴重，頭非常疼，整個人很痛苦，基本是哭着爬到山頂的，但那次經歷，也讓我體會到了為何堅韌的緣故。

相比以前住酒店，如今跑到很多地方，他還嘗試住民宿，往往別人認不出他來，他也不說，覺得有一種看世界、看他人的方式，很有趣：

人常常說存在感，那是讓別人看到自己，其實忽略了自己看自己，我覺得存在感可以是忠於自己的，你的好奇心，讓你嘗試各種東西，而這個過程，是不懂自我確認的過程。